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音派心智真正的醜聞

幾年前，我與保羅·海姆（Paul Helm）共同編輯一本有關聖經教義的論文集。在即將截稿之際，有人在某場重要的福音派神學會議上點名批評這本論文集，說它企圖在當代恢復華菲德（B. B. Warfield）的聖經教義。

沒過幾天，論文集的一個投稿人就給我發來郵件，表示不想參與這個專案了。我向他保證，這部論文集並非要捍衛華菲德的立場，而是探討聖經的“可信性”（trustworthiness）概念，因為它與上帝和聖經都有關聯。

這位先生放心了，最終放棄撤稿。這件事證實了我心中一個長久以來的猜測：很多福音派學者想要“魚和熊掌兼得”。他們想要敬虔或福音派可以提供的平臺，同時也希望自己被那些有頭有臉的大學教授所接納。

然而，問題是：“一個人不能侍奉兩個主”，正如某人（耶穌）說過的，“他不是惡這個愛那個，就是重這個輕那個。”

奇怪的時代和圓滑的神學

我們生活在一個奇怪的時代。幾乎每年都會舉辦多場探討福音派教會未來的會議，這些會議至少有一位演講者，有時甚至有一大群演講者。而這些演講者所代表的神學，可以說，恰恰就是那種使教堂變空、講道縮水和瓦解福音信仰的神學。

我最近看到一場此類會議的宣傳單，會議旨在紀念一位福音派思想家和批評家，他終生致力於揭露這種圓滑的神學，但會上一位主講人卻正是那種圓滑神學的代表人物。真是一個奇怪的時代。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為什麼福音派學者如此怯懦地渴望被更多人接納？

為什麼福音派學者如此渴望屬世的接納？

我想，造成這個問題的原因有很多方面。

首先，福音派的身份界定不清，導致它陷入這樣的混亂。甚至福音派自己都不知道究竟何為福音派。它是一場基於（重生）經歷、神學立場，還是跨教會機構的運動？那麼，問題來了：

第一種觀點（重生經歷說）如果不和第二種觀點（神學立場說）相聯絡，難免淪為主觀的神秘主義。

第二種觀點（神學立場說）在福音派成員中分歧甚大，他們甚至就彼拉多“真理是什麼”的問題都無法達成共識。

第三種觀點（跨教會機構說）常常要麼給界定第二種觀點（神學立場說）帶來麻煩，要麼（尤其在美國）已經變得更像是個人崇拜的工具而不是教會事工。正如埃裡克·霍弗（Eric Hoffer）所說的，每一項偉大的事業都始於運動，隨後變成生意，最終淪為騙局。關於福音派的第三種觀點很容易成為這種批判的物件。

其次，如果一場運動不明白自己是什麼，它就不能清楚判定誰是同路人、誰是局外人。而一場運動的邊限，終究是在最歸屬這場運動之人和最排斥這場運動之人身上得以彰顯。初期教會史上有個例子，儘管亞流（Arius）他把基督看得很高，卻只把基督看為受造物而不是全然的上帝。如此一來界限就清楚了：亞流主義不屬於大公教會運動。

如果把福音派身份界定的問題與當下迎合大眾的文化傾向結合起來，一場大災難便醞釀而成。只要說說關於耶穌的好話，燭光點亮時心裡感到溫暖，對長輩和和氣氣——嘿，這就夠了——你就是基督徒了，還可以說是福音派呢！

於是，即便我們當中有人否認替代受罰說（penal substitution），否認任何有意義的聖經權威概念，否認基督救贖的獨特性，否認“稱義本乎恩因著信”（justification by grace through faith），否認救恩的特殊性。但是，沒關係：只要強調耶穌是個非常好的傢伙，喊幾句正統的口號，講話時帶點激情，你就可以成為福音派成員，並在會議上發言。前文提到的那些會議之所以方興未艾，就是因為我們總是聽信這種花言巧語。

第三，福音派當中似乎盛行一種自卑情結。這裡指的是：雖然我們不想排斥任何人，卻總是擔心被人排斥。的確，對於福音派學者來說，在如今這個曖昧不清的時代，他們很容易為了在外界擁有更大的影響力、更大的平臺，而被引誘去走一些捷徑，或是對那幾個令人尷尬的正統教義保持沉默。

這對福音派聖經學者和系統神學家來說尤其具有誘惑力，因為與他們的專業相關的學術界往往對超自然主義和傳統的真理宣稱完全不感興趣，可這些恰恰是他們所在的教會群體得以建立的基礎。

我們會自欺地說自己在為主做工，只是因為我們在某個重要期刊或出版社發表了論文。其實，我們是在助長神學院裡的不信文化。並非這些事本身不好、不值得做——我自己也發表論文——而是我們實在不能把專業上的學術成就與聖徒建造或拓展神國混為一談。

的確，正如詹姆斯·巴爾（James Barr）多年前指出的，福音派學者往往只有在最罔顧福音的時候才獲得學術界的尊敬。學術上的體面（academic or scholarly respectability）和智識上的誠實（intellectual integrity）是不同的。對於基督徒學者來說，後者取決於得神的稱讚和對神的話語忠心；這跟學術界的遊戲規則並不一樣。

福音派學者要有宏圖大志

最後

，福音派學者幾乎沒有什麼宏圖大志（ambition）。也許這聽起來很奇怪：渴望獲得大學終身教職、在著名出版社發表學術專著、在知名學術會議上發言，以及與學術界的風雲人物交談——這些不正是很多福音派學者的宏圖大志嗎？

然而，真正的宏圖大志、基督徒的宏圖大志，以教會建造、服侍上帝百姓為根基和目的，而這正是福音派學者明顯失敗之處。福音派學者在學術界的影響充其量也是微不足道的，並且他們的學術貢獻通常（如前所述）侷限在那些對福音無足輕重的領域。設若將這些時間和精力投入在聖徒建造上，教會面貌該有多大改觀啊！

當然，尖端學問並非因此成為福音派學者的禁區，信眾的即時需要也不是評判福音派學術的標準。只是，所有的神學研究工作都應該以建造聖徒、反駁福音的敵人和勸勉弟兄為終極目標。福音派神學研究者所能獲得的最高成就不是頂級學術圈的身份資格，而是在透過地方教會拓展神國和堅固教會時所獲得的真知灼見。

日子將到，福音派中的文化知識精英——機構也好，個人也罷——將面臨一個艱難的抉擇。我看到危機降臨在兩個緊密相聯卻截然不同的陣營之間。

日子將到，或許已經到了，那種相信聖經是神的話語、由聖靈所默示、有最高權威、真實無誤的觀點或立場，將會被視為學術自殺（intellectual suicide）甚至心理疾病。很快，任何反對同性戀的言論都將會被視為與“白人至上論”或虐待兒童一樣大逆不道。

到時候，這種抉擇就會涇渭分明。那些選擇基督教陣線的人將會顯而易見，而那些試圖侍奉正統教義和學術名望兩個主人的福音派學者，終將發現任何智力柔術（intellectual contortionism）都無法拯救他們。與華菲德扯上關係反倒是他們最不足掛慮的事了。

多年前，馬可·諾爾（Mark Noll）寫過一本《福音派心智的醜聞》（The Scandal of the Evangelical Mind）。他在這本書中表明，福音派心智的醜聞是福音派根本沒有心智可言。就福音派學者和福音派學術而言，我不同意他的觀點：真正的醜聞並不是沒有心智可言，而是現如今幾乎沒有福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