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十娘｜北島：紐約騎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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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北島

編輯｜渡十娘

北島

原名趙振開，1949年生於北京，1978年和朋友在北京創辦文學雜誌《今天》。北島是今天詩派的重要代表，他知名的詩歌如《回答》、《一切》、《宣告》、《結局或開始》等，曾經震撼了無數國人。自1987年起，在歐美及香港多所大學教書或任駐校作家，其作品被譯成30種文字，曾獲瑞典筆會文學獎、美國古根漢獎、馬其頓斯特魯加國際詩歌節最高榮譽金花環獎等，獲選美國藝術文學院終身榮譽院士。2009年創辦全球最具影響力的國際詩歌節——香港國際詩歌之夜，2018年建立香港詩歌節基金會。

Eliot Weinberger, Photo by Nina Subin

艾略特（Eliot Weinberger）是個懷疑主義者。即使不吭聲，他的眼神、表情和手勢也會對周圍的一切提出質疑。這也難怪，他是典型的紐約人。紐約人就是紐約人，而不是美國人。像紐約這種大都市早已和美國分離。別的不提，單是它的噪音就特別，那晝夜不停的警笛聲，逼得外來人發瘋。一個紐約人必須有極其堅韌的神經，並靠懷疑的力量才能活下去。艾略特生在紐約，長在紐約。他和他的妻子尼娜出生在同一家醫院，當然不是同時，他們相識要晚得多。但我相信紐約是他們的介紹人— 你是紐約人嗎？對，你呢？當然啦。艾略特告訴我，除了紐約，他不可能住在美國任何地方。

格林威治村（Greenwich Village）在曼哈頓下城，是藝術家的聚集地，現在成了旅遊點。附近的西十街卻相當安靜，樹木稀疏但很重要，只有它們顯示季節的變化。紅磚樓房被生鏽的防火梯及其影子所勾勒，像寫生畫的敗筆。這種排房在英國和荷蘭很多，體現了一種都市中產階級的思維方式。進門，是客廳和廚房，廚房門外是天井式的小院。窄窄的樓梯通向孩子們的臥室，再往上是主臥室，最後來到一間相當寬敞的閣樓，四壁是書，一扇天窗開向紐約骯髒的天空。書房的主人艾略特在抽菸，煙霧和他的冥想一起上升。我很喜歡這種菸捲，像小雪茄，但味道很淡，戒菸後我有時也無法抵抗它的誘惑。

艾略特一直勸我搬到紐約，就像牧師勸人搬到天堂。除了種種好處外，他特別指出紐約其實很安全，人們純粹是被好萊塢電影所矇蔽。直到一天傍晚，賊從天窗而降偷走了他的傳真機，他才閉嘴。要是他當時在場，並和他的菸捲一起冥想，天哪，真正的傷害恐怕是心理上的：賊偷去的是他的靈感。

Octavio Paz and Eliot Weinberger

我認識艾略特是1988 年秋天，在紐約，金斯堡主辦的中國詩歌節上。我們只是匆匆打了個招呼，我的印象是他憂鬱而敏感。

再次見面是一年後，在美國筆會中心。那是轉變之年，對我，對很多中國人。艾略特請我和幾位中國作家參加由他組織的中國文化討論會。那天聽眾很多，正好在紐約的墨西哥詩人奧克塔維奧·帕斯（Octavio Paz）及夫人也坐在其中。艾略特從十九歲起就是帕斯詩歌的英譯者。會後，艾略特、帕斯夫婦、多多和我，還有討論會的口譯文朵蓮一起去吃晚飯。有帕斯這樣的大詩人在場，話題多半圍繞著南美的詩歌與政治。搖曳的燭光下，艾略特話不多，抽菸，眼鏡閃光，偶爾一笑。他的笑有點兒奇怪，短促而帶有喉音。他和文朵蓮是大學同學，也學過半年中文。他用中文陰陽怪氣地說：“我不會說中文。”

艾略特和我同歲，比我大六個月。我們有很多經歷相似。比如，都沒有受過完整的教育。我當紅衛兵時，他成為嬉皮士，在耶魯大學只讀了一年，就跟著造反了，後來再也沒回去。他在美國的造反派中是溫和的，按我們當年的標準應算“逍遙派”。他四處遊蕩，借浩蕩之東風，抒個人情懷。

1994 年春天，我們去位於長島的紐約大學石溪分校（Stony BrookUniversity）朗誦。二十七年前，艾略特就曾遊蕩到這兒，臨時頂替朋友在一家學生報紙當編輯。故地重遊，他感慨萬千，為發現青春的舊址而驚訝。經過圖書館時，他的臉好像突然被火光照亮。當年造反派正準備焚燒圖書館時，艾略特挺身而出，向那些狂熱的學生們宣講書的重要，終於撲滅了那場烈火。很難想象，懷疑主義者艾略特當年慷慨激昂、大聲疾呼的樣子。在他保衛紐約大學的圖書館時，我正和朋友爬進北京的一家被查封的圖書館偷書。姿式不同，立場卻是一致的。

我曾向他建議，作為同齡人，我們應合寫一本書，按年份寫下各自的經歷。

大概出於對大火的記憶，他對革命有一種本能的戒備。兩年前，在以革命和詩歌為專題的討論會上，一位著名的黑人詩人在演講中，盼望著革命大火為詩歌帶來一個嶄新的世界。艾略特冷冷地反駁說，革命大火只能燒死詩人，摧毀良心，製造血腥的悲劇。他舉了俄國和中國的例子。為此艾略特受到眾多的攻擊。一般來說，美國詩歌界派系雖多，但各自為政，很少染上我們中國文學圈子以罵人維生的毒癮。算艾略特倒黴，這恐怕和他的懷疑精神和冷嘲熱諷的態度有關。四年前他編了一本反學院派的美國當代詩選，很多詩人都認為這是美國詩歌界的大事。而一個他過去的朋友反目成仇，攻擊他是“種族主義者”、“帝國主義者”，還罵他心胸狹隘，企圖摧毀美國詩歌傳統等等，把正戒菸的艾略特氣得七竅生煙。他在電話裡對我說：“種族主義者？這在美國是他媽最大的帽子，可以被送上法庭……”

Bei Dao and Eliot Weinberger, Photo by Dorothy Alexander

我和艾略特屬於同一家出版社。每次我去紐約，我們的老闆“狐狸”（Fox）女士總是請我和艾略特共進午餐。那在紐約是難得的閒暇時光。我們通常坐在視窗，可以看到匆匆的行人。杯子閃爍，刀叉叮噹作響，我注意到紐約某些不變的東西：同一時間，同一家飯館，同樣的甜點和話題。飯後，艾略特總是約我到他家坐坐。從出版社到他家只有幾個路口。他的活動半徑約一英里，買報紙、散步、看朋友、下飯館，都大致在此範圍。他是我唯一見過不在大學混飯但生活悠哉的美國作家。他的上層建築是建在他妻子尼娜家族的經濟基礎上的。他的岳父曾是金酒製造商。尼娜溫柔、漂亮，在《紐約時報》搞攝影。他們有兩個孩子，一男一女。

前不久我和艾略特在香港參加詩歌節。有一天朋友開船帶我們出海，遠離都市，在一個小島附近拋錨，再搭舢板來到一片白色沙灘上。那天風和日麗，我和艾略特赤腳在沙灘上散步、撿貝殼。他突然對我說：“一個好父親不可能是個好作家，而一個好作家不可能是個好父親。”他給我舉了些例子，頭一個就是帕斯。而他自己，太愛孩子了，所以成不了好作家。我試著反駁他，因為反證也很多，但一時記不起來了。我想在他內心深處大概一直有這種焦慮，恐怕也是每個作家的焦慮。其實孩子與作品，父親與作家有某種對應關係，而且恰好在寫作邊界的兩邊。孩子與父親在一側，作品與作家在另一側。一旦交叉，如孩子與作家、父親與作品在一起就會產生某種緊張。

我昨天在電話裡告訴艾略特，我正在寫他。他警告我說：“別說我壞話，我可有朋友懂中文。”我們雖相識多年，對我來說他還是有點兒神秘莫測。他很少談自己。對於一個生命，這世上最大的秘密，他人又能知道多少呢？我有時覺得他像箇舊時代的騎士，懷舊、多疑、忠誠，表面玩世不恭，內心帶有完成某種使命的隱秘衝動。

艾略特，紐約人，生於猶太家庭，上到大學一年級。他寫作、翻譯和編輯。他不信教，戀家，反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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