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世紀,在工廠工作的紡織女工。視覺中國供圖
作者|李強
歷史彷彿在重演。
不久前,一場因AI而起的大罷工在美國上演。在罷工遊行的隊伍裡,有人舉起標語,“是時候毀掉AI了”。許多人擔心,AI會取代他們,呼籲建立保護機制。
這一幕似曾相識。200餘年前,一場毀掉機器的運動曾在英國上演過。有那麼一段時間,英國的織工每天都在搗毀機器。每一次行動開始前,他們總提前送上一封信:“先生,如果您拒絕拆除機器,我們將會造訪,並摧毀它們。”
正如當下,人類社會正在經歷第四次工業革命,200餘年前的英國正經歷著第一次工業革命。紡織業率先出現一系列新的發明:飛梭、珍妮紡紗機、蒸汽機和水力紡紗機。
“水和蒸汽遲早會完成大自然交給肌肉來完成的工作。”一名年輕工人與同輩談論“機器自動化”情況時說,“除非英國的勞動者起來為他們的權利而罷工,否則很快就沒有權利,也沒有勞動者。”
一種被機器取代的恐慌,最早在傳統紡織工人中蔓延。織工的恐慌與如今參與罷工的演員、插畫師、音樂家、計程車司機的恐慌何其相似。也許從紡織工人的故事中,可以窺見,計程車司機等可能會被AI取代的個體,未來會經歷什麼。
對200餘年前的紡織工人來說,他們最先感受到的不是失業,而是收入下降。
1811年3月,在英國中部城市諾丁漢——英國針織襪業的中心,一些商人正利用機器來提高生產效率,壓縮生產成本,4家襪商公開宣佈,削減付給織工的工資。
一些織工向當局反映此事,沒得到解決。當年3月11日,一群絕望且憤怒的織襪工聚集在諾丁漢市中心的廣場上,陳訴近來遭受的艱難,要求恢復工資水平。浩大的聲勢驚動了政府,人群被軍隊驅散。
然而,到了夜裡,抗議人群在城市邊緣再次聚集。一群織襪工在夜色的保護下,潛入一家新紡織工廠,拿著大鐵錘,砸毀了80架織襪機。接下來的幾天,這樣的破壞行動不停地在夜裡進行著。
歷史學家通常將這場行動視為“盧德運動”的開端。很快,破壞機器的行動像星星之火,在英國燃起燎原之勢,波及到蘭開斯特郡、約克郡等多個重要工業區。畢竟機器正取代的這個群體牽扯到100萬人,佔據著英國總人口的十分之一。
長期以來,織工都是“英國最大的單一產業工人群體”,他們擁有著穩定、體面的生活,丈夫、妻子、孩子都圍繞著家庭手工作坊而忙活。而當時,這種生活正在一點點崩塌。
《呢絨呢織業史》裡記載著:1806年至1817年,約克郡的剪絨工廠據說從5家增加到72家,剪絨機器從100架增加到1462架,3378個平絨工人中至少1170人沒有工作,而1445人只是半工作,只有763人完全就業。
由於操作機器的技術要求不高,價格更低廉的女工、童工比紡織技術更嫻熟的男工更受工廠歡迎。
原本,紡織業有許多學徒,通常要花費7年時間學得一技之長,但當他們行走在這段歷史的關鍵轉折點,擺脫學徒身份獨立謀生時,卻不得不面臨一個不再需要這項技能的社會。
其實,早在1550年,一位剪絨工人就發明出能夠“代替手工”的起毛機,但由於效率極高,遭到剪絨工的強烈反對,第二年國王就頒佈了“起毛機禁令”。
等到第一次工業革命到來,越來越多新機器無可阻攔地引入紡織業,古老的“起毛機禁令”也漸漸名存實亡。這一次,政府沒站在工人的一邊。1809年,英國取消毛呢業所有的保護性立法。
“通向工廠的大門被打開了。”英國曆史學家E.P.湯普森(Edward Palmer Thompson)在《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一書中寫道,“現在可以使用起毛機、剪絨機,也可以僱用沒有技術的工人和童工,而(傳統工人)憑藉憲法手段作出補救的道路則被徹底堵死。”
與此同時,英國正陷入內憂外患的窘境。與法國的新爭霸戰進入第八個年頭,氣勢洶洶的拿破崙對這個東大西洋島國實行持續的經濟封鎖。這也使英國盛產的紡織物無法進入更廣闊的市場,貿易訂單削減,紡織業出現危機,一些地方經濟受到影響,失業問題持續發生。
在諾丁漢,許多失業的人被安排到街頭,做清潔工,以獲取微薄的收入,否則他們無事可做。
一些地方剪毛機取代了三分之二的剪毛工,生產1條寬布所需的勞動力減少了75%。在蘭開斯特郡,一名織布工的每週工資從1800年的25先令,下降到1811年的14先令,食品的價格卻在攀升。
織襪機被砸碎的訊息從各地不斷傳來,5臺、6臺、10臺、70臺……
行動者打著“內德·盧德”的旗號,自稱“盧德分子”,但盧德究竟是誰,即便到現在歷史學家也沒真正弄清楚,據說,是英國曆史上第一位砸毀機器的人。接著,被稱為“盧德運動”的機器破壞行動,如同瘟疫般在英國擴散開來。
一些工廠主在恐懼中承諾不再使用新機器,一些襪商嚇得把機器都轉移到別處,一些工廠主建起防禦工事對抗盧德分子。
英國詩人拜倫(George Gordon Byron)回到動亂中的家鄉時發現,諾丁漢“彷彿是一種無政府的狀態”。他同情工人們,覺得國家應該干預,解決工人們的困境。
那時,當局已動用軍隊平息“騷亂”。拜倫四處演說,向當局呼籲,“解決的辦法不是更多的暴力,而是解決痛苦的根源”。
只是這個國家的政客們更傾向於認為,機器正推動國內經濟迅猛發展,英國正成為“世界工廠”,權貴們的生活也沒怎麼受到工業化的影響,甚至變得更好了。他們對一些底層人正陷入飢餓熟視無睹。

19世紀,在家中工作的英國諾丁漢紡織工人。視覺中國供圖
那時,就有人將冷酷無情的人,比作機器。
英國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ë)的父親曾做過織工。《簡·愛》出版不久後,勃朗特就開始寫一部以盧德運動為背景的長篇小說《謝利》。
她在《謝利》中寫道:“成千上萬的人失業,使他們毫無維持生活的合法手段。接著又是莊稼歉收。災難達於頂點。忍耐,過分刺激,使得同胞們都起來暴動。人們都感到,一種精神上的地震,像分娩的陣痛一般,正在北方地區的丘陵下面起伏不息。”
其實,使用暴力並非他們唯一的出路,在盧德運動開始前,他們嘗試過請願、示威、罷工,都失敗了。
工人們還提出過許多解決辦法,比如透過對機器徵收稅款,建立失業保障基金,建立安置和再就業培訓計劃,或者等社會經濟向好後,再引入自動化機器,這樣對社會的破壞性小一些。尋求和平解決的呼聲也並未停止,但都沒能夠扭轉機器激增的局面。
1812年年初,英國上議院通過了“破壞機器法案”,毀壞機器的人將被判處死刑。盧德分子立刻用錘子回擊了新法案,只是在一次激烈的衝突中,盧德分子死的死,傷的傷,逃的逃,有一些後來被逮捕。
1813年年初,相繼有10餘名盧德分子被處以絞刑。那些被絞死者中,有一名23歲的年輕人,名叫喬治·梅勒(George Mellor),是當地盧德運動的一名領導者。他曾在一份寫給朋友的信中寫道:“記住,靈魂比工作或黃金更有價值。”
當地的一份報紙上記錄著,他們被絞死的那天,一共有13位妻子成為寡婦,57個孩子失去了父親。“這就是試圖用武力摧毀一個賺錢機器的新代價。”布萊恩·麥錢特(Brian Merchant)在《機器之血》一書中說。
他們去世幾天之後,英國詩人雪萊讀到關於盧德分子被處決的報道後,提議為這些盧德分子的家屬募捐。
自那以後,零星的破壞行動還在繼續,但已折騰不起大的水花。更多的織工在漫長的轉型期保持沉寂,艱難求生,而這個機器製造的世界正日益繁榮。
到1841年,在約克郡的利茲,1814年尚能充分就業的1733名剪絨工,已經淪落到“能找到什麼就幹什麼”的地步,有的挑水度日,有的當清道夫,有的賣桔子、糕點、生薑餅、皮鞋油。
他們不得不學著適應這個充斥機器的社會,等待他們的是如雨後春筍般拔地而起的機器工廠,和越來越多農村人湧入的城市。
只是,相比於過去,一切都變了。工人們要忍受來自工廠主的剝削,按照勞動紀律、勞動時間,完成單調的勞動任務。工廠裡的勞動環境也不怎麼樣,他們的生活質量、居住環境、壽命都受到影響。僱主與工人之間的關係也很冷酷,工人彷彿一架服務機器的機器。
E.P.湯普森在《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中寫道:“大多數勞動人民是從剝削的性質及其強度的變化中感受工業革命的殘酷經歷的。”
通常,這被認為是機器第一次大規模取代人的工作。英國也在第一次工業革命後,成為“世界工廠”,並確立了全球霸主的地位。當人們回顧那段波瀾壯闊的工業革命史時,總會首先提到:工業繁榮、經濟增長、科技進步、社會鉅變……
但在更微觀的層面,很少有人看到,這場波瀾壯闊的革命,對“被革命”的紡織工人而言,究竟意味著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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