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這才猛然驚醒，中國是一個“無法分割”的對手

✪ 田方萌

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

【導讀】當地時間14日，在特朗普79歲生日當天華盛頓舉行了規模宏大的閱兵式。與此同時，因移民問題導致的抗議浪潮正從洛杉磯向全美快速蔓延，抗議者高喊口號反對美國政府政策，打砸搶燒頻頻上演。事實上，特朗普新政的負面效應已呈現“多點開花”之勢，其中，新科教政策作為核心議程，也引發了眾多高校的抗議。本文詳細剖析了美國當今科教政策的成因，以及特朗普式科教政策給美國自身帶來的挑戰。

本文指出，相比於世界上其他國家，美國形成了一套獨特的價值觀念，可稱為“美國例外論”：信奉“人人生而平等”的新型社會，更注重個人流動與自我實現，透過擴大機會之門而非收入再分配和提高社會福利的方式縮小階層差距。然而，“美國例外論”一直具有內在張力。在美國國內，非裔美國人遭受的系統性歧視與隔離，始終是“美國例外論”最刺眼的悖論。二戰後，以“肯定性行動”為代表的矯正措施，試圖彌合種族間的機會鴻溝，卻因涉及結果平等和種族配額而不斷引發“逆向歧視”的爭議，最終成為特朗普向“DEI行動”（Diversity, Equity, Inclusion，多元、平等、包容），以及高等教育下手的導火索。從國際上來看，美國例外論帶來的外國移民損害了美國國內中下層白人男性的利益，最後構成了特朗普的穩固票倉。

與此同時，美國國內的經濟放任主義思潮開始抬頭，也影響到了美國的科教政策。在與矽谷政治力量合流後，新成立的政府效率部認為國家所屬的科研機構也存在“大政府”的弊病和症狀、效率低下，所以試圖推動聯邦機構“瘦身”，大幅削減國家科研機構（如國家衛生研究所、國家科學基金會）經費，重點轉向軍事科技、人工智慧等國防相關領域，迴歸冷戰時期的戰略導向。

美國的新科教政策給華人學者、留學生帶來了巨大影響。但“美國例外論”給美國吸引來的人才已經深度參與到美國的科技創新中，尤其是華人。中國高學歷移民佔美國科研力量重要比例（貢獻27%美國研究產出），並透過學術合作推動中美科技交流。當美國把中國視為最大競爭對手時，卻發現來自對手國家的人才已經遍佈其科研體系，這在美國曆史上還是從未有過的現象。開放社會的閉合傾向或損害美國長期競爭力。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5年第3期，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向大學開戰，

特朗普的

科教新政還能走多遠

特朗普再次當政後，在百日內急風暴雨般出臺了多項內政和外交政策。不僅美國的政界和商界震盪不已，一向被視為“象牙塔”的學術界也受到巨大沖擊。很多學者將特朗普的新政批評為“政治干預學術”，還有人認為這是一個“草臺班子”的瘋狂行動。然而，從圍繞“美國例外論”的長期視角來看，美國當前的亂局卻有著久遠的歷史根源，不能僅僅解讀為特朗普內閣的肆意妄為之舉。

▍“美國例外論”的威權式迴歸

已故的美國政治學家西蒙·李普塞特曾對“美國例外論”進行了深刻而詳盡的對比分析。在他看來，相比於世界上其他國家（特別是歐洲國家），美國建立在一套獨特的價值觀念之上，可稱為“美國信條”（the American Creed）。美國信條包括五大要素：自由、平等、個人主義、民粹主義與自由放任的經濟模式。信條中的“自由”是指那種不受政府幹預的消極自由；“平等”並不是指當代左翼主張的結果平等，而是強調個人機會與尊嚴的平等。

進入現代社會後，歐洲的封建體制雖然分崩離析，但重視社會等級的文化特徵仍然留存下來，歐洲人因而具有鮮明的階級意識。李普塞特指出，歐洲各國的左右翼政黨為了解決中下階層的社會問題，都樂於採取福利制度、公共住房和醫療保障等國家干預方式。與此對照，美國在創立之初就形成了一個信奉“人人生而平等”的新型社會，更注重個人流動與自我實現，透過擴大機會之門而非收入再分配和提高社會福利的方式縮小階層差距。

雖然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一改傳統價值觀，羅斯福政府不僅在規模上顯著增長，還出臺了多項福利政策和經濟計劃，但二戰以後的長期繁榮使國民迴歸了美國信條，將推行保守主義路線的里根政府選上臺。冷戰結束後，美國朝野都對未來充滿信心，試圖將美國信條作為“普世價值”傳播到世界各地，讓“例外”之國變為“示範”之國。然而，美國國內的資訊科技革命拉大了不同教育程度人口的收入差距，商品和資本的全球化使國內製造業轉移到了其他國家，來自拉美等地的大批移民更讓中下層白人勞工在經濟和文化上都感到威脅。這些因素累加性地導致了國內政治的兩極化，就美國信條產生了重大分歧。

美國例外論本身包含“民粹主義”的內容，美國的民粹主義在傳統上也偏向右翼，以中下層白人勞工為主體。奧巴馬政府透過提高稅收推行全民醫療改革和經濟刺激計劃，被共和黨人視為具有社會主義傾向的“社會工程”，也激起以“茶黨”為代表的右翼民粹主義者的反對。激烈挑戰自由派路線的特朗普得到了他們的追捧，並在2016年意外贏得總統選舉。

除了這一群眾基礎，特朗普在第二次競選前還與一批科技企業大亨結盟，以馬斯克和彼得·蒂爾為代表。兩人的政治理念帶有濃厚的自由意志主義色彩，他們痛恨美國官僚體系的盤根錯節和繁文縟節，推崇包含在美國例外論中的經濟放任主義。在這兩股勢力的加持下，特朗普上臺後試圖重塑行政體系與國會和司法部門的關係，讓美國以一種威權方式迴歸“例外”，其中最突出的行動就是成立政府效率部。在特朗普政府就任後的三個月內，馬斯克指導的政府效率部除了下猛藥為聯邦機構“瘦身”，還解聘了幾家國家科研機構的數百名員工，大幅削減了很多專案的研究經費。

二戰以前，美國聯邦政府介入科學事業的程度很低，研發工作主要由私人企業進行，直到研製原子彈時才開啟了國家組織的大型研究專案。1958年，受到蘇聯發射衛星的刺激，美國政府大幅提高了對科研活動的資助力度，主要用於冷戰時期的國防建設。政府資助對於基礎科學尤其重要，其中一些“大科學”專案往往僱用幾千人投入一項研究任務。如果能取得突破性成果，這些專案就會不斷強化美國在科技領域的霸主地位。

不過，“大科學”等政府專案必須由複雜的官僚體系管理，很難避免流程複雜、審批遲緩、間接成本過高等問題。其中一些計劃就因協調不暢和政治鬥爭流產，浪費了本可用於中小型專案的研究經費。對特朗普政府具有一定影響的彼得·蒂爾就指出，創新體系的國家化惡化了美國的科研環境。鑑於國家所屬的科研機構也存在“大政府”的弊病和症狀，政治效率部同樣縮減它們的業務規模。

特朗普政府聲稱，整改科研機構的行動目標在於提升資金使用效率、維護國家安全和增強經濟競爭力。根據2025年的年度預算草案，美國政府將重點支援軍事裝置、人工智慧、量子計算與核能利用等領域的研究，大幅削減國家衛生研究所、國家科學基金會和國家航空航天局等機構中用於醫療技術、環境保護、氣候變化和行星探索等方面的公共開支。這一科學政策將強化國防安全，削弱基礎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回歸冷戰時期美國的戰略導向。

假如國會透過特朗普政府的預算草案，這種快刀斬亂麻式的做法會節省一些可能被浪費的資金，卻不能對症下藥地解決教育和科研體制中的諸多問題，反倒會傷及不少正在進行的重要科學專案。

▍從“肯定性行動”到DEI運動

儘管美國信條常常被設想為一種普遍主義原則，讓所有來到美國的族群受惠，真實的歷史卻不是這樣的。非洲裔美國人的祖先並非自願來到美國，而是被成批販賣為奴，長期處於賤民階層。南北戰爭後的一個世紀，非洲裔美國人仍然遭受種族隔離和歧視的不公待遇，直到半個多世紀前的民權運動時期才獲得與白人同等的權利。正如李普塞特所言：“在美國曆史上，黑人遭受的對待始終是對美國信條最嚴重的背離。”他們構成了美國例外論最大的“例外”。

二戰以後，不僅非洲裔美國人開始組織起來捍衛自己的公民權益，處於冷戰時期的白人精英也認識到，要繼續將美國信條作為立國原則，就必須給予有色人種平等權利。民權運動在雙方共識下取得勝利，民權領袖也表示接受美國例外論的基本主張。例如，馬丁·路德·金在《我有一個夢想》的演講中這樣表達了他的願景：“……有一天，這個國家會站立起來，真正實現其信條的真諦。”可由於20世紀60年代的反歧視政策見效緩慢，美國社會政策的目標轉向了群體意義上的結果平等，並透過偏好性的優惠政策擴大少數族群的教育和就業權利，這就是常被誤譯為“平權法案”的“肯定性行動”（affirmative action）。

在肯定性行動實施後的二十多年裡，美國黑白兩大種族之間的學業成績差距明顯縮小。然而，20世紀90年代以後，非洲裔學生的平均成績一直低於其他種族，與白種同齡人的差距並未進一步縮小。持續存在的種族差距意味著肯定性行動沒有實現預期的政策目標。儘管如此，美國大學在錄取和招聘中繼續實施肯定性行動，為了擴大非洲裔師生的比例不惜顯著降低考評標準。這引起了美國公共輿論的激烈爭議，反對者認為肯定性行動在政策設計中明確考慮膚色，實質上構成了一種“逆向歧視”，有違美國信條中的平等原則。2023年，美國高等法院在有關哈佛大學的一項判決中就規定全美大學不能在招生中直接考慮種族因素。

肯定性行動打破了大學和研究機構中的普遍主義原則，也對科學發展造成了不利影響。以美國最負盛名的哈佛大學為例。1986年，哈佛醫學院的教授伯納德·戴維斯就指出，對少數族裔的優惠政策降低了該院的學術標準，有些非洲裔學生醫術不佳，他們畢業後行醫問診可能危害病人。這樣的呼聲並沒有引起校方重視，哈佛大學繼續對不同種族採取不同的錄取標準。

2013年奧巴馬政府進入第二個任期後，“覺醒”（Woke）運動將左翼身份政治推向高潮。奧巴馬與拜登擔任總統時的民主黨政府先後釋出了三項行政命令，要求美國聯邦部門採取“多元、平等和包容”（DEI）的政策，並在全國花費數億美元推廣這項運動。DEI政策可謂升級版的肯定性行動，近年來美國很多機構都設立了DEI部門，審查對有色人種等“代表性不足”群體在機會和利益方面的“結構性障礙”，並制定改進性的政策與專案。

眾多學術機構和期刊也跟風推進DEI專案。例如，《哈佛法律評論》就將DEI列為其工作流程的“首要標準”，根據作者的種族背景決定稿件取捨，甚至要求文獻引用體現“種族多樣性”。這種有違基本學術自由的做法自然引起了一些學者不滿。據哈佛曆史系的教授詹姆斯·漢金斯透露，該校的自由派教師也厭惡DEI運動的過激做法，因為“這已經不是我們當年支援的左派了”。在對DEI的批評聲浪中，特朗普在上任之初就下令所有政府部門停止DEI專案，國家科研機構中涉及DEI的經費也被取消。美國政府還要求哈佛大學等名校終止其DEI政策，嚴格按照能力標準選聘員工和錄取學生，否則就不再給予它們聯邦資助，這迫使哈佛大學向法院控告美國政府。雙方的鬥爭不只是政府與學界的較量，也是兩條政治路線的對抗。特朗普政府的舉措暫時緩解了DEI專案帶來的問題，可威脅並不會使大學真正遵從美國信條，種族問題也仍然是這個國家最重要的政策議題。

▍開放社會與中國科技人才

類似非洲裔美國人，亞裔在美國曆史上也長期受到歧視和限制，尤其是華人移民。早期移居美國的華人只能在唐人街打工謀生，他們具有吃苦耐勞的品性，雖然工資微薄，卻能從有限的收入中省錢寄回老家。華人重視子女教育，第二代移民就開始進入大學，在科學、工程和技術等領域取得突出表現。到了20世紀中葉，美國華人的平均收入已超過全國整體水平，他們當中湧現了一批科學家、企業家和職場精英。

美國例外論的鼓吹者常常將美國描繪成機會均等的“開放社會”。作為美國崛起的主要因素之一，這個社會向有才者敞開大門、為有能者提供舞臺。如果某個移民群體重視清教徒式的價值觀，包括勤勞、儉樸、理性、責任感和上進心，他們進入美國後就能很快提升自己的社會經濟地位。中國文化在這個意義上與美國信條高度契合，因此華人能夠較快融入美國主流社會。雖然這種文化解釋未必正確，不過美國確實接受了大批中國移民，給予了他們相對公平的發展機會。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大陸逐漸成為美國新移民最重要的來源地之一，最近二三十年的增長尤為迅速。今天生活在美國的華人移民約有六成來自中國大陸，其中相當比例屬於高學歷人才。他們大多在高科技企業和大學工作，構成了美國科研隊伍的重要組成部分。雖然媒體常常將在美國的中國科技人才看作“腦力流失”，其實他們是兩地合作培養的產物，雙方都從中受益。

據美國經濟學家理查德·弗里曼的近期研究，在美國的中國科研人員參與貢獻了27%美國的研究產出，而從美國回到中國的海歸人才則參與撰寫了38%源自中國的英文論文。在美華人學者與國內學者合作發表的論文平均引用率更高，他們是聯結中美科學網路的橋樑人物。就實用技術而言，雖然很多中國工程師在美國工作，但他們發明的前沿科技也可以透過種種渠道傳入中國，提高國內同行的專業水平。

然而，最近十年中美關係趨於緊張，美國兩黨都將中國看作最強大的戰略對手。來自對手國家的人才遍佈其科研體系，這在美國曆史上還是從未有過的現象。出於國防安全和競爭策略考慮，特朗普政府對中國背景的科技人才疑慮重重，提防他們向中國輸送尖端技術。例如，2025年3月底，美國聯邦調查局對印第安納大學的計算機專業教授王曉峰展開突擊調查，這一事件就引起了華人科學家的憂慮——他們害怕自己也成為調查目標。

特朗普政府的百日新政已經對美國的教育和科研體系造成巨大沖擊，一些在美國工作的科學家開始考慮前往歐洲和中國等地。《自然》在2025年3月底發表的一項調查顯示，四分之三的學術界受訪者正考慮離開美國，他們的首選目的地是歐洲和加拿大。不過，這項自願填寫的網上調查很可能不具有代表性，即使它反映了多數美國科研人員的真實想法，也只能說明他們具有出國意向。有關人才外流的輿論更多反映了學者們對美國政府的抱怨，而不是表明他們真要“用腳投票”。

相比於從美國“搶奪人才”，中美之間的科技與人才合作更值得關注。儘管特朗普及其閣員不時聲稱他們在弘揚海納百川的美國信條，但開放社會的大門正在向中國關閉。中美科技合作程度已出現下降趨勢，2018年後中國留美學生的數量也在下滑。雖然每年從美國回到中國的華人科學家持續增長，但他們只佔留美全體華人學者的很小比例。就吸引國際人才而言，中國尚不能與美國匹敵，仍然需要維持與該國的科技交流合作。美國也需要來自中國的科技人才為其創新體系補充和增添力量——他們對美國科學進步的貢獻遠大於在國防安全方面的隱患。

建國近250年後，美國又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為其身份認同而困惑，為其命運走向而彷徨。特朗普再次上臺引發的世界動盪可能剛剛開始，美國社會的政治對立也許還將延續數十年。不過，考慮到美國在歷史上克服過更為激烈的內部衝突，圍繞美國例外論的爭鬥也許最終會使這個民族走出目前的困境，在國家和社會之間達成一種新的契約關係，也在美國與他國之間形成一種新的穩定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