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源：英國《自然》雜誌評論，2025年1月16日第637期
導讀：
1月16日，《自然》雜誌發表了一篇由包括清華大學文科資深教授、蘇世民書院院長薛瀾，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粒子天體物理實驗室主任、中國科學院大學教授張雙南在內的多位專家聯合撰寫的評論文章 《如何在中美關係惡化的背景下維持科學合作》(How to sustain scientific collaboration amid worsening US-China relations）。薛瀾、張雙南等人指出，科學家需要為聯合工作確定“安全區”，在安全區內，利益高於政治風險。
張易凡 | 翻譯
Nature | 原文來源
中國科技之聲 | 譯文來源
隨著中美兩國政治關係的惡化，兩國間的科學聯絡也變得更加脆弱。這是一個危險的趨勢。兩國科學界有可能透過合作產生造福世界的技術和理念，如清潔能源和改良藥物。但如果兩國科學界漸行漸遠，科學發現的流通速度會變慢，科學家們也將很難再採取集體應對的方式來解決危機。
即將上任的唐納德·特朗普總統政府很可能會擴大美國兩黨目前達成的共識，即對中國採取強硬態度。過去十年間，美國民主黨與共和黨均對中國進口產品增收了關稅並採取了更多限制手段。經過一番爭論，兩國於上月續簽了《中美科技合作協定》（STA）以支援政府部門間的合作（詳見《自然》網頁https://doi.org/nzg8；2024）。這是一個有益的舉措，但也凸顯了兩國政府間的諸多分歧。
為了彌合分歧，科學家們必須提高政治敏銳度，積極參與制定合作條款。中美研究人員必須攜手合作，劃定並支援可以開展聯合工作的“安全區”，即那些合作價值高且地緣政治風險較低的領域。
分裂並非不可避免。以冷戰時期為例，當政治領導人間劍拔弩張時，科學卻成為了思想交流與相互理解的橋樑。美蘇科學機構建立了許多寶貴的“安全區”，在1957至1958年國際地球物理年期間，雙方在地質學與極地科學等領域展開了廣泛的合作。雙方還在奧地利拉克森堡成立了國際應用系統分析研究所，以期進一步促進科學合作。
“美國出國交流學生人數的急劇下降表明瞭形勢的嚴峻。”
中美兩國有著悠久且深厚的合作歷史。自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數百萬中國研究生和本科生前往美國學習，而數以萬計的美國學生則在中國學習（見 “中美合作”圖表）。2000年代末，這一交流趨勢更是呈現出井噴式增長，兩國經濟與科研之間的聯絡日益緊密。
這種相互依存關係放大了未來合作的潛在收益，但也產生了大量真實存在和臆想出來的風險。
在理想狀態下，科學界在知識共享方面幾乎不受任何限制。這使得科學界之間的相互聯絡將會不斷加深政治猜疑，因為雙方的資訊交換可能會危及經濟增長和國家安全。由於國家安全越來越依賴於民用經濟中的技術，例如人工智慧和計算，經濟與安全之間的界限已經變得模糊。
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政治表述來合理化縮減合作規模的行為。比如在美國，兩黨達成共識的理由是保護國家安全和恢復製造業實力。但是，政治家們忘記了，上世紀80年代，面對日本經濟崛起所帶來的威脅時，類似的態度也曾在美國盛行。可最後，加強合作，包括增加跨境貿易投資，反而成為了最終的一個解決方式。
在中國，人們普遍認為美國已經逆轉了幾十年的開放政策，現在正將中國大陸的生產商和創新者拒之門外。這種猜疑正愈演愈烈，一方面是因為擔心美國試圖削弱中國的軍事實力，另一方面則源於美國國內對加大戰略關鍵產業投資的需求。
自2020年以來，美國赴華留學生人數急劇下降，凸顯了這一嚴峻局面（見 “中美合作”圖表）。在新冠疫情最嚴重的時期，美國科學家訪華幾乎完全停滯，而同期中國赴美科學交流的數量也顯著減少，跌至2019-2020年的峰值水平的77%。更令人擔憂的是，科學論文跨國合著這一趨勢正在逆轉，而這一現象通常表明思想交流的深度和頻率已經明顯下降。
中美合作：中美兩國科學家和工程師之間的學生交流加深了兩國關係。由於政治局勢緊張，疫情期間交流數量有所下降，並且此後一直保持在較低水平。
隨著兩國對彼此的瞭解日益減少，上述問題將變得更加嚴重。兩國都將更難從強大的團隊合作所創造的集體價值中明確自身的國家利益。一旦出現裂痕，便可能迅速演變為難以彌合的深溝。這一點從美國的相關政治決策中可見一斑，例如要求更加詳細地報告專案人員和國際合作成員的國籍，尤其是在涉及技術轉讓和海外報酬的專案中。
例如，美國的《晶片與科學法案》嚴禁資助“惡意外國人才計劃”參與者，而該計劃可能將支援中國頂尖學者的專案納入打擊範圍。今年7月，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向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和德克薩斯州大學城的德克薩斯農工大學撥款6700萬美元，用於評估並降低外國干預以及美國研究所面臨的相關風險。
當資助機構同時扮演支持者和懲罰者的雙重角色時，科學家在涉及跨國合作的研究中更難獲得可靠的資金支援。政治上的“地雷”可能突然出現，有時甚至會摧毀科研人員的研究專案和職業生涯。例如，2018年，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和司法部啟動了針對科研中外國影響的調查。從那以後，美國科學家與中國合作的科研成果發表率下降，而與其他國家合作的發表率卻有所上升。
科學家可以透過專注三個領域，幫助彌合這些政治裂痕。
振興合作的策略之一是謹慎確定安全區。儘管沒有任何科學活動能夠完全免受地緣政治風險的影響，但某些領域（例如機器智慧或藥理學）遭受打擊的可能性要高於其他領域（例如極地科學或宇宙學）。
安全區的邊界總是模糊不清的，因為它們是由不斷變化的科學和政治因素決定的，但我們可以遵循一些經驗法則。例如，在識別風險時，重要的是要區分尖端科學所需的工具和科學本身的風險。某些國家因為擔心某些科學工具（如感測器或半導體晶片）具有實際的或潛在的軍事價值，而不願意分享這些工具的研究細節。但他們仍然可以參與資料的共享和合作，因為這些資料本身並不直接涉及軍事敏感資訊。
中美在科學領域的合作應聚焦於安全領域。為推動這一目標，兩國科學院應成立聯合小組，正式定義“安全領域”的概念，並確定優先資助的具體方向。在可能的情況下，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及中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NSFC）等資助機構也應採取類似舉措。
明確的合作戰略不僅能為資助機構提供更多政治保障，還能為爭取私人資助提供指導。在特朗普政府時期構建這樣的框架，雖然面臨反華言論的挑戰，但可能具有較強的政治可持續性，並可能帶來豐厚的回報。
明確安全領域的界限後，人們也將意識到，一些科學家可能仍在這些領域之外開展研究。在這種情況下，應採取謹慎態度並制定風險管理策略，以降低潛在風險。
科學界必須與資助機構合作，明確跨國合作的資助來源。在中國，此類資助大多來自現有機制，不過也許會有專門撥款用於中美科學家的合作專案。美國則需要做出更大的改變。
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和美國能源部等聯邦資助機構，應明確指出哪些領域的合作是安全的。然而，聯邦資助所能發揮的作用可能有限，因為政治干預（無論是實際的還是想象的）無處不在，且正在迅速增加。去年8月，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院長莫妮卡·伯塔尼奧利（Monica Bertagnolli）曾發表宣告，承認研究界存在反華偏見，但並未真正解決這一現象。這反映了聯邦資助的一個更大問題：他們正愈發頻繁地審查中國在美科研事業中的參與情況，並且這種審查是難以預測的，加劇了合作風險和行政負擔。
在美國，研究人員可以從中國獲得資助或透過中國國家留學基金管理委員會等專案接收中國學生和博士後，這些專案旨在培養中國未來的科學工作者，意義重大，在職業生涯早期建立的聯絡往往能促成長期合作，有助於消除誤解並改善雙邊關係。（我們六位作者都從這種互動中受益。）然而，這種做法正遭遇越來越多的反對聲音，構成了美國科學介面臨的又一特殊挑戰。
除此之外，在美國接待中國訪問學者的難度正在增加，而中國的政策導向也在發生變化，開始降低對海外經歷的重視程度。美國相關機構亟需明確表態，在安全領域範疇內，允許接待由政府資助的科學家，同時為非安全領域的專案增加更多保護措施。
在中國，情況有所不同。很少有美國科學家直接在中國開展研究，大多數合作都是透過學生和博士後交流進行的。由於中國為該國的基礎研究提供了大約一半的資金，人們錯誤地認為美國科學家受到中國政府的控制。如果美國科學家能夠獲得更多資金支援，而無需依賴東道國的預算，將有助於消除這一誤解。
促進中美科學合作的良好基礎已經具備。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和中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曾有一項支援聯合研究或交流的專案，該專案中，雙方基金會分別對本國科學家提供資助。在採取上文所述保護措施的前提下，應該重新啟用這一方案。
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全球中心計劃”資助美國科學家參與國際合作，其他參與國科學家則透過本國協調但獨立的配套資金獲得資助。該計劃可擴充套件至涵蓋中美合作專案。
基金會也可以考慮採取類似的方法，作為政府資助的補充和支援。長期以來，慈善事業在支援美國科學發展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應承擔更大的責任。因為相比之下，慈善機構更善於承擔風險並在政治逆風中保持定力。
科學家必須更好地解釋合作的收益，根除並抵制虐待、種族主義和排外現象，並讓科學回歸其真正目的——依靠集體而非民族主義的推動，共同追求思想的進步。
誠然，科學家們通常不擅長用通俗易懂的語言向政府和公眾解釋自己的科研活動。但是，對於那些渴望參與合作，特別是安全區以外領域的科學家們而言，他們必須成為政治上敏銳且善於倡導的先鋒。為了化解日益加劇的敵對言論、清晰展現合作所蘊含的即時與長遠價值，良好的溝通必不可少。
情報界人士、科學政策官員、研究新星、資深教職員工，以及來自商業和民間社會的受益者之間亟需建立溝通橋樑。眾多科學家已深刻意識到，參與並推動中國的科學技術進步對美國而言大有裨益，而攜手應對全球挑戰更是全人類的共同福祉。然而，他們仍需做出努力，透過具體趨勢和案例來闡明這一立場。
向這些群體說明合作的好處將促進面對面交流，並增進對彼此社會的直接瞭解。在實際操作中，中國應該優先接待美國研究人員和學生，併為他們的中方合作伙伴提供直接支援。在美國，簽證申請流程亟需提升透明度和可預測性。美國必須展現出更為友好的姿態，開闢不受全球地緣政治及國內政治波動影響的協作渠道。我們已無法再假裝不需要積極的保護措施了。
《中美科技合作協定》（STA）早該續簽，此舉在一定程度上掃清了雙方合作道路上的一大障礙。然而，該協定在2023年8月到期的事實無疑削弱了任何關於未來合作的外交宣告的可信度。更為關鍵的是，新協定對合作範圍做出了明確限制，僅限於基礎科學領域的合作，並將所有涉及安全敏感領域的專案排除在外。兩國科學院必須積極介入，向科學家們指明切實可行的前進方向。去年10月，中美兩國科學院共同釋出中美星球健康聯合計劃，邁出了可喜的一步。該計劃旨在透過研討會、聯合講習班、聯合共識研究和聯合研究所促進中美兩國研究人員之間的交流。雙方必須建立信任，以便讓學生和科學家能夠跨越國界，尋求合作發展。美國可以透過制定更加清晰明確的政策，特別是在學術會議和研討會簽證的發放與保障方面，邁出第一步。
從長遠來看，應該由一群政治敏銳的新興科學家來建立科學合作的生態系統，並設立劃定安全區的目標，在安全區中，合作不僅為兩國所接納，更受到鼓勵和支援。
兩國在許多領域都可以透過合作實現共贏，科學家們可以展現如何從合作中受益。在科學界明確表達其對於合作方式的願景之前，政治家們會試圖填補這一空白。過去數年的實踐已經證明，這種做法無論是對於科學的發展，還是對於全球的未來，都是極為不利的。
來源：英國《自然》雜誌評論，2025年1月16日第637期；作者：Valerie J. Karplus, Lan Xue, M. Granger Morgan, Kebin He, David G. Victor & Shuang-Nan Zhang
本篇譯文分享自中國科協之聲微信公眾號，英文原文請點選文末左下角“閱讀原文"跳轉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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