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招“疫情班”應屆生，一種新的就業歧視

2025-05-10 16:54 eatwithchina

師範生王瑜畢業於2023年，大學生活中有三年都在疫情期間，她沒想到自己會因為這一點，找工作時被HR拒絕。
2024年9月，剛剛離職的王瑜給一家教育機構投遞了簡歷。和HR的交流最初還算順利，後來，HR突然問王瑜：“你是去年畢業的嗎？”
得到了肯定回答，HR追問她疫情期間學了哪些東西，最後，他以王瑜在疫情期間完成課程，缺少實操訓練為由，拒絕了她。
王瑜的遭遇並非孤例。2024年10月，有媒體報道了多名應屆畢業生求職中遭歧視的現象，在部分企業HR口中，和王瑜類似的學生被稱為“疫情班”學生。一企業負責人直接向媒體表示，不接收2022屆至2024屆的畢業生，並稱在自己交流的圈子裡，“普遍對疫情班的孩子們不太認可”。
大學畢業生在招聘會上尋找就業崗位/新華社記者 陳思汗 攝
歧視的另一頭，是競爭愈發激烈的就業市場。2024年3月，北森基於過去一年的資料，呈現了一份招聘趨勢報告。報告顯示，2023年招聘供需指數整體走低，企業對人才愈發挑剔，優秀人才和複合型人才備受追捧，普通人才或面臨過剩。
根據教育部統計，2024屆全國普通高校畢業生規模預計達1179萬，同比增加21萬。
“疫情也不怪我們。”王瑜氣憤地甩下這句話，把那個HR拉黑了。但求職還要繼續，和王瑜一樣的“疫情班”應屆生，依舊要在競爭愈發激烈的就業市場中，與自己的“身份” 展開對抗。
“不招上網課的”
2024年6月底，許彤從湖北某公辦本科畢業，她面試的第一家公司那裡，她就聽到了對“疫情班”大學生的歧視。
面試當天，許彤排在小組第二位。面試中途，一個領導走進來詢問HR面試情況，“來的人是哪個批次的”。聽說當天的面試者大多是2024屆應屆生，他直接向HR表明，今年不招應屆生。
“（2024屆應屆生）都上網課，學不到東西。”領導當著許彤的面對HR說。
許彤的第一反應是“莫名其妙”。她立刻反駁對方，上網課只是沒有和老師在一起上課，但課堂內容都是老師即時直播，“在教室正常上課不也有人不學嗎”。但領導只是來了一句“反正不招上網課的應屆生”，就離開了面試間。隨後，HR以不接收應屆生為理由拒絕了許彤。
“當時感覺打擊還挺大的。”許彤說。被拒絕後，她沒有馬上離開，而是和後來面試的四五個應屆生挨個聊了聊。她發現，與自己同屆的畢業生得到的答案都一樣：公司不接收應屆生，即使他們的應聘崗位、專業都不相同。相比之下，有幾個往屆生則成功應聘。
“網課”成了一種負面標籤。2024屆的郭菡畢業於西安的一所二本院校會計學專業，2024年9月，她在招聘軟體上投遞簡歷後，HR要求檢視她的手機電量使用排行，還說“疫情班最大的問題就在這裡，一邊上網課一邊玩手機”。
這個標籤在求職中被頻繁提起。
郭菡和HR在招聘軟體上的對話/受訪者供圖
後來還有兩次，許彤線上下面試時直接被企業告知，2024年的畢業生大多透過網課完成大學課程，能力很有可能與崗位需求不匹配。
而郭菡回憶，2024年6月以來，“疫情”“網課”相關的問題總會在求職過程中冒出來，面試官會問她，是如何在網課中學習的？怎麼提升自己的專業水平？
面對標籤，解釋往往不管用。即使郭菡回答了HR的問題，得到的反饋依然是，她學的東西“還有點淺薄”，需要企業花過長的時間去教。
在被HR質疑時，王瑜馬上表示，自己只在2020年集中上了一個學期的網課，其他時候大多是線下上課。在校期間，作為師範生的她還會經常接受試講訓練。
可HR並沒有改變想法，反而回了王瑜一句：“你們這一屆畢業的技能沒學好，事兒還多。”
鑑別成本
被第一家公司拒絕後，許彤思考了很久。她感到委屈，但又覺得企業的考慮“好像也是這麼個道理”。回想起本科的網課學習階段，她覺得上網課確實“全靠你的自制力”。沒有自制力的人，“你就真的是什麼都學不了”。
她並不否認疫情給2024屆本科生帶來的影響。2020年2月，當時還在讀高三的許彤就開始上網課。上大學後，網課一直持續到大三上學期。而比較重要的課程恰恰集中在網課期間，到了大三下學期，專業課的數量減少，專業學習已經步入尾聲了。
疫情時期，網課是救急也是創新/《大考》劇照
許彤發現，室友在上網課後變得懶散。大一剛開始，大家會在寢室一起寫作業，一起討論。後來一直上網課，室友似乎覺得網課內容不重要，也不再認真完成作業了，常常是等許彤寫完，她們再拿去抄。
許彤所在的動畫設計專業看重實操。上網課時，學生需要一邊用手機聽課，一邊用電腦操作正在學習的軟體。等到她終於入職一家公司，發現與自己同屆的一個畢業生連最基礎的建模都不會，許彤因此也有了猜測，“可能是因為上網課”。
這自然同樣是企業的顧慮。據封面新聞報道，一位2023屆畢業生在參與2022年的秋季招聘時，進入到一家大型食品股份公司的一輪面試，線上會議中，包括她在內的三四名學生被面試官提問：“你認為三年（上）網課的學生，配得上我們的薪資嗎？”
網課之外，部分學生還缺少校外實踐。一位前地產公司重慶地區HR告訴南風窗，他注意到“疫情班”應屆生的校外實踐經歷有所減少。一直以來，該企業都會篩選出有3段及以上校外實踐的應聘者進入面試，而在“疫情班”中，至少50%的人校外實踐少於3段，過去，這個數字只有大約30%。
“其實非常多對於社會的基本認知、對於整個世界的概念是應該在大學的時候完成（形成）的。”上海浦東某企業負責人張嵐認為，疫情使當時的在校生少了一個瞭解社會的過程，“他們對整個世界的認知和我們是不一樣的”。
圖源：圖蟲·創意
而這種認知缺乏與差異，會表現在工作的細節中。例如當下流行的“社恐”“i人”等標籤，在張嵐看來都意味著“沒有與社會相處的（能力）”，她也遇到過不少缺少溝通能力的應屆生。此外，張嵐也發現“疫情班”應屆生做事比較拖拉，一件週四應該上交的工作，她很難在週三看到成果，一定要等到週四下班前才會收到。
“當然現在這個都算比較快的了，更有甚者是在週四晚12 點之前。”張嵐說。自2020年至今，她的公司招收了20餘名應屆生，但2024年春季，她決定不再進行校招了。
並非所有應屆生都是如此。許彤也在網課途中睡著過，“有兩三次”。但作為預防，也因為擔心自己上課走神，她會把沒有回放的每節網課都錄下來，每天晚上再覆盤一遍。
王瑜上網課的時間更少，有足夠的實踐經驗，大三時她曾去一所學校實習，也曾多次接受教學培訓，內容從授課知識點到儀態、教案書寫都有涉及。她們並不覺得自己與往屆畢業生有能力上的差別。
疫情下，因老師無法到校而採用網路授課的教室/諾言 攝
但對應聘者的鑑別和培養也是一種成本。一公司負責人在接受封面新聞採訪時坦稱：“有差的就有好的，只是對於公司來說，分辨成本太高了。”張嵐則認為，與其花時間精力培養那些願意學習的應屆生，不如找一個本來就與企業有共同認知的人，“就不需要再去培養一些在我們看來是常識的問題”。
這背後是企業自身的成本壓力。張嵐告訴南風窗，停招應屆生也與企業發展的困境相關，目前企業發展困難時，在簡歷階段就淘汰應屆生是壓縮用人成本的舉措之一。
“比如我今年要招 10 個人，可能會收到 500 個簡歷，疫情期間（畢業）的可能佔 200 個。”在張嵐看來，她不需要去篩選那200份簡歷，“因為我（多看200份）得到的效果，和我在（剩下的） 300 份簡歷當中得到的是一致的。”
自我懷疑
能力的好壞，不直接取決於是否在“疫情班”，但壞就壞在嫌隙暗生。
參加工作一個月後，許彤發現，和自己同屆畢業的一個員工連最基礎的建模都不會。連許彤自己也感到很奇怪，那一瞬間，她的腦子裡冒出一個猜測：“可能還是因為網課。”
類似的聯想廣泛地在人們腦海裡發生。人類學學者袁長庚長期以來一直關注年輕人群體，讓他感到意外的是，身邊的學生常常主動把自己歸為“疫情期間上大學的一代”。這種身份認同指代了很多東西：比如上學期間缺少機會、沒有辦法享受大學生活、不比往屆競爭力強，“他們自己也在嘀咕”。
疫情時期的大學生會失去很多實踐機會/《大考》劇照
在袁長庚看來，疫情是否真的帶來了他們擔憂的那些“缺陷”，還無法輕易下定論。但他確實感覺到這種身份帶來的自我懷疑，“他們會沒有自信，或者說是有更多的不安和焦慮”。
自我懷疑會形成一種思考的迴路。前不久，袁長庚的一個研究生有些不適應讀研的生活，兩人交流時，學生就提到，可能是因為自己是“封校的一代”，沒有太多外出鍛鍊的機會，遇到不順就很容易有挫折感。
袁長庚很意外，“出了問題之後，他們會自己去回溯（到疫情），這個連線是他們自己完成的”。
而標籤的存在，可能會遮蔽很多真實的問題。從身邊做HR的朋友那裡，袁長庚看到，沒有發生疫情的時候，他們對大學生也會有一些想法或偏見，例如實操能力不強、過於脆弱和自我等等。一旦有了“疫情班”這種說法，不論是在HR還是應屆生心裡，這些本來存在的問題“可能就被放大了”。
“從人類學的角度來說，我們其實比較害怕某一個標籤或者身份被創造出來，因為它幾乎無一例外地就會把人歸因，然後做簡化，這個過程中會有很多的偏見出現。”袁長庚說。
標籤化的評價，滋生偏見/《我的解放日記》劇照
如今，許彤已經工作近三個月了。入職之初，HR直接告訴她，因為她是在疫情期間讀的大學，公司擔心她的能力不足，所以在入職前幾個月，許彤的工資會比其他同事低。
這是她終於得到的機會。在此之前，因為屢屢遭遇“疫情班”偏見，原本想在重慶發展的許彤，一度想要回家休養，“那段時間確實受打擊比較大，我就想如果找不到我就回家吧”。後來面試成功，即使HR提出了這個條件，她也想“好好幹”。
入職一個多月後，許彤發現自己的工資漲了一千多。她打聽了才知道，因為領導看見了她的能力，她的工資漲了回來，和其他員工持平。
“用實力說話。”許彤依然不認為自己和非“疫情班”畢業生有什麼區別，“我甚至覺得我比他們優秀啊”。許彤說完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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