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肖磊看世界
世界的變化，除了政治經濟貿易等領域的直觀性演變之外，還有很多值得關注的，無時無刻都在影響諸多歷史走勢的元素改變，這些改變從當下去看似乎是特定的、區域性的，對整個世界的直接影響又是非常邊緣的，於是我們更容易忽略這種改變，但這似乎不是事實的全部。
自從“國家”這個組織體系在全球達成存在性共識之後，國家之間的衝突似乎就成了全世界最為關注的一個矛盾點，無論是從過去幾次世界大戰的角度，還是當下關稅戰、貿易戰等的角度，實際上都是以“國家”為主體，這就使得解決很多終極衝突的邏輯，變成了對“國家”這一全球主流組織的理解和演化探索。
有一些國際學者，提出了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就是縱然存在“聯合國”這樣的組織，國家與國家之間的衝突也實際上沒有真正的執法機構，聯合國並不是一個基於擁有強大暴力工具的，超越國家這個組織體系的裁決者，也就是無法跟國家這個體系下的軍隊模式相提並論，這就使得國家與國家之間的衝突，實際上很難獲得裁決層面的強制執行，最終依然會走向叢林社會。
當然，這種理解有其現實的時代背景，只不過我個人覺得當下和未來的世界，更大的矛盾點，可能還不是對“國家”這個體系下，所有衝突的“無解”，從而滑向叢林社會。因為對於全球大部分國家來說，彼此之間對的主權級別的矛盾，實際上主要還是以獲得發展和經濟利益為終極目標，這種終極矛盾，是可以透過國際貿易、分工演化、利益共享、組織交叉等等體系來解決的，只是一個策略和方法問題。
但問題是，還有另一種超越“國家”體系的，解決方法極其有限的矛盾，從目前的情況看，已經逐步的開始影響全球體系，從而開始較為隱蔽的塑造各種國家關係，甚至決定著未來諸多經濟貿易和人類福祉的走向。
這裡面具體的概念和用詞不太好定義，有人說這叫“文明的衝突”，也有人說這叫“種族主義”，還有人說這可能是“宗教異端”。
為什麼會引出這個話題呢，如果從最近諸多國際事件的疊加看，無視或忽略這種衝突的存在，或單單從二戰後執行十分有效的“國家”這個體系去理解和分析其對未來世界的影響，那將很難得到有效的思考和分析角度，正確認識很多問題都可能變得很難，更不要說搞出有效的解決辦法。
從美國逐步走向“白人至上”主義，以及跟宗教的疊加，再到南非黑人跟白人之間的問題，再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問題對整個世界帶來的認知“混亂”，如果再加上類似印度和巴基斯坦爆發的，宗教裹挾下的戰爭衝突，實際上都在說明一個問題，那就是當我們更深入的在關注和思考全球基於“國家”這個體系的關稅戰、貿易戰等等世界發展困局和變局的時候，另一個全球性的底層衝突正在崛起。
當然，我們很容易把巴以衝突和印巴衝突，理解成“國家”這個體系下的衝突，因為跟南非白人和黑人之間的問題，美國內部白人至上主義的抬頭等相比，巴以衝突和印巴衝突，似乎是國家和主權的問題。
但實際上這裡面蘊藏著一個非常重要的人類發展難題，就是當一個組織體系，不管這個組織體系是以什麼形式構建起來的，是部落、是種群、是宗教、是國家、是聯盟等等，其內部組織很難持續發展的時候，或者說缺乏發展資源的時候，是否能夠從更大的撮合體系，以及更高的解決問題的角度，搞出一套新的融合模式，並體現出這種新的融合模式的優勢，也就是這種新的模式能夠滿足彼此融合的發展增量需求，完成文明的升級，還是要以消滅另一個並行體系，來解決新增分配的問題，從而基於對過往的重複，甚至嚴重倒退，來擺脫困境和解決矛盾的問題。
這裡面，我們可以更為深入的來探討這個問題，比如類似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問題，是一個非常典型的疊加問題，一方發展良好，另一方發展落後；一方是猶太教，另一方是穆斯林社會；一方是原住民，另一方是外來者（以色列是基於數千年前的記錄來強行建國，可以看成是“國家”這個現代歷史發展下的地區性外來者）。
因此，巴以之間的矛盾，隨便一個拿出來，都可能是擁有各種立場和解釋權的，彼此都會出現偏執的支持者。在這樣的侷限性架構裡，矛盾是不可能解決的。落後和發達，是一種失衡帶來的矛盾，宗教問題是信仰帶來的矛盾，原住民和外來者建國是現代體系下的主權矛盾。
要解決這類矛盾，按照國際體系向叢林法則的演化，也就是靠力量對比來解決這類矛盾，恰恰不是很好的辦法，因為有可能弄巧成拙，也就是如果僅僅基於力量本身，那當力量弱勢的一方，突然或逐步的變為強勢的一方，同樣也會對另一方進行“圍堵”、“封鎖”和“滅絕”。
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從根本上講，實際上是整個組織體系認知和“心理”問題。由於政教合一這種體系，在全球已經不再是主流，我們為了把討論更聚焦一些，可以把這類問題，歸結到民族這個體系下，因為現代國家就是基於民族國家來構建的。
說到這裡，為了使得對這個問題的討論，更能直白和便於理解一些，可以結合我們中國的一個提法。近年來，我們時常會聽到、看到這樣一個提法，就是“民族自信”。
請注意，我這裡解釋這個邏輯，只是個人的一點瞎思考，不存在對其定義等，僅僅是為了把一些問題討論得更有意思一些，如有不對的地方，大家儘管批評。
如果基於“民族自信”這個角度去理解，類似以色列對巴勒斯坦採取的行動，以及各種類似南非的問題 ，美國開始大張旗鼓的搞白人至上等問題，實際上非常好理解。就是無論是多數對少數，還是先進對落後，又或者是落後對先進，實際上只要開始採取一方打壓另一方，一方排斥另一方，一方試圖“滅絕”另一方，都可以看成是失去了“民族自信”。
很多人可能會說，發展好的也會失去“民族自信”嗎？難道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也是以色列這個民族，失去了自信嗎？
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因為很多時候，我們對“自信”這個詞的理解，完全是錯的。自信這個詞，如果輻射到國家和民族這個層面，實際上是一種更加廣闊的融合體系 ，也可以說是解決人類終極衝突的一種根本性認知和感受體系，這反而是超越國家、民族和宗教這些具體衝突的一種方向和孕育新秩序的土壤。
“民族自信 ”裡面，不是我最好、我最棒、我最特殊，而是我的歷史、文化和發展體系，是基於我的文明演化出來的，面對全球各種不同的體系或文明，有好的地方，也有不好的地方，真正的“民族自信”恰恰是避免形成對其他民族體系的絕對定義。也就是說，在這樣的“自信”心理之下，任何全球的體系，都有值得我學習的地方，無論其他體系是落後的，還是先進的，是少數還是多數，是弱者還是強者。
為什麼說失去“民族自信”就是危險的呢，因為當失去“民族自信”的時候，就算你是強大的一方，也一定會朝著一個可怕的方向發展，那就是“種族滅絕”。比如在以色列這個民族看來，巴勒斯坦人無論從哪個方面來說，都非常弱，對人類都沒有正向貢獻了，沒有值得學習的地方了，這個時候就會把對方變成“動物”屬性，人類在面對“動物”屬性的時候，就只有兩種選擇是會獲得心理安全感的，一個是動物園模式，也就是圈起來，另一個是滅絕模式，就是想辦法獵殺。
所以你會發現，如果失去“民族自信”，你就會對發展得沒有你強的一方，失去耐心，從而獲得“圍堵”、“封鎖”，甚至是“滅絕”的合法性。如果大家看不懂這種邏輯，當大家開始發現，一個民族對另一個民族，開始將其降低到“動物性”認知的時候，就要保持警惕了，這就是“滅絕”的開始，因為只有將另一個民族降低到了“動物性”的時候，才會達成內部對其“無用”、“威脅”的認知共識，才會對“滅絕”等出現集體性支援。
因此說，真正的“民族自信”，是從整個民族心理層面，認識到一個問題，那就是萬物皆有優點，而且這種優點一旦被毀滅，地球上就沒有了，如果保持其合理的存在，或許在未來某個時間點上，會以某種方式拯救人類和自己民族。
當一個民族認識到，無論什麼時候，萬物皆有優點的時候，就算自己發展的多麼強大，都不會以滅絕另一個民族為解決問題的共識。如果大家還不明白這一點，其實除了以色列，從美國的發展週期上面，也能清晰地看到這一點。
為什麼美國會在這個週期內，如此明顯的走向白人至上主義呢，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美國這個整體性的體系，儘管依然強大，但也開始失去自信。美國開始談白人對美國的貢獻更大，開始談美國對二戰的貢獻更大等等，實際上這些問題美國以前是不會拿出來說的，因為是自信的，也就是不言而喻的，而當開始非常較真的拿出來說這些“貢獻”問題的時候，實際上意味著會有不同的選擇，各種內外政策都將走向種族化和陣營化。
在美國和中南美洲這片土地上，曾經生活著印第安人，這些人發明了很多東西，土豆玉米等讓全球化後的世界人口保持了巨大的增長模式，使得人類可以支撐得起工業經濟的生產需求，人類文明才有了今天的輝煌。如果再回到民族、宗教和國家主權等問題更為複雜的中東地區，由於這一地區的人們在諸多歷史的關鍵時期，保持了亞歐大陸的流動性，保持了商業傳遞資訊的可持續性，保持了對不同知識體系的尊重，才會使得東西方文明擁有了交融和儲存體系。
如果全球當下更為強大的國家或民族，給較為弱小的民族一定的發展空間和時間，這些當下弱小的民族，會給未來的世界帶來何種驚喜，實際上誰也無法抹殺這種可能性。殖民者之所以開始對印第安人的滅絕等合理化，最關鍵的原因是，印第安人失去了發展、調整和再次給人類作出創造的機會，讓殖民者試圖要讓全世界覺得印第安人就是被滅絕之前的落後模樣，就算不滅絕，也不會給人類有啥貢獻了。
但事實是，如果印第安人保持有足夠的數量，一個能夠馴化那麼多植物，以及發明和建造出各種精美和神秘文字的文明，其智商和創造體系帶來的可能性，不會弱於任何一個人類種群。
就像如今的以色列，如果將巴勒斯坦人圍堵和封鎖得水洩不通，那麼這個地區的發展就沒有任何可能，其醞釀出來的就只能是極端。而當醞釀出極端的時候，對其打擊、封鎖、滅絕等就有了新的道德和合法性支撐。其實當年殖民者對印第安人的滅絕也是同樣的思路，對其進行特定區域的封鎖，然後使其不得不醞釀極端選擇，最後基於遏制極端的理由，逐步將其滅絕。
如果說“民族自信”帶來的是世界的多元，以及人類未來發展的更多可能性，那麼這種自信自然會形成新的秩序，也就是萬物皆有用，萬物皆有其優點，滅絕任何一種地球生物，都是人類和自身巨大的發展性損失。只有相信這一點，才會有真正的“民族自信”，才會避免任何形式的，將人類推向叢林社會的動力成為獲得發展的主流。
一直以來，很多大師級學者，也在思考和研究這個問題，就是什麼樣的全球體系，才是具有更大包容性的，也就是可以超越民族、宗教和國家等體系的，二戰後聯合國的成立等，其實也從另一個方面來說，體現的就是人類社會正在尋找解決共存問題的發展模式。
但我個人覺得所有的問題，實際上本身並不能完全超越組成和造成這些問題的本身，想超越民族、宗教和國家等體系，首先必須要有民族自信、宗教自信和國家自信，這種自信其中最重要的內涵不是我最牛，我要讓別人都跟我一樣、聽我的等等，而是能夠用更高的傳承和知識等體系，找到、發現和絕對相信其他不同體系蘊藏的優點和潛在貢獻，只有這樣，人類所有的體系才會有共存的可能，才會撮合出超越當下矛盾的未來體系。
更重要的是，我這裡提到的“自信”，跟現實背景下的強弱無關，只跟各自對歷史、文明和自身體系的認知和心理狀態走向有關。強者一旦不自信，給全球帶來的災難，遠比弱者的不自信更加可怕。
所以呢，未來解決全球諸多矛盾的歷史背景，是由具體的，滑向叢林法則之後，由更強大的暴力來塑造，或者說是由征服性哲學的強制制定，還是由各個矛盾主體對“民族自信”這種心理狀態的深刻理解和持續調整來塑造，實際上其對人類的影響是非常深遠的，因為從歷史去看，一旦社會秩序由叢林法則主導，80%以上的機率將是狹隘取代包容。
當然，把當下世界的很多發展性難題，很多具體的衝突，完全定義為“民族自信”這種心理問題，似乎是在避重就輕，但實際上這本身可能也是一個重要的問題。一直以來，是什麼決定了發展，很多人可能會說是制度，那是什麼決定了制度，很多人可能會說是歷史文化，那又是什麼決定了歷史文化，很多人會說是發展形成的民族生存共識等，其實追問到這一步，就會出現一個新的問題，是什麼在塑造民族生存共識，這裡面最後大家會發現，是不斷的，處在動態演化當中的內外環境，而如何正確的認識和理解內外環境，其實並不是簡單的制度問題，制度只是一種末端表現，恰恰相反的是，正確認識和理解內外環境問題，從而理解是什麼在塑造民族生存共識，是較為抽象和隱蔽的民族心理問題。
也就是說，未來只有在正確的“民族自信”為主流的世界秩序底層塑造力量的時候，世界才會有機會發展出超越當下各類矛盾的秩序和具體的末端制度體系。這就好比說，如果你認為除自己之外的世界，是危險的、不值得學習的、超級壞的，那麼這種心理醞釀出來的未來制度體系，就一定是容不下其他族群或秩序的。
當然，如果不舉出一個非常準確的例子，大家還是很難理解這種較為抽象和隱蔽的邏輯體系，就拿現在的美國來說，再具體到當下大家關注的關稅戰、貿易戰、白人至上主義等來說，如果美國大部分人都認為，全球其他國家和種族等都在佔美國便宜，對美國來說都是壞人，這個時候想都不用想，這種心理導致的，美國醞釀出來的末端操作制度，一定是狹隘的，也就是專注於打擊對方的。這對世界來說，難道不危險嗎？
假設這個時候，美國開啟了對世界其他體系的“滅絕”或對“滅絕”的支援（只是假設性討論），那意味著什麼呢？其實美國自身的發展也會失去更多可能性，就拿過去推動美國發展的人才體系來說，像至今還在給美國創造巨大產品紅利的蘋果創始人喬布斯，是敘利亞裔，特朗普政府非常特殊的一員馬斯克是南非這個生存環境下存在的，甚至像盧比奧這種美國心理出現問題的代表性政治人物，都來自古巴裔。
也就是說，假設當年在其他國家都沒有發明原子彈的時候，美國用原子彈進行全球性“滅絕”，恐怕整個美國都會淪為永久性的鐵鏽地帶，倒退到擁有原子彈的農耕社會重複模式，這就是為啥歷史以來，掌握絕對武力的純征服帝國所創造的體系反而是落後且不可持續的根本所在，而恰恰是外部種族和不同生存模式的存在和塑造，給二戰後的美國帶來了新的發展資源和更高的追求。
至於解決未來世界的各類矛盾和發展問題，到底是具體的制度優先，還是需要更抽象的主體心理調整，這是一個開放性問題。當美國開始變得狹隘，世界種族問題等依然愈演愈烈的時候，過去很長時間裡，世界對具體制度決定一切的理解，可能會像福山的“歷史終結論”一樣崩塌，而沒有方向的混亂，不一定會醞釀出更先進的智慧，更有可能是長週期的人類發展性停滯。
以上僅供閒聊！
文/肖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