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秒內能不能抓住觀眾，5 秒內能不能打動評委，10 秒內能不能擊中演算法？短，正在成為社交媒體上內容形式的主流姿態。也正因為短，快節奏、高閾值、強反轉，似乎成了短影片創作的不二正規化。作為一個創作者，你可以睥睨這套規則，卻無法忽略它。但在 FIRST 電影節的兩天，我看到了短影片的另一種可能：它不靠堆疊資訊、不追求情緒刺激，而更像一種對錶達多樣性的堅持，一種對爽劇法則的偏執反抗。
今年是愛範兒第四年參與 FIRST 電影節超短片單元，也是 vivo 贊助 FIRST 青年電影節的第六個年頭。隨著手機影畫素質的躍升，今年獲獎的作品完成度和成熟度都更高了，至少在術的層面，已經很少再有人去討論手機「夠不夠用」的問題。當「術」正在成為超短片中最不重要的部分，創作者們正在嘗試回答一個更難的問題：短影片，是否可以承載更復雜的表達？「短」背後是什麼？在 300 秒的超短片中，敘事被壓縮到了極限。交代背景、鋪墊邏輯已經實屬不易，要打動觀眾，創作者就必須在刪繁就簡與保留情感之間，找到某種專屬於短片的張力。所以今年不少作品，都在嘗試去掉短影片慣常的套路——開場懸念、情節反轉、情緒高潮，而轉向某種更意象化的表達。
戶外速寫成為印象派的主流創作方式手機與超短片的出現，也像印象派之於學院派：不是一種風格的誕生，而是一種創作理念的改變——當表達視窗只剩下幾分鐘，我們不再執著於講完整的敘事，而是講一個「足夠複雜」的動人瞬間。「短」帶來的，不只是時間的壓縮，更是語法的改變。 手機不只是低門檻，更是新語言紀錄片最初是為新聞服務的格式，卻誕生了 Chris Marker 和賈樟柯。新的工具，往往預示著新的觀看方式，新的觀看方式最終創造出新的語言。影像史上每一次技術的革新，真正改變的從來不是畫質，而是視角、節奏與情緒的組織方式。在過往，但凡提及手機電影，大多談及它打破熒幕霸權、實現創作民主化的一面，而忽略了它背後可能誕生出的新語言的可能。在今年的作品中，我明顯感受到一種「手機特性」反哺表達的傾向：比起傳統電影鏡頭語言的「穩、準、全」，更多創作者用手機拍出了親密、搖晃、第一視角、超近景的視覺效果。
對 vivo 來說，聯合發起並持續支援 FIRST 電影節超短片單元，未必能帶來立竿見影的銷量轉化。但它依然年年到場，從未缺席。與其說 vivo 是贊助商，不如說它是這場影像實驗的共謀者。它不主導，但始終在場，並給予創作者充足的空間和尊重。對於 Z 世代而言，手機早已不僅是通訊工具，而是一代人的書寫工具。他們以影像為母語，正如千百年來以文字構築的文化。
超短片評審之一鮑德熹從自拍文化到 vlog 短片，從濾鏡審美到專業工作流，手機既是日記本，也是劇場舞臺。它不借助複雜術語，不依賴長篇鋪陳，卻同樣能擊中真實、傳遞情緒，甚至介入時代的經驗。不能再用「淺」或「快」來低估他們——影像並不比文字膚淺，短也不等於輕薄。就像詩歌比散文短，卻往往更密，超短片的張力，也恰恰來自對「深度」的極致壓縮。回到開頭的疑問：在注意力經濟的夾縫中，能否存在「不討好觀眾」的短影片？能否存在沒有反轉、沒有爽點、沒有共情引導的表達？vivo × FIRST 給出的答案是肯定的。如果我們註定活在一個只能講「短故事」的年代，vivo 和 FIRST 這場實驗足以證明——表達的深度，不一定與時間成正比。甚至我們可以反過來說：正因為時間變短，表達才必須變深。文｜喬納森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