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紡織工業的絕對實力

老話說得好，“一力降十會”。

這句話的意思是：在絕對的實力面前，任何技巧都會黯然失色。

當初如來佛祖鎮壓孫悟空就是這麼個道理，你的筋斗雲和七十二變再花哨也沒用，佛祖一個巴掌按下去，猴哥就得乖乖趴在地上服完五百年有期徒刑。

打一巴掌需要什麼技巧麼？佛祖都懶得跟猴哥用技巧——一個平A下去，你就直接回泉水了，還談什麼一技能二技能——佛祖的“甚深法力”，或者說佛祖的絕對實力，才是西天大雷音寺軍團最核心關鍵的競爭優勢。

根本不需要用什麼技巧，我只要正常前進就足夠把你碾碎了。

在產業界，這樣的故事其實也在不斷上演——液晶螢幕、光伏板、動力電池、盾構機、無人機、機器狗……這些東西在中國製造業介入之前都是“工業明珠”，一個個都是西方發達國家的專屬。但當中國製造業開始介入，價格馬上就被打落塵埃。

你說這是因為我們太捲了，總是有大聰明喜歡搞惡意競爭麼？不排除可能有人腦子壞了，但絕大多數人肯定還是正常的——大家都是做生意的，能血賺誰不想血賺呢？

但我們也都知道，價格是供需關係博弈的結果，這些產品的價格能被幹到白菜價，而且還能穩定在白菜價這麼多年，這就只能說明一件事：哪怕都到了白菜價，依舊有人在賺錢——依託中國市場的巨大規模，依託完善的工業門類和強悍的供應鏈，中國製造業有能力把這些東西的生產效率提升到一個匪夷所思的高度。同時，這種效率也使得中國製造業有能力把“工業明珠”們的價格打成白菜價，並最終殺向國際市場，佔據絕對統治地位的市場份額。

這種效應，在中日韓三個國家的產業競爭中表現得尤為顯著。

不是韓國的船舶工程師們不努力，也不是日本的電池專家們不聰明，只是因為他們遭遇了和他們一樣努力的中國製造業，而中國製造業的體量又實在太過巨大，規模效應帶來的效率又實在太高——於是乎，“一力降十會”，日韓的許多產業只要碰上中國對手，就會快速收縮。

造船是這樣，電池是這樣，紡織品也是這樣，今天，我們就來聊聊中國紡織業的實力。

紡織行業，永遠的“夕陽產業”

對於紡織業，很多人認為這是一個“夕陽產業”。

這樣的看法，不能說是錯的，但也絕不是正確的。

之所以“不能說是錯的”，是因為在明面的輿論和資本動向上看，紡織業無法提供巨大的想象空間，比起有無數故事可以講的AI、晶片，紡織業實在看上去太傳統了，傳統到哪怕你是本專業排名全國前三的紡織專業學生，畢業進了廠做本職工作，工資也不過五六千；比起學計算機的同學，怕是輸在了起跑線上。

之所以說“絕非正確”，則是因為紡織業和農業、冶金等行業一樣，都是永遠不會消失的產業——只要人類生存在這個世界上，就有穿衣服的需求，就離不開紡織業的生產；更何況萬事萬物都在發展，今天的紡織業有自己的發展節奏，只不過沒有被大家看到而已。

在古代，最重要的商路是“絲綢之路”，最典型的經濟模式是“男耕女織”，曹雪芹之所以能寫出《紅樓夢》，就是因為他家祖上當的那個官叫“江寧織造”。在大航海時代，東印度公司最重要的商品是棉花和絲綢；在近代，珍妮紡紗機是第一次工業革命的標誌之一；在現代，尼龍和碳纖維是無數產業的底層技術。

……

美國南北戰爭的核心矛盾之一就是奴隸制的存廢，而南方黑奴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摘棉花。

中國改革開放後，花了無數資金引入西方技術和裝備，這個過程就被概括為“襯衫換飛機”。

可以說，在人類每一段重大歷史時期中，紡織業都會在聚光燈下露面。

這是一個近乎於永恆的行業。

更重要的，則是紡織業的行業特性——這是一個進入門檻無限低，但是發展天花板無限高的產業，基本遵循著從勞動密集（堆人力），到資本密集（堆錢）再到技術密集（堆技術）的發展路線。

紡織業的入行門檻有多低呢？1949年新中國剛剛成立，整個國家百廢待興，但就算是這種局面下，紡織工業以55億元的規模，成為了中國當時最大的產業，佔了工業生產總值的28.8%。

在今天，對於孟加拉、柬埔寨這些典型的貧困發展中國家來說，紡織服裝行業都是本國的經濟支柱：成衣業（紡織服裝製鞋皮革）佔了柬埔寨GDP的13.6%，佔了孟加拉GDP的18%，更是貢獻了孟加拉國80%的出口總額。

如果建設國家是一款遊戲，那麼紡織業絕對堪稱新手打錢神器：投入成本低（只需要廠房和機械），資金週轉快（五年就能回本），長期收益穩定（人永遠要穿衣服）——比起鋼鐵、化工這些需要大量資金和基礎設施的重資產行業，紡織業實在太“輕資產”了。

只要你的國家能種棉花、有大量勞動力，那你就可以發展紡織業，這就特別適合窮兄弟滿街走的發展中國家。

但同時，紡織業的發展天花板卻幾乎無限高——以日本的尤尼吉可Unitika公司來說，這家企業最開始在1889年就是一個單純的、傳統的、勞動密集的紡織廠（尼崎紡織），但二戰後，趕上了尼龍浪潮，轉而開始生產化學纖維，進而發展成為了薄膜、樹脂等高分子材料行業的重要玩家——這就已經一腳踏入先進製造的高階局了。

日韓的紡織業的發展和轉移

在中國紡織業登頂之前，亞洲紡織的天花板其實是日本和韓國。讓日本和韓國紡織業做大做強的力量，叫“產業轉移”。

自工業革命開始，紡織業擺脫了傳統的小農經濟和手工作坊模式，開始成為了一種非常工業化的東西，具體表現就是：對成本的異常敏感，對效率的極致追求——在沒有那麼多技術因素的早期階段，全世界紡織業都是勞動密集型，大家的紡織裝置之間並沒有什麼代差，決勝的關鍵在於勞動力成本。

因此，很長時間以來，哪裡勞動力成本低，哪裡就會自動長出紡織工業。

於是，我們可以看到：1860年的時候，全球紡織業的中心是英國；但很快，到了1913年，美國棉紡量產能佔比首次超過英國——因為南北戰爭之中的北軍獲勝了，大量南方種植園奴隸走進了工廠，當上了產業工人，美國的工業因此獲得了大量的低廉勞動力。

但二戰之後，情況發生了一些改變。

首先是產業技術的升級，二戰前是棉紡織的天下，二戰後棉紡織開始下行，人造纖維開始起飛——因為生產以尼龍為代表的人造纖維連農業都不需要，只要有原料輸入，就能哐哐往外生產。

其次就是成本的變化，二戰之後的美國自信心爆棚，密西西比河兩岸一片“勃勃生機、萬物競發”，日子顯然好了起來，工資和各種保障自然也開始起飛。

最後，從地緣政治上來說，朝鮮戰爭讓美國人在東亞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心理陰影，因此急於在東亞扶持一個強有力的盟友。

於是乎，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日本和韓國成為了美國之後，紡織業產業轉移的下一站。。

看看今天日本韓國紡織行業幾個巨頭的發展史就知道了，雖然在化纖事業的起步上有早有晚，但在50-60年代，它們都開始在紡織產業上獲得了巨大發展。

日本方面，因為戰前本就有不錯的工業基礎，這一階段的發展主要表現在盟軍司令部和美國對日本紡織企業的技術扶持和鬆綁：

1949年，盟軍司令部鬆綁了前文提到的尤尼吉可的前身之一“大日本紡織”；

1951年，東麗獲得了美國杜邦的技術合作；

1956年，東洋紡織獲得了美國ACC公司的腈綸技術合作；

1962年，東洋紡織獲得了美國固特異公司的聚酯纖維技術合作；

……

韓國方面，主要表現為紡織工業對韓國工業化的帶動；更準確點說，是對韓國財閥的帶動。

今天的三星集團，1956年在大邱開辦了一家名叫“第一紡織”的企業。

今天的SK集團，1950年時候的名字叫“鮮京織物”，是一個只有15臺織機的小型紡織作坊，1960年代成為了韓國第一家聚酯纖維生產商。

今天的大宇集團，成立於1967年，最開始不過是一家小型紡織品貿易公司。

顯然，對於戰後一片廢墟的日韓而言，紡織業無疑是最好的經濟發動機。

在這個過程中，尤其值得說的是日本方面。因為後來紡織業從日本又轉移出去了。

實際上，從50年代開始，日本的紡織產能就開始了爬坡，並於1957年成為了紡織品出口銷冠，取代美國成為了世界紡織產業的中心。

只不過，沒過多少年，日本人就笑不出來了——因為日本紡織業甚至把觸手伸到了美國市場，這就讓美國紡織業直接當場破防了，立刻開始啟動經典的制裁套路。

1969年，尼克松上臺後，立刻就開始動手收拾日本紡織業：先是在5月派了商務部長過去談判，但日本人當時頭比較鐵，居然讓美國部長毫無結果地回了華盛頓。在1969年7月、12月和1970年1月，美國又先後在不同場合三次要求日本人限制自己的紡織品出口。

結果日本人覺得自己翅膀硬了，可以和美國人盤盤道了，於是連著三次強硬地拒絕了美國人的要求。還以官方立法的形式否決了美國人的要求。

這就是“敬酒不吃吃罰酒”了。

於是，1971年開始，尼克松政府連續採取了多種手段制裁日本紡織業——最後的結果是：日元開始升值，日本紡織品出口的價格優勢逐漸崩盤。

此時，日本人才知道美帝的強悍之處，為了保住利益，迅速表示“自願限制產能”，並接受了美國人的方案。但不好意思，現在已經晚了——1972年，美國和日本再度針對人造纖維和羊毛產品簽署貿易協定，根據新的協定，日本將比原計劃少出口30%-40%的紡織產品到美國。

這下，日本紡織行業算是徹底遭罪了——前些年的產能擴張無法兌現，日元升值又衝擊了價格優勢，日本中小型紡織企業開始出現大規模裁員、破產。

日本就此開始失去世界紡織產業中心的地位。

中國紡織業如何面對產業轉移

對於中國來說，中國紡織業的崛起，同樣是產業轉移的故事。

但後續發生的事情，則大大超出了產業轉移的話題。

2024-2029年中國紡織業市場規模預測(單位:億元)

我們先簡單看看中國紡織行業的發展歷程：

改革開放之前，中國的紡織業其實已經發展到了一個相當高的水平——不僅在建國初期從蘇聯獲得了棉紡織工業的技術支援，60年代透過LT協定，還從日本獲得了化學纖維的技術支援。（LT協定背後的故事大家可以自行搜尋，非常有趣）

到了1971年，周總理在接見斯諾的時候就宣佈：中國棉紗產量1131萬件，棉布產量91.5億米，已居世界第一位。

更重要的是，在當時計劃經濟的大背景下，我們建成了門類齊全、產業鏈完整的紡織工業體系——雖然技術比起西方還有很大差距，但對一個發展中國家來說，居然能有紡織全產業鏈，這屬實是先天紡織聖體了。

由此可見，雖然還沒有大規模承接外國紡織業轉移，中國當時已經有了很強的紡織業基礎——最顯著的例子就是，哪怕過去了幾十年，如今全國各地依舊保有大量“國棉X廠”“紗廠”“毛紡廠”之類的地名。

改革開放後，中國紡織業的發展更是進入了加速軌道，尤其是加入WTO之後，中國成為世界工廠，長期霸佔全球服裝代工龍頭老大的位置，也是在這段時間裡，中國紡織行業開始神功大成。

官方檔案，對於中國紡織業當時達到的高度給出了更詳細的介紹：

2007年，紡織工業實現工業增加值8126億元，佔全部工業增加值的6.9%，佔全國GDP的3.3%。紡織工業約30%的產品銷往國際市場，國際市場佔有率連續十餘年位居全球首位；2007年紡織品服裝出口總額1756億美元，比2000年增長2.3倍，年均增長18.7%，佔全國出口總額的14.4%，佔國際紡織品服裝貿易額的30%。產品應用範圍已擴大到航空、航天、水利、農業、交通、醫療等眾多領域。全行業吸納就業人數超過2000萬人，其中80%為農民工；消化農業提供的棉、毛、麻、絲天然纖維近1000萬噸，惠及1億農民。我國已經成為世界紡織服裝生產大國。

當然，在中國紡織行業的發展中，我們也經歷了大量的談判，也曾經面臨過各種制裁，但我們並沒有像日本人那樣“自願”減少出口，反而是經過複雜的鬥爭，為自己爭奪到了一個頗為不錯的待遇，最終保全了本土的紡織工業。

故事至此，仍然還是傳統“產業轉移”的路子——日本取代美國成為紡織中心，中國又取代日本稱為紡織中心。但之後，事情開始發生變化。

因為按照老劇本，隨著中國人的收入提高，很多紡織業企業也一定會從中國轉移出去，這是大趨勢，幾乎無法改變。

但對我們來說，日本人的那套老劇本實在太嚇人了，簡直是產業界的《死神來了》——中國有太多太多人靠紡織業吃飯，江浙閩粵有太多城市和縣城靠著紡織業發展。紡織服裝產業直接讓東南沿海成為了中國小老闆們最集中的區域。

難道大家全部都跑到外國開工廠嗎？

日本紡織業當然可以大規模轉移海外，當然可以把生產都搬到國外去，因為哪怕最巔峰時期，日本紡織業的就業人口也不過800萬人（1960年），而那時候，紡織業基本還是處於勞動密集模式。

饒是如此，70年代的衝擊，日本紡織業依舊出現了大量的破產者和失業者。

對我們來說，事情則完全不同。

因為“大，有大的難處”。

因為哪怕是在今天這個產業轉移都成了一門“顯學”的時代，

哪怕我們已經在主動在清退落後產能了，

哪怕都已經扛了六年“貿易戰”了，

2024年，中國紡織業直接就業人口依舊在2000萬以上。

2000萬！直接就業人口！

排除上下游產業！

這種量級的產業，不是單純一句輕飄飄的“出海”就能擺平的；

這種量級的產業，如果大規模轉移，也不是什麼國家都能接得住的；

要知道孟加拉國就算連“童工”都安排上了，紡織業就業人口也才450萬。

我們可以接受某些高汙染、高能耗、勞動密集的紡織業部門轉移出去，但如果中國不再是世界紡織業的樞紐，如果我們遭遇了當年日本紡織業的那種“轉型”，那帶來的損失將不堪設想。

幸好，我們早有準備。

2009年，國務院釋出了《紡織工業調整和振興規劃》，其中明確指出了中國紡織產業存在的問題：

但是，紡織工業在快速發展的過程中，長期積累的矛盾和問題也日漸凸顯。主要表現在：自主創新能力薄弱，高技術、功能性纖維和複合材料開發滯後，高效能紡織機械裝備主要依靠進口；產業佈局不盡合理，紡織工業能力的80%集中在沿海地區，出口市場近50%集中在歐盟、美國和日本，尚未形成多元化格局；節能減排任務艱鉅，紡織工業能耗、水耗、廢水排放量分別佔全國工業總能耗、總水耗、總廢水排放量的4.3%、8.5%和10%；產能規模盲目擴張，部分行業產能過剩。2008年下半年以來，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紡織工業造成嚴重影響，市場供求失衡，企業經營困難、虧損增加，吸納就業人數下降，我國紡織工業陷入多年未見的困境。

歸納起來，當時中國紡織業存在的問題其實是典型的後發國家、勞動密集產業產品的通病：產品技術指標落後、製造裝置依賴進口、高度依賴出口貿易、高能耗高汙染、盲目擴張和產能過剩……而我們的目標，自然就是提高產品的技術指標，實現紡織裝置的國產化，從外需轉型內需，綠色環保，制定科學合理的生產計劃。

到今天來看，中國紡織業在這些領域都已經做到了相當高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