銀幕亮起，樓道里一個佝僂瘦削的背影，扭曲的手指攙扶著欄杆，一瘸一拐地挪上臺階。在陽光燦爛的天台，他卻一筆一畫在本子上寫下兩個字——“遺囑”。
這是電影《小小的我》的第一場戲。腦癱患者劉春和，在無盡的日常裡與行動不便的身體共處，在高樓林立的城市間，他找不到自己存在的意義。
儘管都知道是易烊千璽飾演，但鏡頭對準劉春和正臉的時候，還是有不少人發出了小聲的驚呼。完全認不出。演員易烊千璽將自己變成了劉春和，看著看著，會“完全忘記他的名字”。
在這個冬天，很多人重新瞭解腦癱患者這個特殊又普遍的群體。也再次意識到，在演員易烊千璽的身上，蘊藏著怎樣巨大的能量。
雕塑是易烊千璽持續了很多年的愛好，他甚至把一個小小的燒窯蓋在了房子裡：“有一些時候，我覺得積攢和吸收的東西憋在身體裡出不來。我其實每次捏泥巴、畫畫和寫那些‘破爛’字的時候，基本就是憋得不行的時候，我真的得下手了。”
表演也是對內在積累的收與放。好演員應該像一塊泥巴，能精準呈現出角色的模樣。開始可以憑藉直覺，但後續想要精進，就需要更多技巧性的東西。
之前《少年的你》《送你一朵小紅花》，還可以說一定程度上保留了易烊千璽的本色，藉助了他敏銳的直覺，但到《小小的我》，明顯可以看到他在技術上的進步成熟，更加遊刃有餘。
還原腦癱患者的肢體狀態，是表演的一大難度所在。不論是走路的步調姿勢、說話的發音方式，還是眼皮的眨動頻率、進食的咀嚼速度，都要求對每一塊肌肉做精準控制。
這樣的形體狀態完全是反習慣反生理的，易烊千璽卻需要把它練成一種日常。為此，他把自己關在劉春和的房間，對著鏡子一遍遍捕捉，調整每個細枝末節，去尋找那種“看上去緊張，實際上放鬆”的狀態，直到他完全放棄自己過去的表演經驗，甚至放棄自己，由內而外地徹底成為劉春和。
殺青後，劉春和是易烊千璽肌肉記憶儲存時間最長的一個角色。半年多的時間裡，他的拇指還是習慣性向內扣著，偶爾會控制不了地扭著脖子腦袋跟別人說話。
但“形似”只是第一層難關。更難的是，在對形體高密度、高強度控制的同時，去演繹劉春和內在的情感變化。
操控形體需要理性支配，注入情感又需要感性的參與。而演繹劉春和這個角色，需要把握住理性與感性的微妙平衡。如何在表演出面部癱瘓的同時呈現喜怒哀樂，如何在情緒爆發的瞬間又保證形體不能走樣，非常難。
儘管身體殘缺，但他的靈魂、他的思想與任何人無異，甚至更燦爛。易烊千璽要從那些變形移位的五官、肢體中，流淌出動人的情緒，將一個“非常態”的人物與與銀幕外“常態”的觀眾連線、產生同頻共振，這才是最大的挑戰。
易烊千璽和電影原型之一龔蘇
片中的高光戲有好幾場，咖啡廳報菜名、公園拼打鼓、跟媽媽吵架等等。但公認表演難度最高的還是“劉春和吞嚥牛軋糖自殺”。
糖，象徵著甜蜜，原本是他送給媽媽的禮物。用糖來自殺，選擇以憋到窒息的痛苦方式結束生命，近似一種自我凌遲，帶著對生命的怨恨。劉春和陷入極度絕望，易烊千璽也把自己逼到了極限。
隨著嘴裡的糖越來越多，氣管被堵塞得無法呼吸，劉春和的臉越漲越紅直至變得黑紫，雙眼充血不停地流淚，脖頸上青筋全部暴起，幾度出現嘔吐反射，但身體的自救反應又被他硬生生抑制住反而塞得更用力。這是一種決絕的求死，甚至能戰勝生理本能。
“和角色兩心合一，互換靈魂”，導演楊荔鈉如此評價道。
吞糖戲份拍攝現場
早在《小小的我》上映前，就出現過部分揶揄的聲音，認為這樣的題材是在“預製”影帝。
其實看過這一場戲，就會知道像“預製”這種說法站不住腳，這是從電影如今的成功而倒推回去的“馬後炮”，但事實上任何藝術作品的創作過程中，“上帝視角”並不存在。
所謂“預製”，是不存在選擇、沒有任何發揮空間的標準化生產，是不管是誰來，只要微波爐加熱就能保證口味和質量上一模一樣。
但創作不是演算法，“預製”本身就是藝術創作的反義詞。人的狀態是千變萬化的，演員在每一場戲裡拍的每一條片子都會有細微差異，更不用說整個劇組團隊數月間的協調，現場每時每刻都會出現不確定因素。
從創作到演繹，這部電影並非想象中的討巧和順利。相反，它對團隊中的每個人都是一次不小的挑戰。
像咖啡店報菜名、牛軋糖表演，其中都有易烊千璽的即興發揮。劇組拍攝不是簡單地把文字變為影像，而是一種持續變化的共創。相同的題材，別說換一組主創效果會天差地別，就算是同班人馬今天與明天也會有所不同。
在上課這場戲中，鏡頭記錄了孩子們的真實反應
其實可以理解觀眾對一些創作規律存在審美疲勞，可仔細想想，什麼是完全沒有預備的作品和表演？那可能只有港片時代的“飛紙仔”，每天臨開拍才定劇本，演員臨場發揮，質量全看運氣。
特定型別的角色更容易出戲。丹尼爾·戴·劉易斯憑藉《我的左腳》、埃迪·雷德梅恩憑藉《萬物理論》，先後拿到了奧斯卡影帝。角色成就了演員，這是觀眾看到的結果，但大前提是演員要有能力先去成就角色，這是一種雙向的共贏。
而現在所謂的“預製”，完全是一種本末倒置。某種程度上，我們的輿論區也正在面臨一種立場先行的“預製批判”，這也無疑令一群人的努力成果就此被模糊化、娛樂化。
但電影創作並非理所應當的結果。《小小的我》會選擇易烊千璽，是基於對他過去作品的判斷，存在一定偶然，整個團隊之間彼此信任、相互協作，才把無數種偶然共同推向了一種必然。
易烊千璽曾在採訪中說過：“看到各種各樣的資訊後，能具體看到每一個人，每一個人都漸漸變得具象起來，讓我覺得與他們拉近了一點距離，那種距離還挺溫暖的。但這種距離又沒有那麼敞開，還有保留的部分。”
從影以來，易烊千璽出演的角色並不算多，但每一個都是“具體的人”，有著獨特的個性和成長過程。
以歷史人物李泌為原型的、《長安十二時辰》中的靖安司丞李必，少年老成，清高孤傲但又忠義堅定，頗具文人風骨。《少年的你》中的混混小北，生活在城市的陰溝裡，但踩不倒壓不斷，像泥濘中不顧一切野蠻生長的雜草。
到《送你一朵小紅花》的韋一航，不再是小北誓死跟世界決鬥的意志，他悲觀、敏感，像一隻洩氣的皮球軟趴趴地癱在地上，等待命運裡隨時可能到來的、捲走一切的狂風。
而《奇蹟·笨小孩》的哥哥景浩，不是小北的叛逆，也不是韋一航的厭世，他那麼昂揚那麼積極地投入世界，為了妹妹為了朋友奔波在充滿創業機遇的深圳華強北。
《奇蹟·笨小孩》景浩
因為接連在幾部現實題材中表現出色，也有一種聲音說易烊千璽“只演小人物”。但到底怎麼樣的人物算“小”呢？
羅伯特·麥基在《人物：文字、舞臺、銀幕角色與卡司設計的藝術》中分了多種人物，多維人物、極端人物、複雜人物、象徵人物……但就是沒有“小人物”。
還是說身份卑微、市井凡人就屬於“小人物”？但那不就是生活中的絕大多數。
所以以大小分人物本身就是不合理、充滿歧義的。那些宏大敘事、英雄史詩的作品，象徵著某種意識形態、價值觀念的所謂的“大人物”，或許更合適的說法是“抽象人物”，這類角色在文學史、影史上佔據了相當大的篇幅。
像易烊千璽在《長津湖》裡飾演的伍萬里，其實就更偏“抽象人物”一些，他濃縮著古往今來無數年輕士兵的影子，也承載著更加宏大的歷史敘事和家國情懷。
《長津湖》伍萬里
而小北、韋一航、景浩，包括這次的劉春和，則是聚焦於個體，並透過個體生活反映某個特定人群、時代切片的“具體人物”，這也同樣是藝術作品一直以來共通的主題。
少年犯、癌症病人、華強北創業人、腦癱患者，他們單拎出來確實有一定的特殊性，但這些分散的群體拼湊起來，便是眾生相，是現實生活的浮世繪。
所謂的“小人物”處境，不是與身俱來、一成不變的身份界定，而是一種陷入泥濘的時刻。而這種在泥濘中掙扎的情緒情感又是具有普遍性的。
這也是為什麼，普通觀眾一樣能從這些角色身上中看到自己。劉春和渴望的愛、尊嚴、平等，是每一個生如苔花的普通人，心之所向。而劉春和承受的不被理解、不被看見，也是我們在人生這場漫漫征途中，時常面臨的落魄和掙扎。這是每個人能共享共鳴的深層連線。
易烊千璽的置頂微博，是他在2021年自制的一支vlog，名為“無聊一天，出門走走”。
天氣晴朗，陽光明媚，閒來無事的易烊千璽戴著一副黑色泳鏡，拿著DV上街溜達。他隨手拍下路邊的街景，保安大哥、公共廁所、小廣告高壓沖刷車、“腳氣王”、在長椅上睡覺的人、吹喇叭的大爺……3分多鐘的短片，不長不短，透著股奇異又生動的煙火氣。
那時他剛結束閉關半年的《長津湖》的拍攝，難得地擁有了一些可以停下來喘口氣的空隙。這是他心中完美的一天——和“自己”這個最好的朋友待著，悠閒地、沒有目的地亂逛。
“無聊一天，出門走走”
影視作品、公共演出之外，我們其實很少見到易烊千璽。在喧囂的娛樂圈，他既是站在流量浪尖上的人，一舉一動都備受關注，但工作之外他又像個隱居的人，自己去爬山，或是窩在家裡做雕塑、看書看電影，跟吵吵鬧鬧的世界保持距離。
很多跟易烊千璽合作或接觸過的人，都曾評價他“身上有種跟年齡不符的成熟”。看他近些年的採訪，都是淡淡的，不大流露情緒，保持著一種禮貌的疏離，但回答問題時又很真誠真實，從來沒有千篇一律的套話、官方說辭。好像清澈得能讓你讀懂，又好像深邃得讓你讀不懂。
從5歲起，易烊千璽的生活就被數不盡的課外興趣班填滿，舞蹈、鋼琴、聲樂、書法、架子鼓……秉持著應學盡學的態度，媽媽給他報了不下10種課程。
生活從那時開始高速運轉，分秒必爭。當他慢慢長大，嘗試作為偶像出道，課程學習和才藝學習的壓力同時壓在少年的肩上，生活的節奏只增不減。再後來，年少成名、火遍全國，易烊千璽飛馳在屬於自己的星光大道上。
才二十歲出頭，易烊千璽已經經歷了數倍於常人的生活，身上積聚了非常多的能量。
易烊千璽
但這其實是一個有些危險的事情。有過太多太多年少成名的人因為難以承載這股能量，被壓垮、被放逐。但易烊千璽，我並不清楚他是如何做到的，很好地控制住了那些 “積攢和吸收的東西”，收放自如地維持住力平衡。
這或許也跟他敏感、柔軟的性格有關。敏感，所以他能感知更多；柔軟，所以能吸收更多。但更重要的是堅韌，能夠承受住力，經得起錘鍊，建立起穩固的自我。
這些或先天或後天的特質，理性分析、感性共情，運用到表演上，促成了一名好演員的品格，對戲中人物進行充分感知，大量積累爆發性釋放，又不會受限於角色，能保留自己的特質與風格。
他可以有技巧地成為任何人，但又永遠不會丟失自己。
易烊千璽
前面也有說過，為了飾演劉春和這個角色，易烊千璽做了功課，整日整夜讓自己沉浸在角色之中。他充分吸收那些能夠讓他成為“劉春和”的養分，積累足夠多，才能在表演時有的放矢、遊刃有餘。
但他並不對此聲張，只有一笑而過的“我天天崩潰”。或許是因為這麼多年，高強度積累對他而言早已經成為一種習慣、一種職業素養，甚至是樂在其中的事情。
他更在意的是能否精確地釋放，所以在覆盤時，他下意識的反應，不是“這場戲有多折磨有多難”，而是“還是不夠精準，臉上的肌肉、眼睛的頻率，可以做得更好”。
在《小小的我》結尾，劉春和開車帶著外婆，來到了陽光燦爛的河岸邊，在彼此推心置腹的交談中，觀眾心中明瞭，婆孫二人，將來都去去往更加明媚耀眼的人生新階段。
揮手告別“劉春和”之後，24歲的易烊千璽也握緊了手裡的方向盤，重新出發。
他知道，等到再次露面時，能夠超越易烊千璽的，也只有易烊千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