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孔乙己文學”吵得沸沸揚揚，以至於“孔乙己的長衫”已經完全增加了一個時代的意義：從落魄封建文人、科舉制度的受害者的形象，變成了當代做題家腦力勞動者。
現在回顧那一次爭論，不得不說，瞎帶節奏的媒體要負99%的責任。
我們的媒體們從孔乙己到姜萍，看不到一點進步，怎麼能讓社會有爭議怎麼來。孔乙己的悲劇真的是“放不下讀書人的架子”嗎？我咋覺得我們讀的不是一個魯迅呢？得出這個結論的恐怕是中學語文沒學好。
確實有一句話叫做“剪不斷的辮子，脫不下的長衫”——但這句話不是“讀書人”的架子，而是講的封建牢籠根深蒂固，所以革命“殺人”還要“誅心”，要經濟革命、政治革命還要文化革命，要剪掉心裡的辮子、砍掉黃四郎的替身。
對於孔乙己、阿Q等諸多經典形象，有一句經典的評語叫做“哀其不幸，怒其不爭”——首先是要“哀其不幸”才對。魯迅先生批判人民的愚昧，但他從來不會把愚昧的原因歸於人民，否則怎麼會有“吃人的舊社會”這種層次的反思？
難道魯迅先生寫文章是為了批判“孔乙己怎麼不脫下長衫”嗎？魯迅先生是批判吃人的封建禮教和腐朽的舊社會！
現在倒好，一群吃飽了撐的沒事幹的媒體，那孔乙己去PUA當代年輕人的就業觀了，真是倒反天罡。
所以諸多媒體批判“孔乙己文學”角度是沒有找到問題的根本。假設，現在年輕人“放下了讀書人的架子”，紛紛從事體力勞動，那麼體力勞動市場就不會出現勞動力過剩嗎？
當然會，就以現在外賣員快遞員為例，外賣平臺和快遞公司為什麼能無底線壓榨用人成本，以至於把成本壓榨在必須違反交通規則否則難以準時送達的邊緣？
就是因為勞動力飽和啊，就那句著名的惡毒詛咒——你不幹照樣有人幹。所以“放下讀書人的架子”就能解決問題了嗎？體力勞動者就沒有自己的文學了嗎？到時候大家就去發揮“駱駝祥子文學”了。
所以“駱駝祥子文學”風起雲湧的時候，媒體咋說？難道說：“駱駝祥子之所以一生拉車，是因為他不注重產業升級，不注重培養自己的技能，只能在重複的體力勞動中蹉跎青春。所以祥子的悲劇在於他‘不能放下他手中的黃包車’，如果他能透過識字、讀書、學習找到一條不同的人生道路，走出‘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的困境……”——怎麼樣，這個語氣是不是很真實，是不是更欠揍了？
在這個跑偏的道路上，是很難愉快地聊下去的。孔乙己文學的出現，壓根就不是不是腦力勞動者自視甚高或腦力勞動者歧視體力勞動者的問題。真要說“三大差別”的問題，找之前一群小布爾喬亞在網上叫囂“外賣員不配被說謝謝”這個話題強多了。
所以本身就跑偏了，聊聊就容易聊崩了，當然我們要表揚當時爭論時共青團認真回覆的精神，但是每多回復一句就更聊崩一層，令人忍俊不禁……
再比如當年《新京報》這篇“雄文”《年輕人不上課不上進只上香》——“奮鬥才是年輕人底色”。
雖然“上香”這種事情確實很蠢，但是這是奮鬥不奮鬥、上進不上進的問題嗎？誰說“上香”的年輕人就不上課、不上進了？這跟“孔乙己文學”的根源是一樣的——奮鬥有沒有呢，是否只會形成烈度更強的內卷呢，所以大家才會用“一身長衫”來自嘲。
首先我承認，求神拜佛這種事就是很蠢，是一個接受過唯物主義基本教育人所必須批判的：“這些“都市白領”們工作日被資本剝削榨取肉體剩餘價值，休息時間還要被宗教鴉片剝削精神榨取剩餘的剩餘價值，真是聞者傷心，見者落淚。”
那篇文章中我的結論是：“本質上講，這些參加宗教活動、禪修班的都市白領們需求的只是安慰劑類的心靈雞湯，就像我以前文章裡所說的，當代勞動者很難從工作中找到價值實現和精神歸屬，只能“病急亂投醫”式的從別處飢不擇食。
根本上說，這是一種對現實社會的逃避，對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厭倦，而當今的革命敘事又完全缺失，於是實質上屬於封建時代意識形態的宗教文化就趁虛而入，填補了這個空缺。”
所以類似一系列社會現象的本質是什麼？為什麼孔乙己脫不下自己的長衫？因為黃四郎一直穩坐在碉樓裡。
所以這些問題不是透過去教育、呼籲、甚至PUA，去讓每個人“個人奮鬥”就能解決的。比如下面這篇，你媒體就算叫一萬遍“躺平可恥”，能夠勸動哪怕一個年輕人拒絕“躺平”嗎？
反過來說，就算有一定數量的打工人受到了媒體的鼓舞，努力奮鬥、無償加班、拒絕躺平，經濟就能好轉嗎？市場就能繁榮嗎？共同富裕就能實現嗎？如果答案是否定，那你PUA勞動者幹什麼？
舉個例子，一個企業運營狀況不好，可以從企業內部找原因，比如總經理策略有問題啊，公司制度不合理啊，員工積極性不高啊，現金流出現困難啊等等。但是整個經濟蕭條，企業難以為繼，失業率陡升，那就是要從經濟規律、國家政策、國際環境找原因了，國家如果說“經濟不好是因為你們這些企業不努力”，是不是就顯得很荒謬了？
再舉一個更簡單的例子，我班主任跟我說：“好好努力，考個全校第一，給班裡爭光”，沒毛病。要是校長在開會的時候對全校學生說：“大家要加油，爭取每個人都考全校第一”，是不是就很扯淡了？所以要知道，“所有人”不是“一個人”的機械集合，而是一個全新的、完全不同的概念。經濟、政治、社會的學術研究中，個例探討是無意義的。
我們的主流媒體，扮演的就應該是“校長”的角色，要以大視角去看待問題，把所有學生的問題綜合考慮。希望我們的媒體，多研究一下宏觀社會角度，少煲一些個人心靈雞湯。
就比如這篇PUA年輕人的搞笑說法，“認命”可以但“躺平”不行——言下之意是你要心安理得的接受自己生而為牛馬的的事實，但是依然要拼命為黃老爺們貢獻剩餘價值。
真正正確的說法應該是反過來的——面對黃老爺的剝削與壓迫，非暴力不合作是可取的；但是“認命”是絕對不行的，我們不是生而為牛馬，我們是光榮的無產階級！
我勸一些主流媒體想想明白，不要總居高臨下嘲諷普通勞動者們“不努力”“躺平”，當代比他們不努力的大有人在。
城投公司/平臺，有官方背景和優質資源的地方政府“親兒子”們，不想著產業升級，不想著在高新領域破局，天天想著跟地方銀行勾搭炒地皮，賺房地產泡沫的“絕戶錢”。很簡單啊，房地產是easy模式——尤其是對有地方背景的城投公司來說，隨隨便便就能批下地來，隨隨便便就能拿到銀行貸款——搞產業升級多累啊？旱澇保收嗎？
“不努力”的熱門旅遊目的地，還有近年來興起的諸多“網紅城市”，炒作一下買幾個熱搜拍幾個短影片，隨隨便便就來一堆“冤大頭”打卡消費。遊客體驗？市場環境？改善服務改進菜品？我閒得慌？
網際網路壟斷公司也是標準的“不努力”，佔據了先發優勢的壟斷巨頭們，不想著技術突破，不想著面向下一輪科技革命，天天想著玩金融、小額貸、社群團購割韭菜……人家的網際網路巨頭搞出了ChatGPT，我們的網際網路巨頭用大資料演算法給莆田醫院做廣告，沒眼看。
再比如我們的影視娛樂界，不需要用心打磨劇本，不需要用心拍好片子，只要找幾個流量明星，讓他們的邪教粉圈搞搞控評、刷刷票房、弄些幽靈場不就行了嗎？
簡而言之：最不努力的就是這些親兒子、關係戶、壟斷巨頭、世襲八旗、流量貴族……它們才是最“躺平”的典型！那些媒體有啥臉天天指責年輕人“躺平”！中國的打工人明明是最努力的好不好！
歸根結底一句話：只勸孔乙己脫掉長衫，不去炸燬黃四郎的碉樓，就是耍流氓。
結論就是：在有價值的社會研究中，用個例的證明來取代整體的證明是毫無意義的，妄圖用單獨現象來代表社會現象是錯誤的。孔乙己的悲劇難道是因為他自己“不願脫下長衫”嗎？魯迅先生從來沒有這麼寫過，魯迅先生寫的是吃人的舊社會！
誠然，確實有人透過個人努力和機遇實現了比較大跨度的階級晉升，確實有人無法脫貧就是因為好吃懶做等惡劣品質，但是不能說明任何問題。本文探討的所有都是社會問題，用個體取代整體是一種邏輯謬誤。我們國家有14億人口，就算階級晉升率只有萬分之一，那也會有十四萬個無比勵志故事供人反覆把玩、瞻仰、麻痺。
一直以來，我們媒體最大的問題就在於過於關注分子而忽視了分母。再說萬分之一的比率很高嗎？因為有了那麼多成功的個例就能證明上升通道狹窄、勞動者內卷不存在嗎？除了我們每個人心裡的一杆秤，資料是最能說明問題的。
所以說，分析“孔乙己文學”正確的角度是什麼呢？孔乙己悲劇的根本，在於吃人的封建社會；當代大學生從孔乙己身上找到了相似之處，在於吃人的資本社會。孔乙己在封建社會是沒有用的，因為科舉制不需要那麼多“士大夫”；當代年輕人在資本社會無所適從，是因為資本不需要那麼多勞動力。
在階級社會中，本該屬於一部分人的財富，透過剩餘價值剝削的形式進入到了另一小部分人手中，但是這部分價值呢，另一小部分人又花不出來，於是就生產過剩了。經濟執行的理想情況下，“生產=消費”全社會有多少生產就有多少消費，說明資源利用充沛了、合理了、沒有浪費了，這樣資源的效用最大化，每一個人的效用也最大化。
但是呢，因為剝削的存在，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窮人是無法提供足夠的消費的；但是對於富人來說，他們的消費也有著天花板——這個天花板是作為自然人的天花板。
簡單來講，比如馬雲、王健林這些頂級鉅富，他們真正的生活物質水準不會比一個礦產老闆、房產大佬高多少，因為你能夠享受到的極限就在那裡。古羅馬貴族為了“享受”，吃完一頓就吃催吐劑，吐完接著吃，這無非就是自然人的極限了。所以鉅額的財富就放在那裡了，他們消費不完的。
這些花不出去的剩餘價值，就叫做資本積累。資本積累後只有一條路可走——擴大再生產，那就意味著又需要榨取剩餘價值，那還是生產過剩唄，久而久之經濟危機就來了。
生產過剩造成了第二個結果：資本主義制度註定會形成一大批失業人口和一大批在事業邊緣的人口，原因就是我們上面所分析的：資本家透過工人必要勞動時間的縮短，相對延長剩餘勞動時間，使生產相同剩餘價值的勞動力數量下降，必要勞動人口減少，使形成的過剩人口成為產業後備軍。
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積累不斷地並且同它的能力和規模成比例地生產出相對的，即超過資本增值的平均需要的，因而是過剩的或追加的工人人口。”
所以這就是我在講解電影《寄生蟲》和紀錄片《美國工廠》時反覆強調的現狀：當今的經濟體制中，根本就不需要那麼多勞動力——“一個保安崗位就有500個大學生去應聘”。因此，有大量人口處在失業狀態和失業的邊緣，那麼資方就可以為所欲為、就可以風騷操作。
電影《寄生蟲》中，這一家子看起來讓人討厭不起來呢？因為他們都是努力生活的人——不是那種自暴自棄的懶漢，也不是一無是處的廢物。哥哥英語輔導能讓學生感慨遠超前任，妹妹面試前看了一點藝術治療的知識就能降服棘手的熊孩子，父親開車技術高超也被誇獎，母親在不會的前提下也能迅速備出一碗炸烏冬麵。
簡而言之除了在僱主家開party這種事，他們完全配得上這份工作，但是為什麼他們在用不光彩手段之前都沒有工作呢？他們為什麼非得用種種見不得人的陰損手段也不是為了大富大貴，只是換取一份合理的勞動報酬。
《美國工廠》的紀錄片中，資方的操作空間比勞方要大很多。對於美國工人來說，也面臨著很現實的選擇：支援工會，可能會有一個高收益和良好的工作環境；但面臨的風險是資方撤資，我連個保底的收入都沒有了。經濟學的理論證明過，大多數人都是厭惡風險的，所以最後工人們的投票結果（反對工會，支援工廠）也就不意外了。
從整個社會的宏觀角度來看，因為窮人消費不起、富人消費不完，所以產生了生產剩餘；既然有了生產剩餘，從微觀視角來看就是工廠的產品沒有變成錢，那就發不起工資，那就要減薪就要裁員。
那這樣一來社會總消費就更少了，於是形成一個惡性迴圈，這個惡性迴圈的盡頭就是經濟危機。從另一個維度來講是另一重的惡性迴圈：因為貧富差距，許多產品無法被消費，於是就不需要那麼多生產力，產生大量邊緣失業人口，資本家就可以藉此壓低工人工資，於是貧富差距更大……
這個模型可以簡化為：剩餘價值剝削——貧富差距——消費不足——生產過剩——需要勞動力減少——資本家趁機壓價——消費更加不足——無解，經濟危機爆發。
所以不要信什麼“工資是雙方同意”“工資是市場決定”的這種鬼話，我們即便不用馬克思的理論，我們用西方自由主義社會契約論和羅爾斯正義論的理論、用西方經濟學中博弈論的理論也不難發現，資本家和無產階級直接是一個不平等契約、不對等博弈。
因為資本家和工人的地位、實力和他們所面臨的風險完全不對等，這樣他們所接受的契約也必將無限有利於資本家——簡而言之，工人們無非是餓死而已，而資本家們則要損失無比珍貴的資本增殖的機會啊！
這就是“孔乙己長衫”問題的根源，當代年輕人已經發現，自己跟那個封建時代落魄的讀書人一樣，很難在社會中找到自己應有的位置了。
孔乙己的長衫是表象，黃四郎的碉樓是根本。
解決“孔乙己長衫”的辦法還是老生常談那一套：要麼經濟高增長，不斷創造出新的就業崗位，讓絕大多數人只要努力拼搏，就能有一個不錯的未來；要麼最佳化分配模式，實現共同富裕，不要讓少數人攫取了絕大多數經濟發展的果實。
但話又說回來了，解決不了怎麼辦呢？這就我在《革命週期律》一文中提出的觀點：反向加速等於進步。說起來還有點小期待呢。
最近的文章中我一直在探討一百年前的美國大蕭條與羅斯福新政。我們可以看到，羅斯福新政並不僅僅是簡單的“以工代賑”，而是按著美國黃老爺們的頭，讓他們承認工會、讓他們承認工人的罷工權。甚至直接接管資本家們在銀行的存款，成立“統籌賬戶”，多招工、多發工資。
為什麼一百年前美國的黃老爺那麼乖呢？為什麼他們就心甘情願看著羅斯福大惡魔去公然“侵犯私有財產”呢？這個歷史背景我也講了，在當時大蕭條的影響下，美國全國範圍內共產主義運動風起雲湧，個別地區甚至爆發了武裝起義。
所以黃老爺們也是“識時務者為俊傑”，果斷獻出了碉樓裡的寶藏，因為他們很明白，如果不走“羅斯福路線”，那麼自然有“斯大林路線”去等著他們。所以私有財產算個屁啊，趕緊捐給還把我們命當命的人吧。如果真等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那一天，第五大道的路燈就是他們唯一的歸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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