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還是姥姥？方言戰爭背後的失落上海人

上海話，不僅不動聲色地區分出了上海人和外地人，甚至還區分出了土氣和洋氣、粗俗與文明、貧窮與富有。

作者 | Catherine 山谷

編輯 | 涼拌水瓶座

美編 | 黃山

微信編輯 | 侯麗

“姥姥”與“外婆”引起的罵戰

不久前，上海家長爆料滬教版小學二年級語文課本《打碗碗花》一文中“外婆”被改為“姥姥”一事，引發了全網熱議。上海市教委作出的一則回應的截圖亦被曬出，截圖內容稱，查閱《現代漢語詞典》（第六版），“姥姥”是普通話詞彙，“外公”、“外婆”屬於方言。

圖片來源：大風號

不少本地網友憤憤不平，他們認為這是普通話霸權的又一次暴政，是對文化多樣性的破壞。

不少上海人對此痛心疾首，上海話，於他們而言，是《海上花》裡推杯換盞的喧鬧與蒼涼，是《色戒》裡的欲說還休，更是《繁花》中市井日常的瑣碎與靜默，是自小浸潤其中的鄉音。

一些人開始行動了，近些年，上海先後在公交車上採取方言報站名，在幼兒園和街道社群普及上海話，在衛視綜藝節目上對明星進行方言教學，街頭巷尾隨處可聞吳儂軟語。

但有人發問：提倡上海話，到底是對普通話霸權身體力行的抵抗，還是一種隱秘的排外？

實際上，提倡上海話遭到了不少“海漂”和遊客的反感。“阿拉上海”對上海人來說或許是自豪的稱號，可對他們來說卻是個排外的訊號、是融入此地的障礙，透露著都市人的傲慢與優越感，時時刻刻提醒著他們外鄉人的身份，確證著他們與這個城市的格格不入。

@知乎匿名使用者

座標上海一外企，上海本地同事一起開會或聊天聊著聊著就開始說上海話，開小會，這種給其他人的感覺非常不好。他們是自己覺得骨子裡有股優越感，選擇性的排外和釋放優越感。

上海人對外地人的不友好早就不是新聞了，而上海話在這裡扮演了一個關鍵角色，它不僅不動聲色地區分出了上海人和外地人，甚至還區分出了土氣和洋氣、粗俗與文明、貧窮與富有。

此前，曾出現上海人因店員聽不懂上海話而發飆的案例。聽不懂上海話，竟成了罪過。

針對“姥姥”這狀公案，一位上海作家也在微博上發表瞭如下言論：

姥姥穿臃腫的棉衣，自在舒服；外婆穿修身的旗袍，擺功架。姥姥一般不識字；外婆還會幾句英格歷史，撒有那拉。姥姥高興起來就唱幾句梆子戲，外婆一激動就來一段《桑塔露琪亞》。姥姥出門靠走；外婆出門靠滴滴。姥姥也有會推獨輪車的，外婆拿駕照不稀奇。

說不說上海話，似乎成了一場“本地人”和“外地人”的漫長拉鋸戰。或許，我們先心平氣和地看看上海話是哪裡來的比較好。

上海話哪裡來？哪裡去？

一般認為，現代漢語可以分為十個或八個方言區。非官話區人口大約有3億以上，其中，吳語區人口超過7000萬，分佈在江蘇省東南部、上海市、浙江省及其毗連的贛東北一帶。我們所謂的“上海話”，就是屬於吳語區，太湖片蘇滬嘉小片的一種方言。

從上海開埠至今這一百多年間，松江府城改頭換面，上海話本身也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語音方面，早在上世紀30年代，上海話韻母已從63個減少為32個，聲調從8個合併成5個；詞彙方面，上海話吸收了周邊很多地區，諸如蘇州、蘇北、寧波、杭州的方言土語，例如我們常常用來刁侃的“阿拉上海人”，在20世紀初還要讀作“吾伲上海人”，這便是寧波話的影響。

移民是造成上海話劇烈變化的最主要原因。19世紀中期以來，上海共有三次移民浪潮。先是上海剛被開放成口岸，開始出現近代工廠和工人的時候，有一大批來自更早開放的廣東技術工人。

之後是以寧波人為主的江南移民，他們原來多為手工工匠，有一定的經濟基礎和教育水平，這些寧波人形成的甬幫操縱上海金融界數十年，大部分寧波人投資新式企業，商人和工人在公館裡交換經濟和社會資訊。

最後是開始於19世紀60年代，持續到20世紀到來的蘇北移民，他們生活窘困沒受過什麼教育，在上海只能幹些沒技術含量的、臨時的、最苦最低賤的活兒。

滬語話劇《繁花》宣傳海報

到1949年，上海本地籍居民只佔上海總人口的15%，其中蘇北移民最多，佔總人口的45%，寧波人則佔了20%。雖然北方移民更多，但由於蘇北移民社會階層低，不及寧波人佔據的政商界要位，因此寧波話勝利戰勝了蘇北方言，更深刻地影響了上海話演變的程序。

誰有錢，誰的話便有分量。

在相當長的時間裡，上海都是大陸最繁華的都市，上海文化成了大陸最成熟的城市文化。由於講上海話的人往往更“有錢”，人們會產生上海話，優雅、有文化、時髦（本次由上海人民將英文smart引入，於是漢語有了“時髦”）等錯覺，這都是來源於人們對城市本身的刻板印象。而上海本地人則會用上海話摻英語的方式，顯示自己比說普通話的人更有優越感。

我們會看到有上海作家宣稱：

“我是一個上海人，我最最真實的母語應該是上海話……普通話並不完全是我的母語思維。”

也有上海作家認為：

“當時上海是租界，比較自由，很多作家都跑到上海來，大多用方言，甚至接近五四之前的話本，屬於半文半白的連載小說，非常豐富。1949年後，由於政治因素，這種生態沒有了……《XX》是一部用上海話思維寫成的小說，與普通話的思維大不一樣。”

在這裡，我們彷彿看到一個不證自明的事實：語言決定思維，上海話思維和普通話思維對立，自由的上海人要自由地用自由的上海話思考。

周立波關於北方人吃大蒜上海人喝咖啡的言論引起爭議

可惜的是，這一語言決定思維假說，已經破產幾十年了。沒有任何證據表明使用沒有將來時的語言，人就不能展望未來，更沒有證據表明，刪除“種族”就沒有種族主義了。這種說法被證偽的徹底程度，大約相當於進化論中的用進廢退說。

如今，當然不是在說要保衛全濁聲母的安全，也不單純是在說什麼推普之後沒上海。我們要留神的是，當人們說要保護它、繼承它、發揚某種語言時，那些總愛在方言與思維行為之間建立因果關係的人，到底在談論些什麼。

說上海話，做賺錢人

語言可以作為社會區隔的工具。芝加哥大學的研究者們則發現，同樣一段陳述，由異鄉口音說出會更令人懷疑。研究人員認為有兩種原因。首先，我們可能會有意無意地給帶有異鄉口音的人貼上“外人”的標籤。而“外人”的刻板印象讓我們減少了對他們的信任感。這種信任感的減少往往很難被我們自己察覺，是一種無意識的內隱態度。

另一方面，研究表明，異鄉口音會影響認知流暢性（cognitive fluency/ Processing fluency），也就是人在心理上處理資訊時的順暢程度，我們可能會錯誤地將這樣的不適歸因於資訊本身，這也間接降低了我們對帶外地口音人的信任感。

這一結論在最近上海的一項調查中被很好的證實了。該調研覆蓋上海有代表性的七個區，包括寶山、普陀、浦東、黃浦、閔行、嘉定和閘北。2011年的資料顯示，這七個區的人口占上海總人口數的59.3%，而外來人口占上海總外來人口的62.1%。調查發現：

相對於來自同樣方言區的外來人口，那些來自不同方言區的外來人口更難進入本地收入更高的行業和職業，特別是需要更高語言交流能力的服務業。而且，這種效應主要出現在與普通話差別比較大的幾個方言區，包括吳語區、粵語區和閩語區。其中，“本地方言回報”特別高的又是以上海為代表的吳語區。會說上海話顯著提高了從業者在建築業、製造業和銷售業的小時收入。

——華文好書

顯然，在上海，不會說上海話是真的會帶來麻煩的。

電影《花樣年華》劇照

在上海這樣的移民城市，移民融入得越好，是否會說本地方言本該越不重要。相反，如果在制度和文化上移民融入得不好，移民的流動性強，本地人與移民之間打交道的不確定性增強，反而會使方言能力成為判斷移民融入程度的訊號。

隨著移民（包括國外移民）比重不斷提高，語言本身就可能成為一個開放的系統，不斷地發生變化。在20世紀的前半葉，上海曾經吸引著來自全球和全國的淘金者，上海話也曾經受到蘇州話、寧波話和英語的共同影響，而這恰恰是上海這座移民城市充滿活力的體現。

但今天，移民的後代卻普遍擔心，“純潔”的上海話在改革開放新一代移民湧入後，面臨了了不得的“威脅”。語言使用也是一種認同行為，是一群人向其他人表明自己是誰的一種手段。中國城市對外來人員所採取的“經濟吸納”和“社會拒斥”的雙重態度，使得這些“都市裡的村民”成為行走在都市裡的“邊緣人”，也使得原本的城市居民劃出各種條條框框，來區隔自己與外鄉人，這其中，語言，無疑是一大利器。

上海話之別，還是土洋之辨？

改革開放之後，計劃經濟時代用“三線”建設來平衡地區差距的努力被扭轉了。市場經濟所帶來的“馬太效應”，造成大量的經濟資源和社會資源向東部沿海地區集中，尤其是集中於北上廣等少數大城市。這些地方有更多的就業機會，更好的發展前景，更優越的教育條件和社會保障體系，因而吸引了大批的外地人口。

外來人口的湧入極大地促進了城市的經濟發展，但也引發了本地人的不滿。尤其在上海這樣的“國際化大都市”，“外地人”成了一個帶有歧視意味的詞彙。在一些本地人眼中，“外地人”大多學歷不高，素質低下，吐痰、抖腿、打架、插隊、不愛洗澡，與之相對應的，文明、有禮貌、講信譽、愛乾淨，甚至品味不俗往往都是本地人的特徵。

著名娛樂場所上海“大世界”

@微博網友寶山沉水香

話說上海有些規矩真不是他們能懂的，在外面不能隨便蹲著，排隊時保持一個身位的距離不要貼著，坐著時腿不能抖，不能有事沒事唉聲嘆氣，吃飯時不能伸懶腰，你問他們從小知道伐？這些規矩沒有三代人是培養不出的。

排外的本地人愛拿素質說事，但事實上，“沒素質”很可能只是個幌子。真正讓本地人“記恨在心”的，是市場化浪潮與城市化發展帶來的被剝奪感：居高不下的房價、不斷緊縮的就業市場、擁堵的交通不斷壓榨著上海人的生活，生存空間被擠壓，生活壓力增大。

儘管此類現象在全國各地並不罕見，但在上海這樣的都市，由於這一切都伴隨著人口的大量流入，於是“外地人”便成了最易尋找的出氣筒和背鍋俠。畢竟，把這一切歸罪於“人多”，歸罪於沒有戶籍優勢的弱勢群體，既不需要動腦子，也不費什麼力氣。

討厭的原因：1，太多人的湧入導致我們這種剛畢業的本地人想找一份好工作不容易。第二個是交通，三四年前坐公交基本都是空的，現在是根本擠都擠不上去，車上都是外地人，地鐵就更恐怖了。隨著這幾年家門口外鄉音越來越多，治安也變差了。外地有錢的人太多了，還來上海買車買房，有沒有想過把我們的家鄉留給我們一點?沒那麼多人湧入，沒那麼多人買，房價至於那麼高嗎？

——崑山論壇 “作為一個上海人，我來說說上海人為什麼不喜歡太多外地人”

圖為電視劇中常見的上海丈母孃形象。

當一小撮本地人發現他們與自己口中的外來人口竟面臨著相似的困境，甚至要與他們競爭工作崗位和醫療、教育資源時，他們只能透過強化往昔的優越感，來彌補平衡如今競爭失利所帶來的失落感。

當這些曾經充滿著優越感的都市本地人不得不和他們所鄙視外地的鄉下佬置身於同一空間(如地鐵、公交等)，並且在經濟收入上已經喪失掉顯著優勢的時候。他們唯一可以採取的方式就是用自己所熟悉的規範化的中產階級標準來衡量一個城市的文明，然後把大部分外地人想象成難以達到這個標準和素質的低下階級，並以此把他們認定為一個城市的負擔和毒瘤。

——破土網地域歧視的本質是階級矛盾

落魄的現實往往會激發對光鮮的想象。此時，上海人的身份是他們在窮困潦倒的境遇中，唯一可以懷念的榮光和驕傲，而上海話與“高素質”作為上海人的代名詞，就是這榮光留下的活化石，它不僅是文化，更是活在他們身上的昔日繁華，象徵著本應獲得的社會高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