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 not busy being born is busy dying”
(一個不忙於重生的人，就是在忙於走向死亡)
—
《It’s Alright, Ma (I’m Only Bleeding)》
🎬
Milton Glaser的海報
在 20 世紀 60 年代，迪倫超越了單純的流行偶像的角色，成為與好萊塢某些巨星和當時的主要政治活動家（如馬丁·路德·金和馬爾科姆·X）齊名的圖騰式偶像。美國平面設計師 Milton Glaser 也是如此，他是《New York》雜誌的創始人，也是著名的 “我愛紐約”標誌的創造者。
他筆下的迪倫是側面形象，圍繞著這位創作型歌手的兩個相貌特徵展開：弧形的鼻子和捲曲濃密的頭髮，頭髮朝向天空，以迷幻的色彩表現。這些元素似乎暗示著迪倫腦海中湧動的創作洪流，同時也是即將到來的Flower Power的象徵。
這幅海報成功地超越了迪倫音樂的界限，就像他的歌詞一樣，與整整一代人對話。
Ray-Ban加勒比
1965 年，厚重的錐形鏡框墨鏡被引入迪倫的設計風格。它們與迪倫的電音爭議不謀而合，傳達出一種更難以捉摸、更強硬的形象，通常與受存在主義啟發的全黑裝束聯絡在一起，但部分也受到當時美國知識分子中黑豹黨吸引力的影響。
雖然迪倫經常被錯誤地與雷朋 Wayfarers 聯絡在一起，但他的鏡框可以追溯到加勒比款，由紐約的博士倫公司為這一經典眼鏡品牌生產。
此後，墨鏡經常出現在迪倫的作品中，比如澳大利亞插畫家 Martin Sharp 1967 年為地下雜誌《Oz》創作的一幅著名的萬花筒式墨鏡。
The Freewheelin' Bob Dylan
1963 年 5 月《The Freewheelin' Bob Dylan》發行時，迪倫的首張專輯銷量僅為 5000 張。在和平主義頌歌《Blowin' in the Wind》和封面設計的推動下，《The Freewheelin' Bob Dylan》瞬間成為暢銷專輯。
這是由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內部攝影師 Don Hunstein 拍攝的照片，他的隨性成為了這張唱片的優勢，與當時 Blue Note 和 Prestige 等爵士樂廠牌的現代主義和尖銳的藝術方向形成了鮮明對比。與當時的標準相比，《The Freewheelin’ Bob Dylan》的藝術設計可以說是一種反設計的形式，正因如此，它成為了永恆的經典，幾乎超越了歌曲的光環。
多年來，出現了許多向鮑勃·迪倫致敬的作品，如義大利新浪潮樂隊Diaframma為他們的專輯《Anni Luce》拍攝的照片，這是在原作問世近三十年後在佛羅倫薩拍攝的。同樣令人感慨的還有 TikTok 上的潮流 “Bob Dylan core”，即駝著背，裹著對寒冷天氣來說過於短小輕便的外套走路。就像迪倫穿著麂皮燈芯絨夾克，與女友 Suze Rotolo 從他們在紐約的公寓出發，走過幾個街區，走在白雪皚皚的街道上。
就像 Rotolo 本人在 2008 年對《紐約時報》解釋的那樣：“他穿著一件很薄的外套，因為他只注重形象。我們的公寓總是很冷，所以我穿了一件毛衣，還借了他一件又大又厚的毛衣。除此之外，我還穿了一件大衣。所以我感覺自己就像一根義大利香腸”。
Archizoom 的彩虹床
“Stuck Inside of Mobile with the Memphis Blues Again”（再度滯留莫比爾，孟菲斯的藍調糾纏不休），這是迪倫最著名的歌曲之一。這首歌於 1966 年發行，收錄在《Blonde on Blonde》中，這是那個時代從伯克利到歐洲的年輕抗議者、藝術家和波希米亞人的決定性專輯之一。
其中包括小埃託雷·索特薩斯（Ettore Sottsass Jr.），他一直與這首歌保持著密切的聯絡（他同樣對這首歌冗長、幾乎繞口的歌名著迷），以至於這首歌影響了他在 1980 年為自己的團體所取的名字，而這個團體也成為了後現代設計的象徵：孟菲斯。
1967 年 10 月，索特薩斯親自向《Domus》的讀者介紹了 Archizoom 小組。他介紹了四張床，這是激進的佛羅倫薩建築師的語言和哲學宣言。其中一張名為 “Arcobaleno” 的床頂部是一個彩虹色的拱門，安放在兩個深色大理石床頭櫃上，床罩上有鮑勃·迪倫的大幅影像。強調了這位藝術家的詩意願景在義大利激進建築界的核心地位。
鮑勃·迪倫的自畫像
可以說，鮑勃·迪倫事業的頂峰是 2016 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這位吟遊詩人值得驕傲的另一件事是他的一幅畫作被MoMA收藏。
這是一幅相當抽象的自畫像，尺寸為 12 英寸 x 12 英寸。這幅作品的歷史價值來自於它被用作 1970 年雙張專輯《Self-Portrait》的封面，這也是迪倫主要受鄉村音樂影響的作品之一。
哈里·戈登的紙質禮服
MoMA收藏的另一件作品也與鮑勃·迪倫有關——哈里·戈登（Harry Gordon）在 1967 年設計的一件紙質連衣裙。儘管名為紙裙，但它並不完全由紙製成，還含有人造絲纖維，不過它的特點是將迪倫的臉絲網印刷在類似紙張的表面上，橫跨整件衣服。
哈里·戈登的紙質連衣裙一半是衣服，一半是設計品，它見證了 20 世紀 60 年代中期西方社會中瀰漫的流行和嬉戲的激情，人們沉迷於不斷更新的服裝和音樂偶像——新一代的世俗圖騰，憤怒而又消費主義。
一把 Fender Stratocaster 吉他
鮑勃·迪倫是美國民謠音樂的基石，但有人認為他背叛了這一流派。具體來說，這發生在 1965 年 7 月 25 日星期日。在美國民謠傳統的聖地紐波特民謠節上，迪倫決定在其職業生涯中首次與伴奏樂隊一起現場表演，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將傳統的木吉他換成了電吉他。關於這場演出的軼事和傳說有很多，比如據說民謠傳奇人物 Pete Seger 在後臺揮舞斧頭砍斷了迪倫吉他擴音的電纜。
在觀眾席上，噓聲和歡呼聲交織在一起；有些人被電到了，而有些人則觸電了。
迪倫現場表演的第一把電吉他是一把 1964 年的 Fender Stratocaster Three-Tone Sunburst，在短短三首歌曲的時間裡，這把吉他就創造了音樂史，成為這位創作歌手職業生涯的標誌性符號。
這把吉他在音樂節結束後被遺忘在運送藝術家們的飛機上，迪倫的隨行人員一直沒有領回，幾十年來一直放在飛行員 Victor Quinton 的閣樓上，直到他 2002 年去世。就在那時，他的女兒在一個箱子裡發現了這把吉他，箱子裡還有一些手寫的歌詞，經過與迪倫代表漫長的法律糾紛後，這把吉他於 2013 年以近 100 萬美元的價格被拍賣，創下了當時吉他拍賣的最高紀錄。
凱旋 T100 摩托車
凱旋摩托車是與青年（反）文化聯絡最緊密的工業設計作品之一。凱旋摩托車咆哮而充滿活力，一直是戰後時代英俊而註定失敗的叛逆者的代名詞，馬龍·白蘭度在《飛車黨》（The Wild One）中騎著雷鳥 6T 型摩托車，將凱旋摩托車演繹得淋漓盡致。
誕生於英國的凱旋摩托車在海外獲得了巨大成功，成為另類文化的身份象徵，在螺栓和刺鼻的汽油味中融合了大男子主義和花花公子精神。
迪倫也擁有一輛 1964 年的凱旋 T100，T 代表 Tiger。關於這位創作型歌手最模糊的神話之一正是圍繞著摩托車展開的。1966 年 7 月 19 日，在幾年後舉辦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的地方，迪倫駕駛的凱旋摩托車失控併發生事故，據他自己說，事故導致他臉部嚴重撕裂，失去知覺，甚至椎骨骨折。
由於這次事故，在第七張專輯《Blonde on Blonde》發行後正處於事業巔峰期的迪倫停止了長達七年的現場表演。不過，沒有關於這位歌手住院治療的資料，也沒有救護車被叫到車禍現場的記錄。
迪倫是一個精於講故事的人，難道他編造這一切是為了逃避他後來所說的 “老鼠賽跑”，就像披頭士樂隊決定停止現場演出一樣？這個故事至今仍是人們猜測的話題，但可以肯定的是，這位吟遊詩人對凱旋摩托車的熱愛，在他 1965 年的專輯《Highway 61 Revisited》封面上，一件迷幻圖案的絲綢襯衫下露出的品牌 T 恤就是最好的證明。可以說，凱旋摩托車是迪倫在美國進行巡迴演出的載體之一，他透過凱旋摩托車講述了美國的多面性、爭議性和烏托邦性。
“Rolling Thunder Revue” 期間的 “白臉”
“如果有人戴著面具，他就會告訴你真相”。這是迪倫在《Rolling Thunder Revue》中說的話，這部由馬丁·斯科塞斯執導的 2019 年紀錄片講述了這位創作型歌手 1975 年至 1976 年間的同名巡演故事。
《Rolling Thunder Revue》標誌著迪倫的盛大回歸。這場橫跨新英格蘭和加拿大的巡演，正如其名稱本身和音樂會海報的平面設計所暗示的那樣，讓人聯想到狂野西部時代美國馬戲團和巡迴演出的自發性和遊牧性。與迪倫同臺演出的，還有他的一幫老朋友以及格林威治村咖啡館垮掉樂隊和民謠場景中的傑出人物：他們是艾倫·金斯堡（Allen Ginsberg）、瓊·貝茲（Joan Baez）、傑克·艾略特（Ramblin’ Jack Elliott）和瓊妮·米切爾（Joni Mitchell）等。
迪倫對從越南撤軍和水門事件醜聞之間徘徊的美國進行了一次家訪。真相必須公之於眾，如果不是吟遊詩人喬裝打扮，那又是誰呢？這次巡演洋溢著與時俱進的表演氛圍，既植根於流行戲劇，也植根於紐約的現實生活。
最初，迪倫的面具是用透明聚氯乙烯（PVC）製成的，既費力又不實用。不久，它變成了白色的臉部化妝，具有啞劇和喜劇面具的風格，將迪倫與打動他的流行文化和古老文化重新聯絡在一起。在斯科塞斯的電影中，有人調皮地暗示迪倫的靈感來自於一場KISS樂隊的演出，但更有可能的是，1945 年的法國電影《天堂的孩子》將迪倫推向了最終成為其標誌性形象的 “白臉”。
安迪-沃霍爾的螢幕測試
據傳，迪倫與安迪·沃霍爾之間的關係並不友好。然而，這位吟遊詩人並沒有（或者說無法）逃脫藝術家的鏡頭，最終成為沃霍爾著名的“螢幕測試”（Screen Tests）的眾多拍攝物件之一。這一系列實驗性短片（共 472 部，但部分已遺失）拍攝於 1964 年至 1965 年之間。拍攝物件都是當時紐約上流社會和地下世界的人物，沃霍爾對他們進行了特寫拍攝，隨後用慢鏡頭放映，以誇大他們的動作和表情。
“螢幕測試”的靈感來自於罪犯照片，更確切地說，是來自於 1962 年紐約警察局發行的《十三大通緝犯》小冊子，它介於他的實驗電影（如《帝國》（1965 年））和對名人的迷戀之間，前者側重於時間和靜止的概念，後者後來透過繪畫和攝影表現出來。
🐳
當我們在MoMA凝視迪倫的自畫像，或在Spotify演算法裡邂逅他的數字幽靈，當TikTok少年模仿著雪中漫步的笨拙浪漫——鮑勃·迪倫早已完成了他最偉大的藝術作品：將自己鍛造成一個持續增殖的文化符號。
在人工智慧開始譜寫藍調的時代，迪倫留下的不是答案，而是一把佈滿鏽跡的鑰匙。它既打不開伍德斯托克的舊門鎖，也解不了元宇宙的新方程，卻始終懸垂在每一代反叛者的腰間叮噹作響——提醒著我們：當所有預言都飄散在風中，唯有不確定性的光譜裡，永遠躍動著鮮活的、粗野的、永不謝幕的次生反應。
“All I can do is be me, whoever that is.”
—
Bob Dyl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