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邊天》裡的女人們：掙扎、出走與迴歸|故事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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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好！今天是 2025 年的第一期節目，節目開始之前說一下，就在本週一，也是 2024 年的年底，我們上線了一檔新的播客節目，叫「一件好事」。在這檔節目中我會和好朋友海嶽一起，每期訪談一位致力於公益行動的創作者。首期節目我們就邀請到了剛退役不久的，中國女足門將趙麗娜，來講講她「入坑」公益後遇到的種種崩潰時刻和治癒瞬間。

歡迎你在小宇宙、喜馬拉雅、網易雲音樂、荔枝 FM 這些音訊平臺上訂閱收聽。

愛哲按：

央視欄目《半邊天》二十多年前的節目中，平原上的農村女性劉小樣熱愛文學、嚮往詩與遠方，卻不得不每天務農、做家務，面對平靜瑣碎的生活。她的訴說「我寧願痛苦，不要麻木」，打動了電視機前的很多人。

創辦於 1994 年底的央視節目《半邊天》，是中國的女性議題電視節目的發端之一，討論了男女平等、女性權益保障、外出打工女性、女性的事業與婚姻等議題。當時人們的女性主義意識還很懵懂，《半邊天》成為了不少人對於女性議題的啟蒙。

2024 年，《半邊天》的主持人張越在節目播出二十多年後，與劉小樣在雲南再次相見，並拍攝了一檔女性訪談紀錄片《她的房間》。我們請張越來講述她在《半邊天》所見到的，包括劉小樣在內的，眾多平凡而有力量的女性的故事。

《半邊天》的創辦，最初是為了迎接 1995 年在北京召開的聯合國世界婦女大會。世婦會是當時中國承辦的規模最大的國際會議，當時的美國總統夫人希拉里·克林頓在會上發表演講《婦女的權利也是人權》，「把婦女權利與人權分割開來討論，是不可接受的。」世婦會也是國際上的女性主義觀念傳到中國的開端。

■ 圖 / 《半邊天》主持人張越

以下，是張越的講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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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都一樣？

在 1995 年之前，中國沒有社會性別理念，是 95 年透過世婦會（世界婦女大會）從國外傳進來的。

在那之前，我們樸素的性別平等觀念就是：時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樣。男同志能做到的事兒，女同志也能做到，婦女能頂半邊天。

所以中央電視臺開辦女性節目的時候，名字就叫「半邊天」。這個名字的出發點是「平等」觀念，但是在具體實踐中有一些解釋不清楚的問題。

幾十年前有段時間，（社會上）要求男性穿什麼，女性也穿什麼。男性幹什麼活兒，女性也幹什麼活兒。男性扛多少斤重的糧食包，女性也扛多少斤重的糧食包。男性搶險救災跳進冷水裡，女性哪怕來月經也跳進水裡。

後來衍生出好多問題，因為男性女性實際上是不一樣的。當你以為女性可以和男性一樣，可能無形中給女性增加了挺重的負擔。

後來 1995 年世界婦女大會，我們接受了一種新的性別理論——「社會性別」理論。不一樣不代表不平等，一樣不代表平等。雖然男女不一樣、有差異，但我們是平等的：權利平等，機會平等。但我們得承認男女不一樣。

有著樸素的「男女平等」觀念的《半邊天》節目就這麼開辦了。當時的《半邊天》節目編導會請一些撰稿人、作家、記者來開策劃會，一起出謀劃策。當時張越兼職做編劇，給央視的一些文藝類綜藝類節目寫劇本，包括電視劇《我愛我家》。於是《半邊天》編導也把張越請過去開節目策劃會。

1995 年，我就去參加了《半邊天》的策劃會，他們說策劃了一個新節目《夢想成真》，這是非常新銳的節目，跟國外學的。有點像體驗類真人秀。比方說，你想當主持人，就給你創造機會，當幾天主持人，拍你當主持人的過程。

我覺得這個節目特別有意思，但是編導苦悶地說，有點進行不下去，調研了一圈，發現很多女性的夢想集中在三個方向——歌星、模特、空姐，特別單一，這幾個職業是最光鮮的。編導說不能來回拍這幾個夢，得是多元新鮮的夢。

我說，當這些幹什麼，要是我，就去當廚子，我從小就想當廚子，但沒有機會進飯館的後廚。

於是我作為《半邊天》節目嘉賓，到蘇州跟一位淮揚菜大師拜師學藝，學做松鼠桂魚。做了幾次嘉賓後，製片人說想請我來當《半邊天》的節目主持人。

■ 圖 / 作為節目嘉賓，張越到蘇州跟一位淮揚菜大師拜師學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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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火車站：尋夢的吞吐之地

張越在《半邊天》做了兩年主持人後，在不同型別、不同話題的欄目裡打轉，時間久了，張越感到了方向上的迷茫。於是她申請辭職，在家待了兩年，感受日常生活。2000 年，張越重回《半邊天》，發現自己想做的其實是講述普通人故事的節目。迴歸後的第一期節目，張越跑到深圳，去拍了一個女孩從江西礦區跑到深圳打工、做過流水線上的工人、最後誤打誤撞成為電臺主持人的故事。

拍完電臺主持人的訪談之後，我們有一個場景，必須得拍深圳火車站的空鏡。在當時的中國，深圳的火車站很有象徵意義，是尋夢的吞吐之處。所有想要改變命運的年輕人都扛著自己的破臉盆、破鋪蓋，從那個火車站吐出來，奔到深圳。有人從這兒上車走離開。有人衣錦還鄉，高高興興回去。有人是（深漂）失敗，無處可去，就回老家。

後來我老提起深圳火車站的廁所，那是我見過的最特殊的一個公共廁所。因為男性特別愛在公共廁所裡寫寫畫畫，基本上都是小黃話兒。女性沒有這個習慣，女公共廁所裡一般是不會寫寫畫畫的，但當時的深圳火車站的女廁所寫滿了字兒。

我特別吃驚地看著那些字兒：

「深圳我愛你，你給了我夢想。深圳我恨你，你奪去了我的靈魂。」

「今天夜裡我沒地兒可去了，媽媽我該怎麼辦？」

我估計（寫這些話的女性）是失業了，沒錢租房子，沒地兒住了。年輕女性到了一個陌生城市，沒有親戚，沒有朋友，有話沒地兒說，就找這個沒人的地兒，在廁所的牆上說話。那些話全是自己跟自己說的。

我當時看得心潮澎湃，熱淚盈眶。我就一直在想，這些人是誰，長什麼樣，現在去哪兒了。沒地兒可去的那天夜裡，她後來住哪兒了？都是歷史大潮中的一個個生命。每句話都是一個漫長的故事，可能是涉及好幾代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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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氣勇敢的離婚女性

自那之後，我們開始在《半邊天》做這種普通人的談話。做這種節目的時候，對方是會掏心掏肺的，把自己的命運交付給你的。

比方說網上現在還流傳著 20 多年前的節目，比如一個姓葉的女士，一位知書達理、文文雅雅的中年女士。她的愛人有第三者了，她在談這個問題時，大家一般會把第三者蔑稱為「小三兒」，但葉女士一直稱這個第三者為「小朋友」，因為那個女孩很年輕。葉女士說，「我不能責怪小朋友，因為是我和丈夫之間有了問題，是我們兩個人自己有問題，小朋友其實也很痛苦，她也沒辦法。」

■ 圖 /《半邊天》節目中，離婚的葉女士

後來葉女士說，「既然我們之間有問題，那麼我來解決這個問題。」她就離開了。多麼大氣、帥氣，二十多年前的人啊。

後來好多人都在問，這女士現在去哪兒了？她後來出國了，在美國經歷了好多複雜的事情。她在年過半百的時候開始學新技藝，考新牌照，最近又拿到了新工作。人生越來越豐滿和茁壯。

一些現在看來平常的事，比如離婚，在那個年代，女性是需要更大勇氣、頂住更大壓力，才能做到的。特別是在農村，如果離婚的女性要爭取兒子的撫養權，就更難。

我記得有一個農村女孩，結婚時，婆家看上去都算樸樸實實的小城鎮普通人，丈夫也算本分。結婚之後，丈夫家做小買賣。改革開放確實提供了很多的機遇，讓一些人快速致富了，她的婆家就快速發達了。但這一家人顯然沒有做好掌控金錢的準備，完全被金錢掌控，她的婆家就開始為非作歹，丈夫就每天在外頭胡作非為，

這位女性就要求離婚。別人覺得不可思議的，你是得有多好的命，嫁了一個普通人家，而這普通人家迅速成為大富豪，你多享福。

但這女士堅決要離婚，而且離婚一定要把孩子帶走，是個兒子。丈夫一家當然不幹，說第一不允許她離婚，丟不起這人；第二，你如果非要離婚，你走，兒子是我們家的。

這位女士就拼了命地跟婆家打官司，把孩子搶出來。她其實沒有特別強的謀生能力，在外面收入很低，租住一個極其破爛的房子。但她特別平靜堅定地我說：「我知道，如果孩子在家裡長大，會成為他爸爸、爺爺那樣。我絕不允許我兒子以後成為那樣的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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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城內外

在改革開放初期，很多在小地方生活的女性，感受到了外面大城市的資訊，一方面嚮往遠方，一方面又受困於周圍的環境。是去還是留，使得不同的女性走上了不同的命運軌跡。

我記得有個四川的女性，在四川的小城市，生活很安逸。但她待不下去了，因為周圍所有人天天打麻將，除了打牌大家就沒有別的事兒。她不能容忍就坐在那打麻將，一直打到成了一個老太太。她必須得走，然後跟家裡鬧得天翻地覆，就什麼都不要了，家也不要了，跑到北京來，靠給報社雜誌社投稿，掙點稿費生活。生活是非常困苦的，也沒有什麼社會關係、資源。

過了好幾年，我採訪她的時候，找她寫文章的報社和雜誌社多了一點，稿費稍微穩定了一點，但生活依然很漂泊。但她說不後悔。

四川女孩很漂亮的，我記得她大高個，大長腿，穿著黑大衣，梳著長卷發，走在街上可颯了。你不會知道她是從多麼動盪困苦和自我折磨的狀態中走過來的。但她覺得特別充實，終於不用每天陪著人打麻將了。

但是我也採訪過一個就愛打麻將的女士，別的啥也不愛幹。因為她打麻將這事兒，單位不滿意，領導不滿意，配偶不滿意，一家子都生氣。

我就問她，你把生命中的大好時光都用來打牌，你不覺得浪費嗎？

她就說，你生命中那麼多大好時光，你都沒用來打牌，你不覺得你浪費嗎？

這句話給我印象特別深，人和人是如此的不同，你千萬別以為你的真理是別人的真理。

在時代中，也有一些人，因為各種各樣的處境，而一輩子陷入自卑和討好，甚至影響自己的命運選擇。在人生的圍城中，每個人都對城牆另一邊充滿希望和渴望，但又對離開當下熟悉的生活感到恐懼不安。

有一個女士給我們節目組寫了一封信，她有一隻眼睛斜視，本來沒多大問題，放到現在，一個很小的矯正手術就能解決，但那個時候解決不了。那時候，她生活環境裡，其他人常常嘲弄她。有個傳統的老話說「眼斜心不正」。小時候，周圍小朋友都被家長告知，別跟她玩，她就是一壞孩子，眼斜心不正。她就變得敏感自卑。

其實她內心世界很豐富，文筆特別好，在青春期喜歡上了班裡一個男生。她實在無法剋制自己的喜歡，一輩子就鼓起這次勇氣，給那個男孩寫了一封信，結果被那個男孩交給了老師，老師把這封信傳揚給了所有的家長，她就成了附近的最大的笑柄。周圍所有人見到她就說，就一斜眼兒，癩蛤蟆想吃天鵝肉。自那之後，她再也不敢主動表達，變成了一個嚴重的自卑加討好型人格。

她後來參加工作，天天在單位裡做好人。那時候物資匱乏，如果同事聊天說什麼東西特難買，想買套手套買不著，她就想方設法花高價買了一雙手套，然後假裝不經意跟同事說，我們家多了都沒用，你趕緊拿走。她還自己織毛衣給同事，全是自己貼功夫做的。

但沒人特別感激她，也沒人真的跟她成為好朋友。她也不知道為什麼，就整天「有事您說話，我什麼都能給您」，其實自己什麼都沒有，她自己都不明白做那好人有什麼意義。

她挺有才華，但是永遠不敢去一個好單位試一試。直至有一天中央電視臺像社會招聘編輯之類的崗位，她就去考了，考得特別好，最後一關，要求來單位面試，

結果她不敢去面試，因為擔心自己斜眼，怎麼敢見人。她就沒出現，放棄這個機會了。

我就去找她錄了一期節目，那期節目名字叫《無路可逃》。我就跟她說，你就別躲了，咱就迎頭上，還能怎麼著。

我採訪過一個年輕女孩，她是看倉庫的，在一個縣的糧食倉庫裡邊。特別穩定的工作，她是正式職工，不用下地幹苦活，而且清閒，所以她能得到那工作很幸運。但是她特別痛苦，倉庫裡邊沒有人，沒有窗戶，就一盞昏黃的燈，每天在那坐著。旁邊有一個鐘，倉庫裡太寂靜了，你永遠聽見唯一的聲音就是鬧鐘在走。

那個女孩就焦慮，說她受不了了，「我每天聽著這個聲音，就覺得如果這樣一直坐著，就會等著時光流逝，一直到人生的盡頭。」但她又不敢離開這個職位。但別人都羨慕，那麼清閒的好工作。所以當她想要離職的時候，她爸爸媽媽都跟她拼命了。

如果說在城鎮，單位裡的女性想要逃離體制，擺脫一眼望得到盡頭的生活。那麼對於那個年代的農村女性，她們對五光十色的城市，更多的是充滿嚮往。在一切剛剛萌芽的時代，一些農村女性也在用自己的方式追求自由而豐富的生活。

我還採訪過一位特別有意思的農村中年婦女，叫「楊三換」。她應該是在山東，很嚮往絢爛而豐富的生活，但是她生活特別單調，每天就下地幹活。她的解決辦法很簡單——換衣服。她準備了好多套衣服，每天下地勞動穿一套衣服，回來洗洗吃飯穿另一套衣服，吃完飯換個髮型，再換一套衣服。在我的視野裡，只有英國貴族才有早餐服、吸菸服、喝茶服這樣，不斷換衣服。這位楊女士就每天不斷換衣服，他們村裡人覺得她特逗，就管她叫楊三換，因為一天換三換。

■ 圖 /「楊三換」女士喜歡每天換衣服，喜歡寫詩

當然她除了換衣服之外，也寫點小詩，也愛參加當地婦女的文藝活動，她用簡單的快速的方式實現自己的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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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妹群體背後，個體的犧牲

在時代洪流中，一些農村女性在周身環境中尋找更豐富的生活，而另外一些女性走了出去，去到遠方，去到大城市。從一百年前清末民初的打工妹，到改革開放後外出務工的打工妹，她們都為大城市的一磚一瓦、為家鄉的一針一線流下血汗。

當年我們採訪多很多打工妹的故事，要整理一下打工妹歷史。

最早的打工妹在 100 多年前就出現了。中國剛剛開埠的時候，在上海、廣州、青島、大連等城市開了租界。因為不平等條約而被迫開埠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租界，從政治上說是恥辱的，但那就是中國的現代化和工業化的開端。那時的中國，整個是一大農村，是沒有城市的。外國人剛剛開始辦廠，得有產業工人，於是要到周圍的農村去招聘身體好的、勤快的農村姑娘去幹活。比如上海建立那些紡紗廠的時候，就得去周邊寧波蘇州，去農村招聘姑娘。

史料記載，當時她們早晨都穿著那種樸素的布旗袍，三三兩兩說說笑笑，一起去上工。路人皆駐足觀看，因為當時沒見過女的上班。你想象一下，那時候梳辮的也好，裹小腳的也好，女工開始出門上班了，一群的男的女的站馬路上議論紛紛說，瞧瞧，女工！

那是中國最早的打工妹，她們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掙錢的女人。因為在農業社會，你的收入是家庭的，不是你個人的。現在你出來打工，工資是你個人的，掙了錢可以寄回老家，給她們的哥哥弟弟們讀書娶妻，改善家庭環境。她們是很驕傲的一群女人。

改革開放初年，這一幕再次上演。改開之後的第一批打工妹，是從廣東韶關招聘到深圳蛇口的一批女孩。後來我們節目組還努力找過一些，她們已經成了老深圳人，過得特別好，她們是跟著城市發展騰飛的。

■ 圖 /紀錄片《三姐妹的故事》記錄了上世紀90年代三姐妹外出打工的故事

從大勢上說，這些女性為改革開放和國家發展做出了很大貢獻。我們採訪過四川的一些打工大縣，女孩子們掙了錢往家裡寄，蓋新房子，這些縣是真的改變了面貌。

但是從個體生命來說，她們是付出很大代價的。

我採訪過一個在北京打工的女性。歲數大了，在城市又留不下，怎麼辦？家裡天天催她，這麼大歲數快 30 了，催她回去嫁人。她不想回去，她可能已經在城市過了十幾年了，但是城市不是你的家，她只能回去結婚。

我去採訪她的時候，她拿出一件紅黑兩色的毛衣。人家結婚都穿紅緞子襖，但她穿了紅黑兩色的毛衣，說這衣服叫「紅與黑」因為是一本特別有名的小說的名字。對她來說，「紅與黑」代表外國文學名著，意味著一個來自遠方的文明的資訊，來自大城市的資訊，她要把這個資訊保留到自己的鄉下婚禮上。

她出去打工早，把很多錢寄回孃家，改善了孃家的生活。所以孃家厚待她，陪嫁很豐厚，包括一輛摩托車的。

她結婚之後還是不太適應。在農村，當時的電力不穩定，晚上常常待著待著就一片漆黑沒電了，盤腿坐屋裡炕上就不知道幹嘛了。在城市裡晚上你有多少地兒可去啊。

她說自己準備了蠟燭，跟新婚的丈夫在屋裡點上一根蠟燭，很浪漫。但是我覺得很明顯她待不住的，她一定會跟老公再次到城市裡面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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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娜回到平原

張越採訪過的無數女性中，最經常被大家記起的是劉小樣。劉小樣出生在黃土平原的農村，初中輟學，結婚後每天做農活兒、做家務、帶孩子，但內心熱愛文學與詩。她嚮往城市的精神文化生活，卻無法真正留在城市。

張越意識到，劉小樣身上體現的絕不僅僅是農村女性的困境，而是整個人類的母題，「第一這不是農村女性問題，第二這不是女性問題。這是人類問題：你對自己的環境不夠滿意，嚮往一個更廣闊的世界。走，你不敢走；留，你不甘留。就這樣的糾結去留，不是人類母題嗎？」

多年以後，張越因為手機損壞丟了劉小樣的聯絡方式，兩人失聯已經十幾年。2020 年，《人物》雜誌記者安小慶終於找到了劉小樣，寫出了劉小樣的近況：劉小樣確實曾經走出去，到縣城商場做售貨員，到江蘇打工，但她後來又回到家鄉農村，迴歸平淡的生活。

2024 年，張越退休了，她約劉小樣一起去雲南找安小慶。劉小樣平時照顧家人，很少出門旅行，這對她是一次出門旅行的機會，三人可以在雲南聚一聚、玩一玩。

■ 圖 / 二十年前《半邊天》節目中的劉小樣

以前她性格特別內向，害怕生人，害怕好多人圍著，會難受。所以其實我也拿不大準，我說到時候看，能拍咱們就拍，她要實在太難受了，拍不成那就拍不成。

但我們見面之後，我發現她真的大膽多了，而且特別生動，連說帶跳。

去年冬天，我有一天給她打電話，說你幹嘛呢？她說：「我在麥子地裡，大雪覆蓋了麥地，腳下一望無邊的十畝地都是我種的。我以前嚮往的好多事，我沒有幹成，我也不會寫個書什麼的。可是我會我種地，全村人都知道我種地種得好，我看著腳下這一大片麥地，我可高興了。」我清楚看到劉小樣的身體紮根在大地上，接納和享受著日常生活。

■ 圖 / 二十多年後，劉小樣和張越在雲南的玉米地裡掰玉米

她也是智慧的，從來不被外面的世界干擾，沒有虛榮心。安小慶寫的《平原上的那拉》，文章的名字是被大家盛讚的，多好的名字。我覺得劉小樣但凡有一點虛榮心，自己被比喻成女性解放歷史上一個標誌性的人物，文學名著的女主人公，一般人都會喜歡的。結果劉小樣說，別管我叫娜拉，娜拉不管娃，我可不能不管我的娃。所以她是一個誠實的人。

她就沒覺得自己是女性典型，節目播得轟轟烈烈，她根本就沒看這個節目，她在忙家裡忙著幹活過日子，都快要當奶奶了，「我們家今年春節可熱鬧了」。至於你會不會上節目就紅了，有沒有上熱搜，她也不知道熱搜是什麼。

我跟她說過，你知道你現在成了一個大 IP 了嗎？你挺值錢的，我說你要是註冊一個賬號，隨便發幾期影片，就可以開直播賣東西，你就能掙錢了。

劉小樣說，那可不行，那不就亂了套了！

劉小樣從嚮往遠方到迴歸自己的生活。因為她發現，「詩」不一定在遠方，也可以在身邊。在南方工廠打工的時候，人們沒時間欣賞身邊的花。而在老家山村，她可以欣賞自己親手種出來的、美得像花一樣的金黃色的小麥。

劉小樣仍然熱愛文學，但不盲從文學權威的意見。她聲名在外，但不去兌取資源，而是保有自己內心的秩序。她愛身邊的人，身邊的人也愛她。平原上的娜拉，可以出走，也可以回到平原。每個女性也都如此，都有各自不同的選擇，也可以在自己的選擇中活出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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