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託德·布赫霍爾茲馬丁·費爾德斯坦
編輯 | 許瑤
大衛·李嘉圖（David Ricardo）從未上過大學，但他對經濟理論的鑽研能力勝過任何學者。他從未正式研究過金融市場，卻在股票市場上賺了數百萬英鎊。他有著強大的頭腦和務實的知識，完全碾壓知識領域的對手們，這使他不僅能贏得激烈的辯論，還對對手的論點不屑一顧。
1809年，李嘉圖以經濟學作家的身份首次亮相，在報紙上發表了有關貨幣和通貨膨脹的文章，並獲得了熱烈好評。
這位移民之子很快就成為英國紳士的典範，他對工業革命見地不凡，在會客廳裡也是風度翩翩。在詹姆斯·穆勒的鼓勵下，李嘉圖終於在1817年撰寫了一篇論文《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對亞當·斯密以及當代問題進行了全面的評論。
詭譎但絕妙的理論
一位傲慢的自然科學家曾請一位著名的經濟學家說出一條既非顯而易見卻又相當重要的經濟規律。經濟學家脫口而出：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遺憾的是，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很少有政治家能領會這種分析。其結果便是，世界經濟史中充斥著配額、關稅和貿易戰這樣的斑斑劣跡。
李嘉圖預見了英國兩種不同的未來：第一種，作為一個奉行保護主義的孤立島嶼，對外國商品設定重重壁壘；第二種，則作為一個外向型的貿易國，扮演“世界工廠”的角色。做出何種選擇，對英國國運至關重要。因為如果英國選擇前者，這種自足式的經濟很快就會陷入羸弱。我們不妨首先了解一下，為什麼李嘉圖傾向開放政策，然後再去審視李嘉圖提出的“停滯狀態”這個難題。
李嘉圖指出，無論是人還是國家，應加以專門化的正是那些讓他們損失最少的分工。這就是他們的“比較優勢”。而他們因不生產某種產品而做出的犧牲就是他們的“機會成本”。因此，專門化取決於誰在這一分工行為中的機會成本更低。
李嘉圖分析的要點是：自由貿易使家庭消費更多商品成為可能，而無論貿易伙伴的經濟水平是高是低。
與貿易保護主義者的鬥爭
李嘉圖自然不難看出，阻止廉價糧食進口是如何傷害工人和損害其僱主利益的。
除了對消費者的傷害，保護主義者還忘記了就業機會是透過向其他國家出售商品和服務創造的。當李嘉圖宣稱“地主們的利益總是與社會中其他階級的利益對立”時，無怪乎他就此成為上層階級的公敵。
像重商主義者一樣，林肯不明白的是，一個國家是否富裕，是看它有沒有能力消費大量的商品和服務，而不是儲存了多少印有總統肖像的硬幣或紙幣。如果林肯在倫敦購買他喜歡的大衣，他會將一些美元兌換成英鎊。於是倫敦有人手裡就有了美元。倫敦人之所以舍英鎊而取美元，絕不是要拿後者來糊牆的。這個倫敦人要麼購買美國產品，要麼用美元兌回英鎊。如果他買了一件美國產品，想必林肯會高興，因為比起美國貨，他其實更中意倫敦的大衣，而那個倫敦人也會高興，因為他喜歡美國商品。而如果他選擇兌掉美元，也得將其轉手給其他想買美國商品的人。
林肯不明白的是，英國人接受美元是因為他們可以用美元購買美國商品和金融資產。這個世界也許並不是由錢推著轉，但錢確實在全世界範圍內流通運轉。一旦這種流通被阻止，商品就不能從生產成本最低的地方流向需求最強烈的地方。
問題不在於大衣是否會在美國生產，而在於我們利用寶貴的資源所生產的產品，其機會成本是更高還是更低。透過允許開展貿易，各國便可使其公民將資源從低生產率行業轉移到高生產率行業。如果國家實現了轉型，家庭就可以用更少的代價享受更多的商品。
然而，這種轉型確實會給低生產率行業的工人和業主帶來痛苦。但貿易保護措施往往讓消費者付出更大代價，對此政府的最好辦法是直接補償被解僱的工人，並支付他們的再培訓費用。
還是那句話，自由市場並不是一個沒有痛苦的市場。“看不見的手”不會像母親庇護孩子那樣保護我們。如果人們更喜歡穩定，也許他們應該選擇被保護。但是，經濟增長和進步的獲益通常不會降臨到那些蜷縮在角落裡，指望政府阻止港口接受希臘人貨物的人身上。
對我們這個時代來說，更嚴重的問題在於，李嘉圖的分析暗示，富裕國家的保護主義使欠發達國家陷入停滯。一方面向這些國家提供數百萬美元的援助和貸款，另一方面又在受援國面前設定貿易障礙，這種行為似乎自相矛盾。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許多國家加入了“關貿總協定”，這是一個旨在促進自由貿易的組織，也是今天世界貿易組織（WTO）的前身。此後，多邊貿易談判啟動，切實減少了世界關稅壁壘。然而，極端孤立主義勢力的威脅始終蟄伏。
戰略貿易理論家指出，如果規模更大的公司發展得更有效率，在某些行業，只需要少數公司就可以滿足世界需求，同時仍然有利可圖。
加拿大的芭芭拉·斯賓塞（Barbara Spencer）和詹姆斯·布蘭德（James Brander）在一篇最常被引用的國際經濟學論文中警告說，在一個只有幾個參與者的行業，政府可能會決定資助某個特定的公司，這樣該公司就可以橫掃其競爭對手。此外，這家受資助公司的競爭對手可能會自行退縮，意識到在商業角逐場上，一家得到政府公庫和談判實力保駕護航的公司是不可戰勝的。
當一個市場僅限於少數玩家參與時，它可能開始變得像一場遊戲，玩家必須猜測其對手將如何應對自己的動作。納什認為，博弈策略是理解非完全競爭市場的關鍵。今天，經濟學、數學、政治學甚至哲學系的教授們都在競相論述所謂“囚徒困境”，這個問題正是由納什在普林斯頓的博士導師艾伯特·塔克所命名的。同樣，如果優步（Uber）和來福車（Lyft）可以合作，透過協調價格實現利潤最大化。但如果它們因反壟斷法而不能合謀，其中一家可能就會試圖透過降價來獲得市場份額。
戰略貿易理論和囚徒困境博弈並不能證明李嘉圖的計算錯誤。它們只是構想在某些情境下其他選項可能是最優的。
未來的分岔口
早些時候我們說到，李嘉圖窺見了當時英國的兩種未來：一個是作為外向型貿易者的光明未來，另一個是作為孤立主義者的黯淡未來。透過比較優勢分析，李嘉圖預見到英國將成為世界工廠。
李嘉圖並沒有給出馬爾薩斯那樣的悲觀預言，他認為：“人會從青年步入成年，然後衰老並邁向死亡，但這不是國家的發展歷程。當國家的國力達到最強盛之時，其進一步發展確實可能會遭遇阻力，但國家的自然趨勢仍可令其國祚綿長，維持自身財富和人口經久不衰。”
接受馬爾薩斯的人口原理後，李嘉圖預見到：人口增長導致人們對食物的需求更多；繼而導致農業向不那麼肥沃的土地擴張；繼而導致農業成本上升；繼而導致食品價格上升；繼而導致需向勞動者支付更高的工資；繼而導致企業家利潤下降；繼而導致擁有最優質土地者得到更高的地租。
如果李嘉圖是對的，土地租金就會隨著人口的增長而上漲。當需要食物的人數很少時，他們只需耕種最好的土地就能獲得足夠的糧食。隨著人口增長，農民們開始開墾次優的土地。由於次優土地產量較少，優質土地的所有者現在就可以收取租金。耕種這些二等土地的工資和正常利潤將決定糧食的價格。而且由於在品質較好的土地上耕種成本較低，因此產生了盈餘。地主獲取了這部分盈餘。
為什麼李嘉圖的這番洞察會令人皺眉不滿，甚至心生恐懼？因為根據這一推論，經濟增長之路將止步於一條“溝渠”，無論是字面還是象徵意義皆如此。在一段時間內，資本家農場主可以擴大生產，甚至向勞動者支付更高的工資。但很快，心滿意足的勞動者就會添丁進口，結果勞動者數量的增長壓低了工資。
糧食價格會上漲，但資本家不會從中獲利，因為他必須支付勞動者更多的工資，這樣他們才能維持生活。如果資源“在農場主和勞動者之間分配，給予後者的比例越大，留給前者的就越少”。此外，當農場主開始耕種劣質土地時，擁有最好土地的地主便可收取更高的租金。誰是這場博弈的贏家？是地主。那誰是輸家呢？是農場主資本家。誰不輸不贏保持老樣子？是勞動者。只是當農場主耗盡土地時，勞動者們最終可能會遭遇饑荒。李嘉圖稱這種陰鬱的困境為“停滯狀態”。
李嘉圖的分析已被證明有許多值得商榷批評和需要加以擴充套件之處。和馬爾薩斯一樣，他低估了勞動者的自我約束力。
李嘉圖和馬爾薩斯圍繞過剩問題和方法論的對壘
李嘉圖信奉的正是“薩伊定律”，該定律以法國人讓-巴蒂斯特·薩伊（Jean-Baptiste Say）命名，薩伊從邏輯上證明了普遍過剩只是一種空想。薩伊定律的標誌性表述便是“供給創造其自身的需求”。但在薩伊、斯密、休謨和李嘉圖看來，普遍過剩仍是不可能的，因為消費者必定用他們的錢做些什麼，而人們慾壑難填，渴望更多物質產品。
馬爾薩斯和李嘉圖之間的真正分歧並非圍繞過剩、租金或保護主義，而是圍繞方法論。他們生活在科學發現的時代，兩人都致力於尋找因果關係。基於這些聯絡，兩人都對將來會發生什麼做出了預測。但李嘉圖更專注於經濟過程中錯綜複雜的一系列步驟。而馬爾薩斯似乎更樂於發現一個普遍原理，然後將其應用於世界。
（本文摘自《經濟巨擘》）
責編｜王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