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亦霆丨詩人們的晚年

白居易（772-846）

白居易晚年好誇儲蓄。他是真的有錢。他的命運好過多數唐代詩人，雖然他的母親是精神病人，墜井而亡，他的弟弟白行簡是個小人，名聲很壞。不過在仕途，在錢途，在聲色上，白居易的享樂可能會讓杜甫等人覺得沒法跟他同席共坐。

詩心有飽的一種，也有餓的一種。因為餓，杜甫不得不在後半生開始流浪，從秦州跑到成都，再到公安，最後死在湖南的船上。而因為飽，白居易也從杭州跑到蘇州，跑到洛陽，買田買屋，最後滿足地死在一個皇帝看不見的地方。詩人也不知道命運是什麼，他們都隨著這股力量奔向青春，衰老和死亡。杜甫的生活是從過了幾天好日子一下落入戰時狀態，白居易的時代相對安定一些，但只能以避世來自保。

宜昌三遊洞詩人，中為白居易、左為白行簡、右為元稹

縱觀唐詩，杜甫所承接的初唐詩人氣象，到了白居易的晚唐時代已如日光背離，移燈緩步入於帷中，“江湖風波多”成了“里巷多通水”，駿馬如飛被華車金飾代替了。到了最後一個詩人溫庭筠，象考古家一樣說著釵上的玉光，初卸的晚妝，下一場無非就是夢了。

唐詩起自古樹新發，一反江南臺詠細弱之風，至李杜手筆漸熱，詩人如開疆場，各起峰嵐，層林點染以成畫卷。中唐後俊才斜逸，好出驚人語，終不免於造作蕭條。

從陳子昂到李商隱，是前後呼應式的滑落。大約最好的時期，有杜詩過多的個人性因素和李白超越式的不屑，以及王之渙王昌齡賀知章孟浩然等在各方向上高層次的“助筆”，像是一個平行的唐世界，表裡俱興。王維居於唐詩沒有被移動過的中心定位，守虛執中，是中神通王重陽一般的存在，李杜岑高孟賈韓柳則彌散四方，以與中心保持放射與返照關係。

它是一動態世界，唐代如一個廣闊的幽谷，其間是茂密的障礙物，河流在其中永遠不滿，人與人難得相遇見，只有訊息，隨著時間遲到。相對的延遲給了人思考、追問和懷疑的能力，但也不是老死不相往來。人在時間往返中永遠處於等待的狀態，送走信使，知道他還有下一次的到達，而所思之人與事，其實已同時發生。

但詩，對於唐人可能相當不重要。至少不像宋那樣。宋是一個波瀾激著另一個波瀾，一個詩人是另一個詩人的反應，因他們地位幾乎相當，統統是文人階層，區別只是在同一個辦公室先後辦公。二晏，蘇黃，陸游楊萬里，李清照辛棄疾，他們的才華投入了更主流的政治層面，但因為沒有真的開始以及總的解決，每一種反應都是應激反應，是對一個反應的反應和再反應。

蘇軾的《寒食帖》

宇文所安寫過從漢魏到唐的諸多詩論，都能以深入時代背景的方式取得詩人心緒。西人治漢學重細節，重置結構，提取出的歷史層面往往有修舊如舊的功效。歷史本就存在多樣表達的可能，儘管宇文氏頗有硬傷，但不妨礙他表現的那些物件的活動，比學報論文要生動得多。

《晚唐》就是一道時間的入口，正如《左傳》也是一道時間的入口。侯孝賢拍《刺客聶隱娘》，略早於白居易的時代，他想拍唐朝的縱深幽暗處，在歷史的平面感上鑿一道深谷通向玄天。因為今日人們所說的唐，是抽象化的扁平表達，其隱藏的特性始終未明，那時代生活的人與時間的關係，看待文字的態度，語音，物性，以及繁華的真相，都像沉船一樣壓在傳說的底層。我們不能相信在杜甫的時代還有吏夜捉人，到了晚唐就變成敦敦睦睦，但也並非所有的殘酷都由詩篇負載，在晚唐的幽谷中提燈而行的詩人們，依然能停車坐忘，再繼續或長或短的旅程。

宇文所安的《晚唐》

西方詩人到中國，沒有象金斯堡這麼認真的，很多人乘著對東方的夢幻而來，終於夢醒而無法記下真實感受。金斯堡可是在河北的霧霾中走來走去晃了一個多月，並準確地偵破了潛伏於不變日常的秘密。在他的那幾首詩裡濃縮著人們怎樣販賣，怎樣上班，怎麼承受，怎麼忘記。這些詩，和他在中國其他地方的詩一起，併入了他滔滔不絕的詩流。比起那些關於美國的怨言，他對中國的怨言是曲折的，隔著一張機票，他隨時可以退回紐約的狂歌中。

美國詩人金斯堡（1926-1997）

中國人雖然沒有能給他一個太子太僕的虛銜，但也盡到了對一個垮掉派詩人的禮遇。當年海明威來中國，得到的是兩大箱威士忌和各種笑而不語，比起來金斯堡很幸運了。他的手伸到了河北，雙腳則伸向寒冷的上海，大腦袋躺在了長江上游的忠縣，如果他不解釋一下那裡曾是白居易為官的地方，連中國人都不知道它在哪裡。

金斯堡寫過讀白居易的詩，若是白居易讀到它，也許會這樣禮貌地寫信給上海市長：“我的朋友詩人金氏名斯堡，渠來自阿美利加之邦。其詩風，既非館閣，略少婉約，乃稱垮掉。雖俚俗而抱朴，遂謔浪以矯正，其詩之範也。……今聞渠遠渡重洋到達松江，我亦曾在不遠的兩個天堂擔任州長……”

《金斯堡詩全集》

金斯堡晚年喜提名望，既是自喜，也是反諷。在金斯堡，敵人從未變過，是美元，是總統，是中情局，華爾街，是權力，也是世俗庶民。金斯堡終生在曼哈頓下東區以打坐之姿態迎來送往，白居易在東都洛陽破舊的宮殿下避世，都是詩人的攻守之法，亦不無安全感投射在其中。安全感往往不是詩能為詩人提供的東西。安全感即是對生命之不安的表示式。生於安樂，死於憂患，是多數詩人要面對的結局。在唐代的傍晚如此，在二十一世紀的紐約也不例外。臥室的安樂永遠在外界的憂患包圍之中化成個體的寂寞。

不同於白居易的是，金斯堡晚年被他反對的東西包圍，他越是反諷，越像臭豆腐一樣噴香，最後他和他的對立面合成了一股力量，躺在雪白的床單上想想肉身的迷離，只有堂吉訶德不可辜負。凱魯亞克沒有機會面對晚年問題。石川啄木也沒有，他二十多歲就死去了。松尾芭蕉的晚年是其中年的延續，他在嘆息中一直沒有變老。而羅蘭·巴特死在他晚年剛開始的時候。

羅蘭·巴特（1915-1980）

晚年相對於青年來說，是一種反動，是異化，老人們懂了許多，卻無法把它告訴年輕時的自己。而夭折的青年，往往比被時間折磨死的人更值得惋惜。然而，這卻是一個虛假的話題，是中途的沉船與岸的關係，中間是消逝不停的流水。

羅蘭·巴特以為現成文字做手術而著稱。他關於巴爾扎克和歌德作品的再生髮，遠遠超出了原著者的想象。他講授《小說的準備》，是在去世前兩年，以小說在別處的不可能照亮小說，說盡此種文體的睡前失眠狀態，像一個個呵欠，翻身轉側，一次次數羊，拒絕入夢和開始。而這個狀態實際上就是小說無法在文字中包含進去的部分，它們是小說出世前的胎中物語，是小說的三維所投影出的更多維度，如果小說寫作意味著將不可能變為可能且惟一，那它失去的部分，最好是歸哲學家所有，或用海德格爾的話說，是做哲學的人。

羅蘭·巴特的《小說的準備》

就思想這一值得重塑的行動而言，海德格爾排斥一切做哲學的人。他說，誰才配思想？一個配字，崩壞所有人。他說那些談論思想的人，離思想都還遠，思想既不是被他們談論的東西，也非談論本身。思想是一種出發。當然，那些談論焦慮的人，也並不配焦慮。一點名聲的糖果就可以讓他們甘甜。

1944年德國敗象已顯，海德格爾開始了他後半期的哲學生活。他隱居在山中，用半年寫出《鄉間路上的談話》，由一個學者，一個嚮導，一個研究者組成的散步團體，實際上就是海氏自己。

海德格爾的《鄉間路上的談話》

他在三人中安排猜想者，試探者和保守者，而由猜想者做平衡，試探者大膽進入議題，保守者試圖糾正。當然這只是一種權衡的說法。三人的角色是靈活的，三位一體，在同一個方向的鄉間路上，朝著星光閃動之處行進。

海德格爾提出一個對待物（物件及表象）的姿態：“泰然任之”。他不斷地試探這個姿態的可能疆域，在他更後期的著作中，這種試探最終走向哲學的終結。這篇談話的最後一段談到了等待，因為人是不會真的走向終結的，他只能等待，並且最好是，泰然任之。而在東方，佛陀那邊，關於泰然任之這件事的種種表述或不可思議，也有個對應的思維，那就是“法爾”。但他又說，法尚應舍，實無一法可得，不存在最後的路，撤掉梯子再來看，從那裡有個出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