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恩怨：波斯與猶太民族及伊朗與以色列國家關係演變深度分析

2025-06-24 01:27 華爾街俱樂部

目錄

引言

本報告旨在深入剖析波斯與猶太兩大古老民族及其現代國家（伊朗與以色列）之間長達千年的複雜關係演變。這段歷史既包含古時的融洽與默契，也充斥著近現代的嚴重對峙與衝突。這段關係起始於公元前538年，波斯帝國居魯士皇帝釋放猶太“巴比倫之囚”，由此拉開了波斯人和猶太人交往的帷幕，並且奠定了雙方關係發展的良好基礎。即使在漫長的猶太人流散時期，波斯統治者對其轄下猶太人也基本採取寬容政策 1。
1948年以色列成立後，伊朗和以色列分別成為波斯人與猶太人佔主體的唯一國家。巴列維國王時期，伊以之間建立了較為默契的雙邊關係。然而，隨著1979年宗教色彩濃厚的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成立，伊以國家關係和波斯—猶太民族關係均陷入嚴重對峙，並一直持續至今 1。
本文擬以時間為主線，以民族和國家為載體，對這兩大民族之間的關係以及以這兩大民族為主體的伊朗一以色列國家關係做一較為深入的分析研究，以深化人們對這一問題的認識，探尋二者關係發展的特點 1。報告將涵蓋從公元前6世紀“巴比倫之囚”時期至今的漫長曆史，探討不同歷史階段的互動模式、驅動因素及其深遠影響。報告結構將按照時間順序和主題邏輯展開，從古代民族關係的奠基，到歷史變遷中的跌宕起伏，再到現代國家關係的演變，最後總結其核心特點，並對未來進行展望。
為清晰展現這一千年關係的演變脈絡，下表概述了波斯-猶太民族及伊朗-以色列國家關係在不同歷史階段的主要事件與特點：
時間段
主要事件
關係性質
簡要特點
公元前538年 – 公元224年
居魯士解放“巴比倫之囚”；波斯帝國對猶太人的寬容統治；希臘化時期共同淪為臣民。
寬容與共生；短暫中斷。
波斯人扮演解放者角色，猶太人享有高度自治；共同被征服時關係趨於停滯。
公元224年 – 651年
薩珊王朝建立。
庇護與增長。
波斯人再次對猶太人寬容，猶太社群規模穩步增長。
公元651年 – 16世紀初
阿拉伯與蒙古統治。
二等公民地位；共同被征服。
猶太人被剝奪平等權利；波斯與猶太共同淪為外族統治下的臣民，交往受限。
1502年 – 1736年
薩法維王朝建立。
初期壓迫，後恢復宗教自由。
強制皈依伊斯蘭教；猶太人雙重宗教生活；後期政策放寬。
20世紀初 – 1979年
巴列維王朝時期。
民族處境改善；國家關係默契發展。
猶太人享有宗教自由和政治權利；伊以兩國基於共同戰略利益和親美路線進行秘密合作。
1979年至今
伊斯蘭革命；霍梅尼主義興起。
全面對峙與衝突。
伊朗對以色列採取極端敵視政策，不承認其存在；以色列將伊朗視為主要威脅，對抗升級，代理人衝突頻發。

一、波斯與猶太民族關係的奠基：寬容與共生 (公元前538年 – 公元224年)

波斯與猶太民族關係的序幕，始於公元前586年猶太人遭遇的“巴比倫之囚”這一歷史悲劇。當時，新巴比倫國王尼布甲尼撒二世攻陷耶路撒冷，摧毀了猶太人的宗教象徵所羅門聖殿，並將數萬名猶太精英擄往巴比倫 1。這次流亡對猶太民族而言，是繼早期在埃及被奴役之後，又一個顯著的低谷時期 2。然而，這一苦難時期也意外地刺激了流亡者深刻的宗教復興，促成了包括希伯來聖經在內的重要文字的編纂，併為猶太散居（diaspora）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3。
正是在猶太民族處於這種極度脆弱和身份重塑的關鍵時刻，波斯帝國居魯士大帝的崛起改變了歷史程序。公元前550年，居魯士締造了赫赫有名的阿契美尼德王朝，即古代世界強大的波斯帝國。在攻打新巴比倫王國時，居魯士得到了居住在巴比倫的猶太人的支援與策應。因此，當他於公元前538年滅掉新巴比倫王國後，立即釋放了“巴比倫之囚”，並將巴比倫人掠奪來的5000多件物品歸還給猶太人。此後，約有4萬名猶太人得以陸續返回巴勒斯坦，並在波斯人的幫助下，在耶路撒冷重建了他們的宗教聖殿 1。
居魯士大帝對“巴比倫之囚”的解放，深深贏得了猶太人的感激和友誼，為此後中東地區這兩個民族的關係發展奠定了較為堅實的基礎 1。這種解放行為對猶太人而言，不僅僅是政治上的恩惠，更是一種對民族存續和信仰延續的救贖。在猶太民族最艱難的時期，波斯人以解放者的姿態出現，這種深層次的感激和認同，使得猶太人對波斯人的忠誠超越了單純的政治考量，成為一種道德義務。這種情感基礎，也解釋了為何猶太人經常將居魯士的敕令與20世紀初英國支援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建國的《貝爾福宣言》相提並論，足見其在猶太民族記憶中的重要地位 1。
在波斯帝國統治時期，猶太人的生活相對平和，與他們在漫長流散期間遭遇的苦難形成了鮮明對比 1。波斯統治者奉行較為寬容的民族和宗教政策，允許猶太人在帝國境內享有較高程度的自治權，甚至一些猶太人還得以在宮廷中擔任顯赫職位 1。波斯帝國在國家治理方面貢獻卓著，其行省制度便是創新之一。迴歸巴勒斯坦的猶太人居住在猶地亞地區，該地區最初受阿巴拉哈拉和撒瑪利亞兩個行省管轄。猶地亞對波斯帝國表現出高度忠誠，例如在公元前448年阿巴拉哈拉行省發生大規模反抗波斯統治的起義時，猶地亞並未涉入其中 1。
公元前445年改革後，猶地亞的地位發生了重大變化，成功爭取到獨立自治行省的地位，直接受波斯帝國中央政府統轄，從而擺脫了行省一級的牽制和盤剝，賦稅也大為減少。這一時期，猶地亞甚至發行了自己的貨幣，經濟呈現出繁榮景象，一些猶太人發展成為土地所有者、商人、承包商和收租人等 1。猶地亞的獨立自治地位一直持續到波斯帝國滅亡，這充分表明了猶太人在波斯帝國中政治地位的不斷提高，也體現了波斯人對異族，特別是猶太人的包容態度 1。居魯士大帝在攻陷巴比倫後，不僅恢復了兩河流域的宗教，還欣然同意猶太人重建耶路撒冷宗教聖殿的請求，並頒佈赦令允許“巴比倫之囚”返回故鄉。在波斯人的幫助下，猶太人最終於公元前515年（一說516年）完成了聖殿的重建 1。值得注意的是，並非所有猶太人都選擇返回巴勒斯坦，仍有部分猶太人選擇繼續生活在巴比倫，並逐漸將猶太社團擴充套件到波斯帝國的其他地區，他們同樣受到了波斯人的寬容對待 1。

二、歷史變遷中的民族交往：跌宕起伏的千年畫卷 (公元224年 – 1948年)

從公元前330年波斯帝國被亞歷山大大帝的希臘軍隊所滅，直至20世紀前期，波斯人雖然在不同時期建立了幾個統一且獨立的王朝，但也曾多次遭受異族統治，與流散中的猶太人一樣成為他國臣民。這種共同的被征服命運使得猶太人和波斯人之間的關係呈現出時斷時續、時緊時鬆的特點 1。
在公元前330年至公元前129年的所謂“希臘化”時期，伊朗歷史進入一個新階段。此前受波斯帝國管轄的猶太人也與波斯人一道，共同淪為希臘人的臣民。由於雙方都處於被征服的地位，這一時期的波斯-猶太關係因此乏善可陳 1。這種共同淪為他國臣民的狀況嚴重製約了波斯-猶太兩個民族之間的交往，相互影響也極為有限 1。這揭示了一個深層模式：波斯與猶太民族之間的互動強度和性質，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它們是否擁有獨立的國家主權。當兩者都處於被征服狀態時，其雙邊關係的主動性和影響力被大大削弱，歷史敘事中的“千年恩怨”因此呈現出間歇性而非持續性的特點，強調了外部壓迫對民族間關係的影響。為了擺脫希臘人的統治，波斯人和猶太人都進行了艱苦的反抗。波斯人於公元前247年建立了帕提亞王國，並於公元前129年結束了希臘人對波斯的統治。猶太人則在公元前2世紀中期建立了以耶路撒冷為首都的“馬卡比王國” 1。
公元224年，伊朗建立了著名的薩珊王朝，直至651年被阿拉伯人所滅。在這一時期，波斯人再次對猶太人敞開了寬容的胸懷 1。鑑於當時猶太人正遭受較為嚴重的基督教宗教迫害，而伊朗作為非基督教地區，且歷史上素有對猶太人實行寬容政策的傳統，自然成為流散猶太人的一個可靠選擇。加之人口的自然繁衍，這些因素共同促使薩珊王朝時期伊朗的猶太人數量呈現出穩步增長的趨勢 1。
然而，此後猶太人在伊朗的日子並非一帆風順。公元651年，阿拉伯人滅掉了薩珊王朝，此後數百年間，伊朗成為阿拉伯伊斯蘭帝國的一部分，伊斯蘭教逐漸成為波斯人信奉的最重要宗教。這一變化對伊朗境記憶體在的許多少數民族及其宗教產生了重大影響，包括猶太人在內的非穆斯林被剝奪了社會和政治的平等權利，淪為阿拉伯帝國的二等公民 1。在阿拉伯人的統治結束後，經過短暫的地方割據，伊朗又被蒙古人所征服。波斯人和居住在伊朗的猶太人再次淪入外族人的統治之下，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16世紀初伊朗薩法維王朝的建立 1。
薩法維王朝（1502年-1736年）建立之初，對伊朗境內的猶太人來說並非福音。該王朝奉伊斯蘭教什葉派為國教，在很長時期內將包括猶太人在內的非穆斯林視為不純潔的信仰者，因此強迫他們皈依伊斯蘭教，並以此作為享有豁免人頭稅等權利的必備條件。薩法維王朝甚至關閉了猶太教堂 1。儘管猶太人被迫在表面上皈依伊斯蘭教，但他們在內心深處仍然虔誠地信仰猶太教，因此這一時期他們實際上過著表面穆斯林和內心猶太教徒的雙重宗教生活。直到1661年，薩法維王朝才頒佈法令，宣佈猶太人享有公開並踐行自己宗教信仰的權利，此後猶太人在伊朗的生活逐步歸於平靜 1。
進入20世紀後，猶太人在伊朗的處境得到進一步改善。特別是1906年伊朗憲法授予了猶太人在議會中擁有一名代表的權利 1。在巴列維王朝（1925年-1979年）時期，伊朗猶太人的政治和社會狀況發生了重大變化。王朝的締造者禮薩國王給予猶太人宗教自由，希伯來語被納入猶太學校的課程體系中，猶太報紙也被允許出版，猶太人甚至可以到政府中任職 1。然而，隨著希特勒的上臺和國際社會反猶主義的加劇，相當親德的禮薩國王也相應調整了對猶太人的政策，這使得伊朗猶太人遇到了一些發展障礙 1。

三、國家關係的演變：從默契到全面對峙 (1948年至今)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宣佈在巴勒斯坦地區建國。由於伊朗和以色列分別成為波斯人和猶太人佔主體的唯一國家，此後兩國關係更多地從民族層面轉向國家層面。這一時期的雙邊關係可以清晰劃分為兩個特點鮮明的階段：一是巴列維國王（1941年-1979年在位）時期的默契；二是霍梅尼及其後（1979年至今）的僵持 1。

巴列維國王時期（1941-1979年）：伊以“默契”關係的形成與驅動因素

儘管伊朗在聯合國就巴勒斯坦分治決議和接納以色列為成員國表決時投了反對票，但在其後的歷史發展中，伊朗和以色列仍然保持著較為融洽的雙邊關係。這種“默契”的形成，既受到兩國所面臨的國際環境影響，也受到各自現實利益需求的推動 1。
兩國接近的國際環境是其默契關係的基礎。以色列建國後，其周邊環境異常惡劣，建國次日即遭受埃及、伊拉克、外約旦、敘利亞和黎巴嫩等五個阿拉伯國家的聯合軍事進攻，此後三十多年間又多次與阿拉伯國家兵戎相見，承受著嚴峻的生存壓力 1。另一方面，伊朗雖是伊斯蘭國家，但由於歷史上的互相征服和現實中的利益糾葛，與阿拉伯人也多有恩怨，地區處境不甚理想 1。在這種共同被心懷仇恨或不甚友好的阿拉伯國家包圍的背景下，兩國都面臨擴充套件外交空間、擺脫地區孤立的緊迫任務，加強聯絡成為可取的戰略選擇 1。此外，以色列建國後不久便確立了親美外交路線。巴列維國王在1953年政變後，權力失而復得，此後在外交上完全倒向美國。作為美國在中東地區的兩個重要夥伴，伊朗和以色列的接近具備了強大的外部推力 1。
以色列發展與伊朗關係的主要戰略需求在於吸納猶太人移民和保障能源供應。以色列建國後，吸納更多猶太人是其生存和發展的關鍵。由於阿以衝突加劇，一些生活在阿拉伯國家的猶太人受到歧視或迫害，特別是伊拉克猶太人。由於伊朗與伊拉克有漫長的邊界，以色列加大對伊朗的外交力度，尋求伊朗的幫助以“解救”伊拉克猶太人，構成了其對伊朗外交的初期特徵 1。同時，以色列也考慮到維護伊朗猶太人的利益。另一個關鍵因素是獲取伊朗石油。中東地區除伊朗外，盛產石油的國家幾乎都是阿拉伯國家。對於石油缺口較大且深陷阿以武裝衝突的以色列而言，獲取中東石油的希望只能寄託於與猶太人有較好關係記錄的伊朗 1。早在1950年代前期，以色列就與伊朗簽署了石油供給協議，甚至在1967年第三次中東戰爭之後，伊朗也未停止對以色列的石油出口。從1959年到1971年，以色列80%至90%的原油從伊朗進口，1976年這一比例為75% 1。伊朗在1967年六日戰爭後仍向以色列供應原油，當時許多阿拉伯國家實施了石油禁運，這凸顯了伊朗在能源供應上的戰略價值 4。作為回報，以色列也向伊朗提供先進的農業和技術援助 4。
伊朗發展與以色列關係同樣具有其戰略訴求。巴列維國王希望透過加強與以色列的關係，促使美國猶太人向華盛頓政府施壓，以推動美國執行對伊朗更為有利的外交政策，從而改變獲取美國援助不力的現實。這一迂迴戰術，確實有效地推動了伊以關係的良好發展 1。此外，獲取軍事和特工等業務培訓是伊朗的另一重要考慮。巴列維國王崇尚軍事力量並注重情報機構建設，而以色列在軍事和情報建設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因此兩國在這些領域中的合作順理成章。至1961年，以色列已為伊朗培訓了約400名飛行員、傘兵和炮兵，兩國高階將領互訪頻繁。伊朗秘密警察組織“薩瓦克(SAVAK)”在發展過程中也曾得到聞名於世的以色列摩薩德的人員培訓和資訊提供 1。巴列維時期伊以“默契”關係遠超簡單的經濟和軍事援助，它包含深層次的戰略合作。例如，以色列協助伊朗支援伊拉克庫爾德分離主義者，以及伊朗向摩薩德提供伊拉克軍事情報 4。這表明兩國在共同對抗地區威脅方面，存在高度的戰略互信和情報共享，揭示了“默契”之下更為複雜和積極的聯盟性質。這種合作超越了常規的軍事訓練範疇，涉及高度敏感的軍事和情報共享，甚至是對第三方（伊拉克）的共同干預，體現出一種準聯盟的性質。
儘管兩國保持著默契交往，但由於伊朗作為伊斯蘭國家，國內穆斯林和其他伊斯蘭國家不認同其與“猶太復國主義政權”以色列的交往，巴列維國王在發展關係時表現得特別謹慎。因此，直至巴列維政權倒臺，伊朗和以色列兩國都一直沒有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而只是保持著較為默契的秘密交往 1。即使巴列維國王在伊以關係上採取低調姿態，他仍然遭到國內外伊斯蘭勢力的猛烈抨擊，甚至被霍梅尼指責為“猶太復國主義者的代理人” 1。

1979年伊斯蘭革命後：霍梅尼主義對伊以關係的顛覆

1979年“伊斯蘭革命”後，巴列維國王失去政權，以色列也隨之失去了與伊朗的默契交往，因為新建立的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對以色列採取了非常敵視的態度 1。這種根本性的轉變，主要源於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的締造者霍梅尼的極端反以立場及其對伊朗國家政策的決定性影響。
霍梅尼在伊朗伊斯蘭共和國中佔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他凌駕於三權之上，幾乎不受憲法束縛，對政治、宗教事務都有決策權，甚至有權罷免總統。因此，他的個人意志往往會演化為國家政策，這一點在伊朗-以色列關係上表現得尤為突出 1。霍梅尼一再強調對以色列的立場，認為它是非法的、強霸的、侵犯穆斯林權利的政權，不能與它建立任何形式的關係，並明確指出“必須消滅以色列” 1。他堅信，每個穆斯林都必須做好充分準備來對付以色列，並拒絕與以色列建立外交關係，因為“它是霸權者，是與穆斯林為敵的” 1。霍梅尼將以色列視為“毒瘤”，認為其受到列強的扶植，每天都在威脅著伊斯蘭國家，因此伊斯蘭國家和偉大的伊斯蘭民族必須將其根除 1。
伊朗對猶太人和以色列國家的態度顯然受到巴勒斯坦和耶路撒冷問題的嚴重影響。作為20世紀最著名的伊斯蘭主義者之一，霍梅尼對巴勒斯坦和耶路撒冷給予了充分關注。他堅定地認為“耶路撒冷屬於穆斯林所有”，巴勒斯坦是被壓迫者，以色列欺凌他們，因此穆斯林是巴勒斯坦的支持者 1。他強調，全體穆斯林的義務是“起來消滅以色列，讓英勇的巴勒斯坦取而代之”，並“從根本上來講，解放耶路撒冷、剷除以色列這株毒木” 1。霍梅尼認為耶路撒冷問題並非僅僅是某個個人或國家的問題，而是全世界穆斯林過去、現在和未來都必須面對的問題 1。瞭解霍梅尼的上述觀點，再考慮到直至今日霍梅尼思想對伊朗仍然有著無可質疑的巨大影響力，就不難理解為何在1979年“伊斯蘭革命”成功後伊朗執行相當激烈的反以色列外交政策 1。直至今日，伊朗現政權仍然不承認以色列國家的存在，並積極支援一些激進勢力反對以色列 1。
儘管1979年伊斯蘭革命後伊朗對以色列採取了極端敵視的官方立場，但在兩伊戰爭期間，兩國仍進行了秘密武器交易 1。例如，在“伊朗門事件”中，以色列中間人曾協助向伊朗運送武器，以換取美國人質的釋放和對尼加拉瓜反共叛亂分子的資助 4。這表明，在極端意識形態對抗的表象之下，地緣政治的現實需求和戰略實用主義仍能在特定時期促成雙方的秘密合作，揭示了雙邊關係中意識形態與國家利益之間複雜的張力。這種矛盾現象說明，即使在最激烈的意識形態衝突中，國家利益和生存需求（如兩伊戰爭中伊朗對武器的迫切需求）仍可能促成與“死敵”的秘密合作，使得兩國關係並非純粹的單向敵對，而是包含了隱秘的、複雜的實用主義考量。

當前僵持與對抗的升級：代理人衝突與核問題

以色列國際處境的改善不僅減少了它對伊朗的需求，反而加劇了它與伊朗的對抗。在1967年第三次中東戰爭取勝後，以色列已基本擺脫了為生存而戰的緊迫局面，阿拉伯國家也再無足夠力量消滅或對抗國力迅速竄升的以色列 1。發展至今，以色列在阿以衝突中佔據了毋庸置疑的強勢地位，這大大降低了以色列對伊朗外交的積極主動性 1。以色列在1967年第三次中東戰爭後國際地位和軍事實力的顯著提升，使其對伊朗的戰略需求發生了根本性轉變。這種轉變並非僅僅是對伊朗敵意的被動反應，而是以色列在區域權力結構中地位上升後，主動將伊朗從潛在夥伴重新定義為主要威脅的戰略選擇，從而加劇了對抗，而非尋求緩和。隨著以色列在區域內獲得主導地位，它不再需要伊朗作為對抗阿拉伯世界的“外圍”盟友，反而將意識形態上敵對的伊朗視為新的、更緊迫的戰略競爭者和威脅。這種主動的戰略重塑，而非簡單的反應，是導致兩國關係持續惡化的深層原因。
在“阿拉伯威脅”日益消失的形勢下，自1979年以來一直執行反以政策的伊朗被以色列視為國家安全的重大挑戰，從而大力宣揚所謂的“伊朗威脅論” 1。以色列一再鼓動美國對伊朗施壓，甚至聲言要炸燬伊朗的核設施 1。以色列逐步強化了與土耳其的軍事關係，並在1996年簽署了令伊朗人惱火的《土以軍事協議》 1。在美國針對伊朗的“雙重遏制政策”和《達馬託法》出爐過程中，以色列和美國猶太人發揮了相當大的推動作用 1。2001年“911”事件後，反對恐怖主義成為國際政治新潮流。在此形勢下，以色列更為頻繁地指責伊朗支援和從事恐怖主義活動，要求對伊朗實施軍事打擊 1。特別是在2005年較為激進的內賈德出任伊朗總統後，他的一系列反以色列和反猶太人言論以及伊朗核危機的加劇，使得以色列與伊朗的對峙逐步升級。直至今日，兩國關係改善的任何值得期待的跡象仍然難以見到 1。
2024年，伊朗-以色列代理人衝突升級為兩國之間的直接對抗。這包括4月1日以色列轟炸伊朗駐敘利亞領事館，造成多名伊朗高階官員死亡；10月1日伊朗向以色列發射導彈；以及10月26日以色列的報復性打擊 5。2025年6月，伊朗-以色列戰爭爆發，涉及美國和胡塞武裝，以色列發動突襲，目標是伊朗關鍵軍事和核設施 5。衝突的特點是伊朗透過其“抵抗軸心”網路（如黎巴嫩真主黨、巴勒斯坦哈馬斯、胡塞武裝和伊拉克民兵）支援代理人 6。以色列則支援伊朗反對派，對敘利亞境內的伊朗盟友進行空襲，並暗殺伊朗核科學家 7。
當前局勢下，雙方持續交換打擊。以色列空襲伊朗導彈、無人機和防空設施，包括彈道導彈固體燃料生產裝置，並對伊朗境內目標進行最遠距離打擊 8。外交努力仍在進行，伊朗外長與歐洲、俄羅斯進行外交接觸，但局勢依然“危急” 8。潛在的升級點包括伊朗曾威脅關閉霍爾木茲海峽，並可能攻擊美國在該地區的基地或盟友的石油設施 6。人道方面，以色列空襲已造成數百人死亡和數千人受傷。伊朗切斷網際網路以限制資訊流通，使得外界難以獲取準確資訊 10。儘管有直接衝突，但有分析認為雙方都希望避免全面升級，伊朗官方有時會淡化以色列的打擊 5。

四、波斯-猶太/伊朗-以色列關係發展的核心特點與模式

縱觀波斯-猶太民族關係和伊朗-以色列國家關係的發展歷程，有幾個特點尤為突出：
首先，就1948年以色列建國前的波斯-猶太民族關係而言，其核心特徵是波斯人對猶太人長期採取寬容的統治政策。公元前538年，波斯人以猶太人解放者的姿態開啟了雙方關係，此後二百餘年間，強大的波斯帝國對猶太人的統治及其反應構成了波斯-猶太民族關係的主軸 1。在波斯帝國時期，猶太人不僅得以重返巴勒斯坦，重建家園和宗教聖殿，擁有了精神寄託，而且在政治上實現了較大程度的自治，經濟上也取得了進一步發展 1。相比之下，猶太人在雙方關係發展中處於較為被動的地位，這主要是由兩個民族不同的發展軌跡所致。然而，在波斯人和猶太人共同淪為他國臣民的狀況下（如希臘人、阿拉伯人、蒙古人統治下），兩個民族之間的交往和相互影響則極為有限 1。
其次，在巴列維國王時期，特別是在1970年代以前，以色列在伊朗和以色列兩國關係的發展過程中表現得更為積極主動。以色列完成建國後，獲得儘可能多的國家承認成為其外交工作重點之一。為了贏得伊朗的外交承認，以色列甚至透過美國情報人員行賄伊朗有關官員 1。以色列一再呼籲兩國建立正常和公開的外交關係，其總理本·古裡安等領導人多次訪問德黑蘭。這種在沒有正式外交關係情況下的頻繁高層互訪，充分說明了以色列對伊朗的高度重視 1。與以色列相比，伊朗巴列維國王在發展與以色列關係方面表現得特別謹慎。這主要是因為伊朗是一個伊斯蘭國家，在阿以衝突異常嚴重的情況下，許多國內穆斯林及其他伊斯蘭國家均不認同伊朗與“猶太復國主義政權”以色列進行交往，認為這是對伊斯蘭事業的背叛。正因為如此，直至巴列維政權倒臺，伊朗和以色列兩國都一直沒有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而只是保持著較為默契的秘密交往 1。
第三，1979年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成立後，伊朗對猶太人和以色列國家的態度顯然受到巴勒斯坦和耶路撒冷問題的嚴重影響。自19世紀末猶太復國主義者掀起在巴勒斯坦建立猶太國家的運動後，巴勒斯坦地區，特別是耶路撒冷這一宗教聖地，就成為世界各地伊斯蘭勢力共同關注的焦點。此後，隨著阿拉伯人和猶太人衝突的不斷加劇以及以色列完全佔領耶路撒冷，伊斯蘭勢力對猶太人和以色列的憎惡也日甚一日 1。作為20世紀最著名的伊斯蘭主義者之一，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的締造者霍梅尼對巴勒斯坦和耶路撒冷給予了充分關注。他堅定地認為“耶路撒冷屬於穆斯林所有……巴勒斯坦是被壓迫者，以色列欺凌他們。因此，我們是他們的支持者……我們大家應起來消滅以色列，讓英勇的巴勒斯坦取而代之……從根本上來講，解放耶路撒冷、剷除以色列這株毒木是全體穆斯林的義務。耶路撒冷的問題並非僅僅是某一個人的問題，也不僅僅是某個國家的問題，同時也不僅僅是今天穆斯林面對的問題，而是全世界的穆斯林過去、現在和未來都必須面對的問題” 1。理解霍梅尼的上述觀點，再考慮到直至今日霍梅尼思想對伊朗仍然有著無可質疑的巨大影響力，就不難理解為何在1979年“伊斯蘭革命”成功後伊朗執行相當激烈的反以色列外交政策 1。
最後，以色列國際處境的改善不僅減少了它對伊朗的需求，反而加劇了它與伊朗的對抗。事實上，在1967年第三次中東戰爭取勝後，以色列已經基本擺脫了為生存而戰的緊迫局面，此後阿拉伯國家再也沒有足夠的力量消滅或對抗國力迅速竄升的以色列了 1。發展至今，以色列在阿以衝突中佔據了毋庸置疑的強勢地位，這大大降低了以色列對伊朗外交的積極主動性 1。不僅如此，在“阿拉伯威脅”日益消失的形勢下，自1979年以來一直執行反以政策的伊朗被以色列視為對其國家安全的重大挑戰，從而大力宣揚所謂的“伊朗威脅論”，一再鼓動美國對伊朗進行軍事打擊，並且聲言要炸燬伊朗的核設施，這使得伊以關係改善的曙光更加難以顯現 1。

結論與展望

波斯與猶太民族及伊朗與以色列國家間的千年恩怨，是一部充滿反差與轉折的歷史畫卷。從古波斯帝國的寬容與猶太人的感恩，到巴列維時期的戰略默契，再到伊斯蘭革命後的全面對抗，這段關係始終受到地緣政治、宗教意識形態和民族生存需求的深刻影響。歷史表明，當雙方擁有共同的外部威脅或戰略利益時，即使存在文化差異，也能建立起務實的合作關係；而當意識形態差異被放大，或一方的戰略地位發生根本性變化時，合作則迅速轉變為對抗。巴勒斯坦和耶路撒冷問題是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對以政策的核心驅動力，而以色列國際地位的提升則改變了其對伊朗的戰略定位。
當前，伊朗與以色列的直接對抗和代理人衝突持續升級，核問題、地區霸權競爭以及巴勒斯坦問題仍是主要癥結。國際社會的外交努力（如歐洲和俄羅斯的斡旋）面臨巨大挑戰，資訊不透明（如伊朗切斷網際網路）也加劇了局勢的複雜性 8。短期內，兩國關係改善的希望渺茫，衝突可能繼續以代理人戰爭和有限的直接打擊形式存在。長期來看，中東地區格局的演變、大國博弈以及各自內部政治走向將深刻影響伊以關係的未來。

免責宣告

本報告基於現有公開資料和研究文章《以色列與伊朗：波斯與猶太的千年恩怨》進行深度分析。報告內容力求客觀、準確，但歷史事件的解讀和國際關係的動態發展具有複雜性和多面性。本報告所包含的觀點和分析僅為學術研究之目的，不構成任何政治立場、政策建議或投資指導。鑑於中東地區局勢的快速變化，報告中提及的最新衝突資訊可能存在時效性，請讀者在參考時注意。

參考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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