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年,遠赴好萊塢拍攝《雪國列車》的韓國導演奉俊昊,經常和同為“美漂”的樸贊鬱、金知雲一起喝悶酒,桌上的話題只有一個:誰在美國混得最慘?
雖然這批導演在韓國著作等身,但在彼時的好萊塢,韓流遠不如港式武俠和日本動畫受待見。而奉俊昊遭遇的苦主,正是站在好萊塢職場PUA頂端的大製片人哈維·韋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後者除了喜歡找女演員睡覺,還有個外號叫“剪刀手”——只要認為內容賣相不佳,就會肆無忌憚地動刀。
要知道《雪國列車》後來在中國上映時,也不過只剪了一分鐘,但韋恩斯坦看過之後卻執意刪改20分鐘。
關於“終剪權”一節,奉俊昊與韋恩斯坦始終僵持不下,而外來導演得罪本地製片人的下場有兩個:一是《雪國列車》只得到了在獨立院線放映的機會,票房不盡人意;二是次年的奧斯卡頒獎季,韋恩斯坦把宣發資源挪給了王家衛的《一代宗師》,導致精心打磨的《雪國列車》連提名都沒撈著。

奉俊昊“赴美三部曲”:《雪國列車》《玉子》《寄生蟲》
在韓國右翼總統朴槿惠在任時期,奉俊昊這類“文藝黑名單”上的左翼電影人本就拿不到國內的財閥投資,如今好萊塢的門也關上了,這無疑是雪上加霜。
俗話說:“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三年後,一向被好萊塢視為“行業公敵”的奈飛Netflix,給這位拍過《殺人回憶》《漢江怪物》的韓國導演遞去了橄欖枝。
在為Netflix執導第一部韓語電影《玉子》的過程中,奉俊昊從Netflix這裡獲得了三樣東西:一是5700萬美元的投資,二是夢寐以求的終剪權,三是名噪一時的戛納首映式。

奉俊昊在奧斯卡現場鼓勵西方觀眾跨越“一寸字幕”
2019年,滿血復活的奉俊昊,終於在流亡海外七年後,憑藉《寄生蟲》的4項重磅大獎站上了奧斯卡的領獎臺。而且不同於《雪國列車》當初的全英文,《寄生蟲》是一部純韓語電影,當事人不僅不用再去迎合西方觀眾,還在領獎時不失風趣地說道:“你們距離欣賞我的電影,只需要一行字幕。”
人在成功之後,遇到的事情都是錦上添花。不僅奉俊昊的《寄生蟲》要被拍成美劇,就連《雪國列車》也被TNT電視網改編播出;一同沾光的樸贊鬱,被HBO Max請去拍了越南諜戰題材的《同情者》;金知雲早年的代表作《看見惡魔》,也將在編劇樸勳政的加持下被翻拍成美版。
可在奉俊昊們山窮水盡的階段,只有Netflix扮演了拯救者的角色,它透過一次雪中送炭的著名打投,向韓語創作者宣告了國際上還有一道天使輪。套用編劇汪海林的經典比喻:
Netflix就是那類“只給錢,不添亂”的煤老闆。
在韓國的“K- Contents”躋身全球文化舞臺中央的今天,Netflix的“陰謀”已然變成“陽謀”——它成為韓國內容產業最大的金主之一,正對著整個國家進行挖礦。甚至由於Netflix押注的成功,導致韓國影視產業近年來逐漸由電影向劇集傾斜,從業者紛紛“下海”拍劇,大銀幕上一度出現片荒。
Netflix在韓國的成功掘金,使得HBO、Apple和迪士尼紛紛效仿,這些美國流媒體巨頭揮動支票簿,網羅各國頂級人才,產出了一大批高分作品——德國有《暗黑》《巴比倫柏林》、西班牙有《紙鈔屋》、日本有《幕府將軍》、義大利有《我的天才女友》、中國臺灣有《華燈初上》和《我們與惡的距離》……

2024年12月,Netflix改編加西亞·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正式上線。這部全球文學史上的經典傑作,被認為是最難被改編的小說之一,此前從未被拍成影視劇。而Netflix投入重金,使用哥倫比亞本土的導演和演員,純西班牙語拍攝,上線第一天就在“爛番茄”上取得破紀錄的100%專業好評率。

“多年之後,面對行刑隊……”終於被搬上了熒幕
如果仔細審視“奈飛模式”,不難發現美國流媒體巨頭們正在熟練地使用一條簡單的招式:美國資金、本土製作、全球市場。那麼問題來了:奈飛模式跟傳統好萊塢模式有何不同?它們是怎麼摸索出這條國際“煤老闆”之路的?以及最重要的:
在好萊塢影響力衰退的當下,Netflix又是如何成為美國娛樂產業的新一屆代表,再次扛起美國文化輸出的大旗的?
01
全球文化輸出的1.0版本,簡單來說就是“拍本國故事,給全世界看”。
在世界上任何一塊內容消費市場,觀眾對於“故事”的需求都是永恆的。每個國家和民族其實都不缺自己的故事,但對故事進行設計、包裝、展現的商業化生產力,不同的國家則能力相差懸殊。可以這樣說:生產力強的一方,便是文化輸出的一方;生產力弱的一方,就是被文化輸出的一方。
曾經的蘇聯能做到“拍本國故事,給全世界看”,其影響力超越了社會主義陣營,不僅擁有塔可夫斯基、梁贊諾夫、愛森斯坦等享譽全球的電影大師,而且諸如《戰爭與和平》《莫斯科不相信眼淚》《鄉愁》《春天的十七個瞬間》等作品更是穿越了冷戰東西方的鐵幕,成為全球公認的經典。

獲得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蘇聯電影《戰爭與和平》,1966年
昔日的香港也是文化輸出的高地,尤其是在20世紀70到90年代,香港製作的功夫片、黑幫片、武俠片不僅席捲了亞洲,還打進了美國這種擁有強勢文化的市場。時至今日,Bruce Lee和他的招牌動作仍然是一個全球級的文化符號,而Jackie Chan的國際影響力更是沒有一個兩岸三地的明星能夠超越。
當然,“拍本國故事,給全世界看”的集大成者,自然是美國的好萊塢。
眾多周知,好萊塢模式從二戰之後就領跑全球的娛樂產業,而從上世紀80年代,更是出現了兩大助力:一是《星球大戰》背後的數字電影產業升級,美國的娛樂產業有了美國科技產業的持續賦能,二是湧現出了以斯皮爾伯格、喬治·盧卡斯、科波拉為代表的新浪潮一代電影大師。
好萊塢視效與創意天才的結合,在全球化程序中打出了統治級表現,造就了《侏羅紀公園》《泰坦尼克號》《拯救大兵瑞恩》等名作。配合冷戰結束,美國的文化影響力在90年代達到了頂峰。不少中國人都能記得當年在電影院裡看到《真實的謊言》和《勇闖奪命島》時的那種震撼。

《泰坦尼克號》票房超越《星球大戰》時,盧卡斯給卡梅隆的賀圖
如果說好萊塢人才與資本的原始積累,要歸功於納粹對歐洲猶太人的迫害,以及二戰期間文化精英向美國的集體奔赴;那麼它在戰後的崛起,則完全是重商主義的碩果——只有擁有強大生產力的娛樂產業,才能誕生出風靡世界的文化產品。
在好萊塢的鼎盛年代,美國電影可以輕而易舉地吸納全世界的優質資源,對海外的創意人才產生虹吸效應。如同歐洲足球的五大聯賽,彙集的不止是歐洲一域的精英。因此全球化時期的美國文化絕不是“加拉帕戈斯化”的畸胎,而是充滿流動與互動。
然而,上述狀態並非一成不變,它只存在於美國信仰和推動全球化的順週期,而在一個內部保守趨勢加劇、外部全球化程序受阻的逆週期,美國文化就很難再保有此前的優越條件。這便是銀幕之上好萊塢敘事難以為繼的深層根源。
我們可以透過《殭屍世界大戰》上映前後的變故,看看好萊塢大片在上個十年遭遇的具體困境。

《殭屍世界大戰》裡的病毒很聽安排
上映於2013年的《殭屍世界大戰》(World War Z)是一部典型的講述“美國故事”的災難大片,投資高達1.9億美金,擁有典型的美式英雄主角、美式家庭價值觀、美式種族多樣化配角(黑人、拉美、亞裔一個都不能少)、美式拯救世界劇本結構,甚至還順便展示了美軍的全球部署能力。
在電影的原著小說中,“0號病人”來自於三峽水下的老城區,而派拉蒙專門花了7周時間改寫劇本並重新補拍,把殭屍起源移植到了朝韓三八線附近,導致預算嚴重超標。劇情裡殭屍病毒更是繞著中國走,形成了一道“環中國病毒帶”。但即便如此,該作也因“恐怖元素超標”未能如願在內地公映。
為了在逆週期穩固商業利益,好萊塢頻頻根據上映國需要打造特供版劇情——比如《鋼鐵俠3》的內地版,插入了三分鐘中國演員的尬聊;比如《小黃人2》上映時,中國版特供了一個“多生孩子”的結尾。然而這種刻意追求“環球同此涼熱”的後果,往往會顧此失彼,讓表達變得非常擰巴[3]。
在《殭屍世界大戰》原定結尾,是呈現一場3到5倍片中耶路撒冷大戰規模的決戰,但由於85支真槍入境時未向匈牙利政府報備,劇組在布達佩斯的道具庫遭遇當地警方突襲,使得擔任製片人的布拉德·皮特不得不忍痛改結尾,啟動B版預案,導致電影“虎頭蛇尾”,視聽震撼大幅縮水[4]。
發生在《殭屍世界大戰》上的事是一種縮影,它預示著“本土故事,跨國製作,全球上映”這種模式未來將遇到越來越大的阻力。
而“美國故事”對全球觀眾的吸引力,也因為美國內部價值觀的撕裂和異化而出現不少裂痕。例如2024年上映的迪士尼影片《小美人魚》,其呼應了好萊塢的種族多樣化情緒,啟用黑人演員擔任主演,在全球引發了廣泛的爭議,最後票房在除美國和加拿大以外的地區都沒有達到製片方的預期。

與安徒生原著並不一致的小美人魚
去年上映的《奧本海默》是近幾年為數不多成功的“美國故事,全球觀眾”電影,劇情裡無論是與納粹的時間賽跑,還是對原子能的反思,都能夠引發全球觀眾的共鳴。而同時,某些“新銳”的意識形態成分在電影中含量反倒很少,導演並沒有違背原著和歷史而把一些關鍵角色強行改成黑人。
歸根結底,全球觀眾能夠接受“美國故事”、願意給好萊塢輸送利潤,本質上是觀影時帶著一種對美國的美好想象。而自2016年以來,隨著美國自己啟動了“逆全球化”浪潮,以及內部的撕裂和極化不斷佔據媒體的頭條版面,全球觀眾對“美國故事”的好感程度自然是一年不如一年。
資料支撐了這一觀點。IMDbPro統計了每年全球票房TOP20的美國電影,2018和2019年的美國本土外的票房平均佔比是64.72%和65.8%,但到了2023年卻下降到59.1%,2024年進一步下降到55.6%,5年內大概少了10個百分點[2]。海外觀眾的確在“用腳投票”。
即使在美國盟友國家,好萊塢影響力也在下降。比如在日本,好萊塢電影占票房份額最高達到73%(2002年),而2019年下降到了48%,2024年進一步下降到了31%。在以前,日本票房前十名中會有5~8部好萊塢片,但在2024年,前十里只剩下《頭腦特工隊2》和《神偷奶爸4》兩部美國電影。
換句話說,好萊塢確立了半個世紀的這套依靠巨資投入、明星加盟、科技賦能、重金宣發、全球放映、賣座續集、衍生品撈金的夢幻鏈條,在一個“反全球化”和“反政治正確”的時代,將會被持續地削弱。而諷刺的是,“反全球化”和“反政治正確”,最大的推動力恰恰來自美國自己。
如何建立一套全球文化輸出的2.0版本,美國的接力棒交到了Netflix等流媒體手裡,但後者在接班時,上來就先走了一段彎路。
02
2014年,Netflix上映了美劇《馬克·波羅》(Marco Polo),結果翻了大車。
馬克·波羅在中國是著名人物,這部劇集聚焦馬可波羅到訪元朝時發生的一系列故事,共投入高達2億美元,編劇是寫過《功夫之王》的白人編劇John Fusco。而演員陣容裡,除了一批臉熟的好萊塢亞裔演員,還囊括了陳沖、朱珠、鄒兆龍、楊紫瓊等一批中國人比較熟悉的面孔。

Netflix劇集《馬可波羅》劇照
有意雜糅東西方文化元素的《馬可波羅》在歐亞多國取景,置景團隊多達400人,僅在馬來西亞就搭建了包括忽必烈王宮在內的51個實景,160多人的美術部門亦大量考證13世紀蒙古、歐洲與中國的服飾,力求在質感上貼合史實。前後費了那麼大工夫,它上線後卻接近暴斃,兩季後就被砍掉[7]。
《馬可波羅》的失敗從主創身上就已埋下伏筆——它還是好萊塢模式指導下的典型產物,充滿西方文化對“東方主義”隔靴搔癢的想象。起初訂閱這部劇的Netflix使用者,多半是出於對蒙古史的興趣與好奇心,但他們很快發現,劇中的故事情節,跟裡面那些早已熟悉的亞裔面孔一樣味同嚼蠟。
Netflix犯的錯誤,是它意圖打造一種“拍世界故事,給全世界看”的模式,但方法沒有選對,最後出來的東西本質上還是“美國故事”,而且用其他民族的殼子來套美國的裡子,最終必然是不倫不類。之所犯這個錯誤,是因為Netflix在早期繼承了好萊塢的傳統藝能——拍任何國家的故事,都是一股美國味兒。
這裡需要理清一個重要問題:好萊塢明明彙集了全世界的影視人才和內容元素,為什麼又說它拍的是美國故事?
例如派拉蒙用讓-雅克·阿諾拍了《兵臨城下》,華納兄弟用愛德華·茲威克拍了《最後的武士》,20世紀福斯用雷德利·斯科特拍了《天國王朝》,看上去是法國導演拍了蘇聯故事、美國導演拍了日本故事,英國導演拍了歐洲故事,但實際上,這些電影都是標準的美國故事核心。

《天國王朝》《最後的武士》《兵臨城下》海報
“美國故事”並非是說故事一定發生在美國,主角是美國人,臺詞說英語,而是它是按照好萊塢經典的敘事框架去講故事,其核心大體反映了美國娛樂產業的無上宗旨——即透過內容各異、結構相近的故事,在種族、性別、文化身份的衝突與互動間呈現白人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WASP)的主流價值觀。
因此,雖然美國電影是從全世界廣泛取材,可好萊塢的方法就是把形態各異的零件,按照一張美國的圖紙來進行組裝。好比夢工廠的動畫IP《功夫熊貓》儘管是中國故事背景,但主人公熊貓阿寶,本質上是按照一個美國青年來塑造的——“別具一格中國風”是表象,“原汁原味美利堅”是核心。
換句話說,創意的主導權不在外來者手裡,即便是拍別國故事,仍由“美國本位”主導。
可這種文化慣性造成的違和感只要不影響賣座,好萊塢即便意識到了,也秉持著放任的態度。比如漫威拍《黑豹》,初衷是為了改變超級英雄被白人角色壟斷的設定,可接著問題就來了:既然作為黑科技的“振金”那麼高能,為什麼揮動標槍衝鋒的瓦坎達人還是像19世紀面對西方殖民者的非洲土著?
真人電影《花木蘭》則集大成地體現了元素混搭的尷尬:讓北朝民歌裡的主人公住進福建土樓,對聯出自元雜劇,漢代的長袍,盛唐的唇妝,清代的紋路,明代的袞服顏色,宋代的甲冑,以及橫跨大江南北的自然風光。給人的感覺是考證了,但沒完全考證,乍一看很像中國,湊近了就不倫不類。
當然,這種混搭未必是片方不用心,事實上,這恰恰體現了好萊塢對觀眾的投機迎合——只不過它首先考慮是全球市場,首先需要滿足西方基本盤對中國元素的刻板印象。故而在我們看起來是大雜燴的部分,在老白男眼中反而更有可能光彩奪目。

迪士尼電影《花木蘭》裡出現的福建土樓,實際產生於宋元時期
寫過《華爾街之狼》的編劇Terence Winter說過,現階段的美國好萊塢電影只停留在最低標準的敘事水平——“細節、人物成長和文化差異之類的東西根本不存在,幾乎不需要對話,全靠視覺效果和爆炸,簡單粗暴的人物臉譜……故事非常簡單,很容易翻譯到全世界[8]。”
因此,Netflix在“拍全球故事”這方面,從好萊塢那裡繼承的其實是一堆糟粕。
讓好萊塢改變是很難的。迪士尼CEO羅伯特·艾格在自傳《一生的旅程》裡曾經透露過:為了推動上海迪士尼建設,他在過去的二十多年裡到訪上海40多次、拜訪過3任國家領導人、5任上海市市長和為數眾多的黨委書記。這串數字的背後揭示了好萊塢的大廠文化:事必躬親,少有放權。
用艾格自己的話講,迪士尼“權力完全集中、以過程為重”,即便高管也不能隨心所欲,每個創意和企劃都困在系統裡。自2000年成為迪士尼總裁、2005年接任CEO之後,羅伯特·艾格小到一款遊樂設施的設計方案、一部影片的粗剪討論乃至流媒體的UI細節,都在他親力親為的範疇之內[5]。

2018年4月26日,上海,出席玩具總動員開園儀式的艾格
當然,好萊塢管理上的事無鉅細,並非完全等同於官僚化,而是文化產業的慣性所致:其中包含了對標準的追求,對品牌的自豪和對風險的嚴控。但時過境遷,經驗往往變成包袱。對於Netflix創始人裡德·哈斯廷斯(Reed Hastings)來說,走跟羅伯特·艾格一樣的路只能是死路一條。
最終,Netflix摸著好萊塢過河,探索出了一套達成文化輸出2.0的最佳路線,那就是——當一個煤老闆。
03
汪海林這樣總結過投資影視的煤老闆:“他們有個安全生產的理念,所以從不插手創作。”對此,韓劇《王國》的編劇金銀姬肯定很有同感。
憑藉《三日》和《訊號》等作品贏得業界口碑的金銀姬,早已是韓國最具人氣的女編劇,但當她想把《王國》搬上熒幕時,卻遭到了韓國電視臺的一致拒絕。理由是古裝喪屍題材極為燒錢,而且內容血腥暴力,很難吸引廣告商,投資風險過大。因此在2011年,金銀姬只得把《王國》改成了動畫片[11]。

全智賢出演的古裝喪屍片《王國》,又名《李屍朝鮮》
隨著《訊號》在韓國的爆火,Netflix主動找到了金銀姬,說服她把《王國》重新改成電視劇,按金銀姬的說法,Netflix是最適合展示《王國》的平臺,韓國電視臺會對刀具打碼,很影響視覺效果——“Netflix沒有干涉任何事情。不管我如何講這個故事,寫死了多少人,內容上都我說了算。”
後來金銀姬這樣總結:“Netflix從不發表任何意見,只給錢。”

Netflix成為劇集產業的夢中情甲
Netflix與好萊塢的核心區別,是平臺是否保留對創意的控制權。好萊塢更像是一個講出”我不要你覺得,我要我覺得”的黃氏霸總——你能脫離我的模板講出好故事嗎,你的故事能比我的故事更好賣嗎,我不信!而Netflix則安分地充當煤老闆——只負責開支票,充分放權給本地團隊。
一言蔽之,好萊塢做的是製片人,Netflix做的是投資人;好萊塢提供指導,Netflix提供服務;好萊塢預設模板,Netflix給予自由。
在“講好他國故事”這件事上,Netflix比好萊塢更明白:重點不僅在於誰的故事,更在於誰來講,怎麼講。而這個國際煤老闆現在要找的,就是全球範圍內最有才華同時最缺錢的創作者。畢竟給機會的實質,就是給錢。而Netflix劇集之所以能夠與傳統韓劇拉開差距,也基於它對創作者真金白銀的打投。
在《王國》之前,韓劇單整合本在4-5億韓元,2016年KBS那部“史上最貴韓劇”《太陽的後裔》,單整合本不過8億韓元。而《王國》前兩季一出場,便將單集費用推到20-30億韓元的級別[10]。此外,Netflix的印度劇集《神聖遊戲》,單整合本是以往印度劇的3倍;Netflix的日本劇集《全裸導演》,投入則達到了傳統日劇的10倍。

進入韓國的前五年,Netflix共花費7700億韓元製作了《甜蜜家園》《少年法庭》《夜叉》等80多部影視劇,匯聚薛景求、孔侑、金惠秀、劉亞仁等韓國一線明星陣容,成績斐然。
2021年初的韓國發佈會上,Netflix追加5億美元投資,幷包下兩座大型拍攝基地。2022年5月,Netflix旗下特效公司Scanline VFX宣佈未來5年再投1億美元打造韓國特效公司。而在2023年4月韓國總統訪美期間,Netflix聯席CEO薩蘭多斯表示未來四年將投資25億美元用於韓語內容製作。
Netflix原創能在韓國井噴,有以下三個關鍵因素:首先,韓國有高度工業化的影視產業,具備大量型別化敘事的產業人才;其次,韓國有文化出海的外向型基因,且內容生產的價效比遠高於歐美;最後,韓國文娛是成熟的分眾市場,影、視、綜各司其職,劇集主要承載娛樂功能,導致很多議題在傳統韓劇難覓出口。
Netflix這種放權給第三世界創作者的成績,自然被同行看在眼裡。比如同出矽谷的Apple TV+,除了《初創玩家》《人生切割術》等贏得盛讚的美劇,韓劇《彈子球遊戲》、英劇《流人》也都是蘋果流媒體的原創。Apple TV+對Netflix模式的效仿,使得好萊塢模式主導下的劇集產業更加多元化。
換句話說,Netflix模式並非只有Netflix才能用。
例如前文提到的《馬可波羅》是一部Netflix劇集,但它卻是按照好萊塢模式做出來的;而《我的天才女友》是一部HBO劇集,但它卻是按照Netflix模式做出來的,替HBO Max在義大利搭班子的製片人保羅·索倫蒂諾(Paolo Sorrentino),本就是義大利中生代最富盛名的作者型導演。
無獨有偶,由日本國民演員真田廣之擔任製片人的日劇《幕府將軍》,不僅在去年以18項大獎橫掃艾美獎,而且在剛剛落幕的金球獎上繼續以最佳劇集、最佳男女主、最佳男配的4項殊榮一騎絕塵。這部Disney+推出以來最成功的非英語劇集,同樣是Netflix模式在流媒體戰線的又一場大勝。

被稱為日本版”權力遊戲“的《幕府將軍》
這裡面值得注意的是,Netflix拍的《三體》並不是上述模式,它不可能實現類似《王國》那樣的“韓語內容,本土製作,全球放映”,它本質上是一部改編劉慈欣作品的“美國故事”,劇情裡汪淼變成女性,羅輯變成黑人,是因為這是一部徹頭徹尾的美國導演、美國編劇、美國演員的美劇。
換成美國編劇、美國導演,在傳統美劇的生產關係裡,是做不出《我的天才女友》或者真正的《三體》的,不是好萊塢的技術、資金和業務水平的問題,而是美國本土根本不會產生這樣的故事。換句話說,Netflix從海外汲取到的,既有嶄新的文化元素,也有好萊塢體系之外的人才和創意供給。
而由美國流媒體集團引導的“拍全球故事,給全世界看”的模式,近年來已成為燎原之勢,高分作品層出不窮,商業回報盆滿缽滿。在派拉蒙、米高梅等好萊塢傳統巨頭日漸式微的當下,Netflix、HBO Max等接過了它們的權杖,而蘋果、亞馬遜等科技巨頭也躬身入局,用流媒體繼續全球圈地。
在文化輸出2.0模式下,全球娛樂產業的權力中心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未來仍然會掌控在加州一小部分人的手裡,不管山火燒得有多旺。
全文完,感謝您的閱讀。
參考資料
[1] Netflix的亞洲戰事:一場給愛奇藝騰訊看的生動軍演課,河豚影視檔案
[2] 好萊塢退守美國,娛樂全球化進入新階段,娛樂硬糖
[3] 娛樂至死:好萊塢型別片十年,FP影評
[4] 這回布拉德·皮特麻煩大了,生活日報
[5] 一生的旅程,羅伯特·艾格,喬爾·洛弗爾
[6] 數字化、私人化與激進化:技術變遷視野中的美劇文化,常江
[7] Netflix《馬可波羅》鉅製後的成吉思汗野心,騰訊科技
[8] 金牌編劇:美劇編劇訪談錄,克里斯蒂娜·卡拉斯
[9] Netflix那些事兒:優愛騰要學起來沒那麼容易,XYY的讀書筆記
[10] “不發表意見,只給錢”,Netflix給韓國砸5億美元圖啥,Mtime時光網
作者:魯舒天
編輯:戴老闆
責任編輯:戴老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