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屆上海國際電影節
「導筒」特別報道
2025年第27屆上海國際電影節近期進行，「導筒directube」陸續釋出相關特別報道。
“臥室內，意外死亡的父親的遺體尚且整齊地在床上擺放著，臥室外的餐廳裡，瑪麗亞姆、努拉姐妹倆人已經開始在空白的支票上偽造出父親的簽名，她們要在銀行知曉父親的死訊之前，划走賬戶上的存款。”
在電影《父親的遺產》的開頭，這對姐妹開展了場西亞社會背景下的“末路狂花”，對映的是巴勒斯坦當地古老的法律條例——伊斯蘭繼承法，即“子得兩份，女得一份”的繼承法律，也就是說在電影中，瑪麗亞姆和妹妹努拉兩個人各繼承父親遺產的四分之一，而早年移居美國未曾對癱瘓父親進行任何贍養義務的兄長卻可以直接繼承父親的一半遺產，不公平的法律條文和讓人焦頭爛額的現實生活使得姐妹二人心緒難平，走上了偽造支票騙回遺產的道路。
妹妹努拉是這個傳統宗教家庭中最出格的叛逆者，染髮、說話直接、用詞大膽、戀愛關係更迭頻繁，完全違背家庭對女兒這一角色的預期，而這個試圖掙脫一切束縛的人，卻一定程度的被“朝七晚黑”高強度剝削性工作，以及與癱瘓的父親同居從而預設的照看義務鎖死在了家庭和社會的雙重生產線上。母親早亡，姐姐在成年後飛快的用結婚“逃離”原生家庭，哥哥在享有家庭資源傾斜的同時，有意識的拒絕了一切對於家庭的反哺行為，使得這個家裡最小的孩子用叛逆、不靠譜的形象塑造無所謂、混不吝的保護殼。在父親死後，努拉率先堅定地、極具行動力地提出並推動了“簽署假支票侵吞部分遺產”的計劃，她相信或許錢不能解決一切問題，但至少會讓現在糟糕的局面有所緩解，這場預謀犯罪更像積壓的對社會制度不公的憤怒與“索賠”。
姐姐瑪麗亞姆則全然相反，她的生活可以說是社會認知中典型的中產家庭生活範例，住高檔公寓、開越野轎車、上私立學校的孩子、在外工作的老公和家庭主婦的她。然而光鮮外表下的是真實生活的一團亂麻，貸款房車造就的巨大經濟壓力，時不時在婚姻關係中冷漠且時不時“開小差”的丈夫，逃學、偷車、夜不歸宿、離家出走的大兒子，年紀尚小時刻需要人監護的小兒子。她被壓縮為社會階層焦慮、女性經濟與家庭雙重困境與情感荒漠交織下而犯罪本身則被裹挾了她對未來生活可能轉向的微弱期望——從最初被動且心緒不寧地接受妹妹提議，最終蛻變為決絕主動的策劃與執行者。
故事的轉折在於她們完善了自己的心理建設來到銀行，銀行櫃員卻表示這筆錢數額比較大，她需要向賬戶本人致電確認，於是兩個精神弒父者要在她們身處的男權社會找到一個男性同盟偽裝父親，接通銀行的致電，於是我們看見了這部女性電影中的另一大議題：無處不在的“男性”。
瑪麗亞姆甚至將其丈夫劃歸為“最不可信之人”——他對女性的情感需求、對維持體面生活所需的繁重家務勞動價值的徹底漠視，以及在家庭內部溝通上的全然匱乏，都昭示著一種本質的不公。妻子在他眼中，僅僅是維繫中產家庭門面的工具與責任負擔，絕非平等伴侶。姐妹隨後求助叔父，然而在叔父的價值序列中，抽象的宗教道德律令（如不可說謊欺騙）被置於具體親人生存苦難之上。他以宗教衛道士的姿態進行譴責，粗暴地將姐妹的行為簡化為純粹的“不道德”，全然抹殺她們處境中複雜的倫理灰色地帶與求生的困境本質。離開叔父家後，兄長因發現妹妹在發現父親意外時的未接來電而回撥。情急之中，瑪麗亞姆以傾訴離婚意願為藉口轉移話題。兄長的回應精準映射了父權社會面對女性苦難時的典型“失語症”：其判斷高度物質化——僅關注可量化、顯性的物理損害，如身體暴力、言語辱罵、經濟供養之有無；同時，其對女性的精神需求、情感共鳴需求、人格尊重等內在痛苦徹底漠視，視其為無足輕重甚至不值一提。
努拉轉而求助於與之有染的情人。在此男性眼中，與努拉的關係是純粹的享樂與利益交換：他提供情慾刺激與潛在資源，努拉則提供青春與身體。當這段關係要求他承擔實質性風險（法律懲戒、社會聲譽受損）時，交易邏輯立即失效——他拒絕並非出於道德考量，而是基於風險評估下回報遠不匹配的功利計算。努拉在至暗時刻向他求助，暴露了她潛意識中對這段關係仍存一絲庇護的幻想。情人的冷漠拒絕則徹底粉碎了這幻想的泡沫，證明此種關係無法提供任何真正的支援或庇護，只會產生更大的消耗。這深刻揭示了男權社會中部分男性對女性的工具性利用本質——女性是用於調劑生活、滿足情慾與征服欲的“消費品”，而非值得尊重和擔當的平等個體。她們無法在社會規則內獲得公正，無法在婚姻與情感中獲得價值與認同，無法在宗教與道德框架內獲得理解與援助，她們無法在親情關係中獲得實質性的支援。這社會、宗教、親情、愛情四面無形之牆同時合圍，徹底封堵了所有合理化的出路，規則、婚姻、親緣、愛情無一可靠，性別才是“第一性”的天然的同盟。
在父親發生意外之前，姐姐瑪麗亞姆建立了獨立家庭單元，妹妹努拉則在反叛與生存掙扎中獨居。她們的生活軌跡、價值觀念與關注焦點嚴重疏離。“節假日爭吵”成為常態——溝通匱乏、積怨未解、彼此隔閡催生出無效的情感宣洩。父親的死亡則作為壓倒性的共同災難與驚天秘密將二人驟然捆綁：面對父親的遺體、執行偽造計劃、緊迫的時間壓力及高企的犯罪風險，迫使她們在48小時內緊密捆綁，無處遁逃。
在這極端高壓的“密室”環境中，所有精心維持的日常偽裝悉數崩塌：瑪麗亞姆的“體面”瓦解殆盡，被迫撕下偽裝，向妹妹袒露婚姻瀕臨破產、經濟全面崩潰、親子關係失控、內心極度恐慌的真相，赤裸展現了一個被榨乾、被背叛、瀕臨崩潰的主婦內裡；努拉竭力維持的“強悍”與“玩世不恭”外殼同樣碎裂，她不得不承認高強度剝削性工作的壓榨本質、與有婦之夫關係的危險與空虛、照顧父親的心有餘而力不足、內心的脆弱與極度匱乏感，以及對兄姐根深蒂固的委屈與怨恨，在姐姐面前暴露出荊棘之下那傷痕累累的真我。這種在常態下不可想象的、毫無保留的崩潰展示，意外地促成了她們之間多年未能實現的深度溝通。她們第一次跳出了“體面主婦”與“叛逆小妹”的刻板標籤，看見了對方在各自生存枷鎖中奮力掙扎、遍體鱗傷的真實個體。這份誕生於罪與罰臨界點上的血脈相連的復甦，正是女性共同困境催生出詭異聯結後的“精神弒父”。
她們最終的就解決問題的契機卻源於一個極具諷刺意味的偶然發現：瑪麗亞姆意外發現大兒子竟長期利用變聲器偽裝成“父親”聲音為之請假！姐妹此前殫精竭慮四處尋找男性模仿父權之聲卻徒勞無功，渾然不覺科技的發展
然而真正的破局點並非寄託於男性特權者的施恩或倒戈亦或是科技的卓越發展，而在於倚仗體制內部、同樣承受著壓迫但尚存一絲能動性與同理心的個體——一位女性櫃員——並巧妙捕捉與利用了規則執行過程中，基於共情、理解而可能產生的細微訊號縫隙與彈性空間，聽到姐姐表達的“我父親希望她的兩位女兒能繼承他的財產”時的感同身受，從而實現了微妙的扭轉。恰恰是這位櫃員作為女性身份的深層經驗，讓她對姐妹的絕境產生了超越刻板程式的理解與感同身受。在那一刻，她選擇在理解和守護那份已然僵化但本應承載著父女親情的權利（時，行使了規則本應排斥的“仁慈”。這一行為本身，構成了一種對抽象、冰冷“形式天理”的微妙悖逆，為在制度縫隙中求生的個體留存了一抹“溫暖人慾”的微光——在某種程度上，這行為既隱晦地尊重了形式正義的存在，又在具體情境下尊重並曲折實現了更具現實關懷的“事實正義”。
縱觀全片，宏大的戰爭背景被導演刻意推至遠景，成為模糊的佈景板：疲憊不堪的主婦、激烈爭吵的姐妹、無法動彈的癱瘓父親、名存實亡的婚姻、行為出格的少年……影片的核心視線牢牢鎖定在這些瑣碎卻直逼生存極限的日常掙扎上。如同影片中的姐妹深陷家庭內部崩塌的泥沼，觀眾也幾乎被這具體而殘酷的“生存之戰”攫取所有注意力，無暇過多旁顧窗外更大的硝煙。
這種敘事策略本身即構成一種無聲而深刻的控訴：在巴勒斯坦持續的暴力衝突陰影下，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已然是一場關於尊嚴與生存的隱秘戰爭。僅有電視裡模糊不清的戰報片段、影片中段忽然出現的青年遊行等碎片化資訊，如同背景噪音般偶爾閃現，卻總是被前景中更加尖銳緊迫的家庭矛盾輕易遮蔽。最具顛覆性的一刻發生在電影尾聲：姨母努拉以“過來人”姿態猜測其大外甥夜不歸宿的目的無非是“泡妞、派對、瞎混”，然而真相卻如精神震撼彈般擊碎了所有人的預設：少年平靜吐露“我去參加反對以色列的遊行了”。此言一齣，瞬間重塑其形象內涵：他的叛逆並非沉溺於低階的個人享樂，而是投身於關乎民族尊嚴與存續的集體抗爭之中，“問題少年”的標籤立時被置換為具有公共意識與深沉家國情懷的覺醒青年形象。
當少年那句“我去參加反對以色列的遊行了”在瑣碎紛爭中驟然響起，個體生存的掙扎與民族的集體創傷完成交匯，瑣碎的日常碎片與宏大的硝煙背景瞬間凝結為一個無法分割的痛苦整體——它道出了一個殘酷的真相：在被長久衝突撕裂的土地上，無人可以真正逃脫其巨大的陰影。
影片以女性個體在家庭圍城中的殊死突圍為稜鏡，折射出這片土地無處安放的壓抑、扭曲的結構性不公以及尋求出路卻屢屢碰壁的集體性創傷。它最終超越了個案敘事，成為了對整個沉痾困境的深切叩問：當女性在父權與世俗的夾縫中求生如同涉險，當少年尚未真正成年便被拋入對抗硝煙的洪流，當日常生活的每一絲縫隙都被生存的焦灼與身份的糾葛所填滿，和平便不僅僅是一個遙遠的地緣政治理想，更是滋養基本人性尊嚴、允諾個體生活可能性的最根本土壤。
這部聚焦於“房間裡的遺體”與“空頭支票”的電影，以其冰冷而滾燙的現實主義筆觸，向銀幕之外的世界發出了一個不容迴避的祈願：願那迫使少年拿起變聲器去戰鬥、迫使女性不得不靠欺詐與共謀求生的戰爭鐵幕早日消散；願這片傷痕累累的土地最終能癒合傷口，讓平凡的生命無需在硝煙與廢墟中爭奪尊嚴，而能在和平的廕庇下，於真正屬於“人”的、有希望的軌道上，找到屬於他們的、不被扭曲的出路。
文/邱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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