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福音神學院的落幕與傳承

當我還是三一福音神學院（Trinity Evangelical Divinity School, TEDS）學生時，招生部門曾組織了一次頭腦風暴會議，徵詢我們對招生工作的建議。對於一個缺乏雄厚捐贈基金的學校來說，招生人數往往決定了它的生死存亡。

我在芝加哥地區讀大學的朋友中，至少有八位後來都進入神學院深造。其中四人就近選擇了三一福音神學院，這裡擁有世界級的師資陣容，例如唐·卡森（Don Carson）、凱文·範浩沙（Kevin Vanhoozer）和約翰·伍德布里奇（John Woodbridge）。另外四人則選擇了位於肯塔基州路易維爾的美南浸信會神學院（The South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 SBTS），沿 65 號州際公路行駛幾個小時即可到達。

我問招生人員，他們如何吸引那些在三一福音神學院和美南浸信會神學院之間猶豫的學生。有美南浸信會（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 SBC）合作計劃支援的美南浸信會神學院，無論當時還是現在，學費都遠低於三一福音神學院。更不用說自 1993 年阿爾伯特·莫勒（Albert Mohler）任校長以來，招募了多名曾在三一福音神學院任教或學習過的頂尖教授，包括格雷格·艾利森（Gregg Allison）、湯姆·內特爾斯（Tom Nettles）和布魯斯·韋爾（Bruce Ware）。對我和我的朋友們來說，這不是一個容易的決定。但無論最終選擇了哪所學校，大家似乎都對所受的教育感到滿意。

但那天招生人員的回答讓我感到沮喪。他說他們並不瞭解有多少學生會同時考慮美南浸信會神學院。那一刻我意識到，三一福音神學院可能已經陷入困境——那已是十五年前的事了。

本週，三一福音神學院宣佈將與位於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省（British Columbia）的姊妹學校西三一大學（Trinity Western University）合併。三一福音神學院位於芝加哥郊區的校區（距離西三一大學 2147 英里）將於 2025–2026 學年結束後關閉。部分教職員工可能會隨之遷往加拿大。美國最負盛名的神學院之一，一個輝煌且悠久的篇章，即將畫上句號。

塑造了福音派

在第二任院長江健歷（Kenneth Kantzer）的領導下，三一福音神學院開始嶄露頭角，聚集了戰後福音派的重要領袖，如沃爾特·凱瑟（Walt Kaiser）和卡爾·亨利（Carl F. H. Henry）。三一福音神學院幫助了美國福音派走出 20 世紀早期的基要主義與現代主義論戰，福音派後來於 1962 年發生在富勒神學院（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的聖經無誤論爭議（inerrancy dispute）後得著了復興。進入 21 世紀，三一福音神學院的校友如大衛·威爾斯（David Wells）、樂馬克（Mark Noll）、道格拉斯·穆爾（Doug Moo）和克雷格·布隆伯格（Craig Blomberg）在其他神學院擔任研究和教學職位，而校友吳英錫（Michael Oh）則領導了洛桑運動（Lausanne Movement）。

近二十年前的 2005 年 5 月，三一福音神學院主辦了福音聯盟（TGC）的首次會議。卡森和提姆·凱勒（Tim Keller）召集了數十位北美牧者，希望重建福音派的信仰核心。2007 年，福音聯盟的第一屆全國大會也在三一福音神學院的校園舉行。那年，我剛離開《今日基督教》雜誌（Christianity Today），準備進入三一福音神學院求學。我第一次見到凱勒就是在三一福音神學院的禮拜堂，在那裡他發表了“以福音為中心的事工”的著名演講。三一福音神學院隨後多次承辦了福音聯盟理事會會議。當我於2010 年從三一福音神學院畢業後，卡森又邀請我加入福音聯盟事工。

考慮到它在福音派歷史中的重要角色，三一福音神學院芝加哥校區關閉的原因就顯得諷刺了。在過去半個世紀裡，新福音派在全美不斷發展和擴張，三一福音神學院竟未能倖存下來。1978 年，當江健歷卸任時，我們今天所熟悉的福音派——由大量興盛的美南浸信會教會組成、有時還受他們主導——還未真正成形。同年，一批關心美南浸信會的人在保羅·普雷斯勒（Paul Pressler）和佩奇·帕特森（Paige Patterson）的帶領下會面，討論如何將這個最大的新教教派轉向保守的方向。1979 年，隨著阿德里安·羅傑斯（Adrian Rogers）當選為大會主席，該計劃開始獲得實施。但直到 1993 年，這一策略才使莫勒就任美南神學院校長。而莫勒就職儀式所邀請的演講者是誰？正是卡爾·亨利——這位與葛培理（Billy Graham）在《今日基督教》等新福音派（neo-evangelical）事業中的長期合作伙伴。

莫勒 32 年的帶領已經使得美南浸信會神學院成為該宗派中規模最大、同時也是全球最大體量的神學院之一，擁有 3281 名學生。相比之下，三一福音神學院從 2013 到 2022 年間，全日制學生人數下降超過 40%，只有 491 人。據最新資料，美南浸信會體系的神學院培養了全美近 20%的神學畢業生。其教育模式更接近江健歷時代的三一福音神學院，而非莫勒上任前的美南浸信會神學院。

我一位教職員工同事經常調侃說，他成長的教會如此基要主義，以至於認為美南浸信會都算自由派。這種描述雖不適用於今日的美南浸信會，但在 1979 年前，美南確實更像一個涵蓋更廣信仰光譜的南方主流教派。那年美南甚至舉辦了自由派的世界基督教聯合會（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而身為華盛頓國會山浸信會（Capitol Hill Baptist Church）成員的卡爾·亨利，儘管是舉世聞名的神學家，在莫勒任職之前也未曾獲邀前往路易維爾講學。

1960 年至 1987 年擔任美南浸信會基督徒生活委員會（Southern Baptist Christian Life Commission，現為倫理與宗教自由委員會[Ethics & Religious Liberty Commission]）執行董事的福伊·瓦倫丁（Foy Valentine），曾在 1976 年接受《新聞週刊》（Newsweek）里程碑式的封面故事《福音派之年》（year of the evangelicals）採訪。這位溫和的浸信會領袖因在 1973 年支援羅訴韋德案（Roe v. Wade）的判決而聞名，他告訴肯尼斯·伍德沃德（Kenneth Woodward）：

我們不是福音派。“福音派”這個詞在美國很流行。他們想把我們稱為福音派，因為我們規模龐大、發展迅猛。但我們有自己的傳統、讚美詩，而且我們神學院的學生比他們所有神學院加起來還多。（引自 Kenneth L. Woodward, “Born Again! The Year of the Evangelicals,” Newsweek 88 (October 25, 1976): 76.）

如今，瓦倫丁的繼任者之一拉塞爾·摩爾（Russell Moore）擔任《今日基督教》的主編，而卡爾·亨利曾任該報的第一任主編。

哀悼的心情

在保守派復興的另一面，很少有人會質疑美南浸信會是福音派。任何參加過福音派神學協會（Evangelical Theological Society）會議或瀏覽過福音派出版社書籍目錄的人都知道，美南浸信會在今日福音派中擁有多大的能力和影響力。而且不止是美南浸信會神學院，今年位於密蘇里州堪薩斯市的中西部浸信會神學院（Midwest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已連續 12 年創下招生新高，以全日制學生 1862 人超過美南。最終，捐贈基金有限、且學費持續上漲的三一福音神學院，難以與南部和西部的這些新興神學院競爭。

作為三一福音神學院的校友，我為曾訓練我進入事工的母校終結感到哀傷，同時我也期盼，神能以一種新的形式為她的未來做些什麼。我仍然在想，若領導層在關鍵時刻做出更明智的決定，是否就能避免這個削弱福音派支柱的結果？三一福音神學院長久以來不僅是中西部和美國的福音派支柱，甚至對全球教會都有深遠影響。如今，在混亂且往往充滿敵意的文化中服侍的學生們，需要更多的神學院培訓。三一福音神學院所提供的，從希臘文解經到基督教歷史，實在是我所能想象的最紮實的事奉預備。我幾乎每天為那些使這段教育之旅成為可能的慷慨捐助者而感謝神。

但從更開闊的歷史視角看，三一福音神學院實則困於兩個時代之間。事實上，它曾幫助福音派從一個時代突圍，也助力他們邁入另一個時代。三一福音神學院從未像哈佛大學、普林斯頓大學、耶魯大學、杜克大學等新教名校那樣，受益於鉅額捐贈，雖然這些學校都面臨著招生人數下降、教義自由化的困境。三一福音神學院也沒有從美南浸信會這一全美最大新教教派的慷慨支援中獲益，雖然這一宗派的神學給許多神學院帶去了新面貌，並帶來了創紀錄的入學率。

對那些深愛她的人而言，三一福音神學院存在的時間或許太短暫了。但她曾為福音派提供了嚴謹學術、持守認信的第三條道路，為他們避開了自由主義的致命之路，也擺脫了令人窒息的基要主義。最終，三一福音神學院如同一位助產士，幫助孕育了一個新的福音派——它橫跨美國的大江南北（Mason-Dixon Line），其光明前景，或許連江健歷和卡爾·亨利當年都未曾預見。

本文作者柯林·漢森（Collin Hansen）曾在三一福音神學院獲得道學碩士學位，他目前是福音聯盟內容副總裁和主編，也是凱勒文化護教學中心（The Keller Center for Cultural Apologetics）主任。他是阿拉巴馬州伯明翰的救贖主社群教會（Redeemer Community Church）成員，也是比森神學院（Beeson Divinity School）的兼職教授和顧問委員會成員。他出版了多部著作，其中包括 Young, Restless, Reformed: A Journalist's Journey With the New Calvinis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