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蔡家欣
編輯 | 王一然
哀傷反應
在現實中，哀傷往往是更難被看到的，它就像是一種蔓延的悲傷。
我遇到過的、最嚴重的（哀傷反應）情況就是，我們想提供服務，但（實際）脫落了。一個失獨老人，二十多年了，社群工作人員會上門提供一些生活服務，但本人基本沒什麼社交活動，只是維持基本的生活所需。我作為外來者的接觸也是失敗的，雖然沒有被罵，但也不歡迎我再去。
2011年我在汶川做地震後的PTSD研究，三年了，有些人對家裡失去了家庭成員這件事，還是耿耿於懷。印象比較深的就是失去小孩的年輕夫妻，他們不太願意提這件事，講述也是斷斷續續，他們也不想再生一個孩子，因為沒辦法替代。
當時有一個國外的老師提到哀傷反應，也就是“隨著時間的流逝，沒有辦法好轉起來的哀傷”。後來，我就轉到了哀傷的研究上面。
哀傷往往在後期才出現。比如地震的時候，你首先要保護自己，等確認活下來以後，才有精力去想失去的事情；即便不是地震，在剛剛失去的時候，我們要準備葬禮，招呼前來弔唁的人，理性又上來了。葬禮結束後，在你的生活中，慢慢地，你會真正意識到這個人消失了，哀傷的感覺才會出現。
在決定研究方向之後，我爺爺就死了。我當時連夜買機票，第二天非常早去趕飛機。我家在湖南，我要坐到桂林機場，又要坐大巴回家，回到家之後，還要坐三輪車回到老房子裡。後來，我總是在回憶這些場景，還有我跟爺爺之間最後的記憶：我在美國開會，恰逢他的生日，我給他打電話。
這些都是所謂的哀傷反應——觸景生情、有線索地那種喚起，控制不住地哭，回想這件事。如果做夢，在夢裡想要見到這個死者，或者說夢裡的場景很陌生可怕，其實可能都是在以某種形式懷念或者加工這件事。
我自己在現實生活中也出現了這些反應，有了這些文獻，我更能理解自己，也沒有去苛責自己，對自己的各種反應都挺包容的。
其實在我看來，當時如果能利用好葬禮，它確實可以幫助我們跟逝者告別，或者說在最後的時刻跟逝者產生更好的連線。但不是每個家庭在逝者生前都會討論這件事。所以，很多人回想辦葬禮的過程，會覺得有些東西不是我想要的，甚至有些東西是我討厭的，這個時候可能就會產生更多不良的情緒。
我爺爺的葬禮非常熱鬧，因為我叔叔的人脈比較廣，當時還請了一個人來替代家人唱哭戲，唱了一整晚。在小縣城這說明家人非常尊重逝者。但對我來說沒有任何意義。在那個葬禮上，他們一直在招待客人，這個人來，那個人走，但那些人跟我爺爺根本一點關係都沒有。有一個環節，我們圍著棺材去看他；還有守靈的時候站在棺材旁邊，只有這一刻，我才感覺好像跟爺爺有連線。
直到有一天，我做了一個噩夢，起來以後，我把跟爺爺之間的回憶寫下來，之後我感覺自己好轉了，那好像是一個句號，或者是一本書合上的感覺。這就是哀傷的轉折點。
在我們的研究術語裡面，有個詞叫“風險因素”，哪一類人或具有哪些特點的人更容易出現嚴重的哀傷反應，特別是延長哀傷障礙。所謂的延長哀傷障礙，時間只是一方面；還有就是嚴重程度，幾乎每天都是處在哀傷的狀態，這種狀態影響到正常交往、工作，甚至做家務，照顧家人等等。
目前已經發現的比較明確的風險因素，就是突發性死亡，還有跟逝者的關係親密程度，以及焦慮型的依戀——這個人如果跟逝者的關係很緊密，就算分開都會特別焦慮。
我們還有一個小樣本研究：如果生前跟逝者有很多衝突，以及這個人本身的思維方式，自我批評比較多，很多事情都是向內去找原因，這些因素都有可能更容易患上延長哀傷障礙。
但目前國內缺少一本自助性的書，它能告訴這些喪親者，經歷這種情況，怎麼一步一步幫助自己，治療哀傷？早期翻譯過來的、比較火的那些書，也都是別人的故事，而不是自助手冊。綜合這些原因，我決定寫這樣一本書，希望讀者看完以後，一個是能理解自己，失去親人之後會有哪些表現？從心理諮詢的層面看，理解了自己，可能就已經好了一半。第二個就是，書裡面提供了很多方法，包括不同的任務，所以在遇到類似的情況以後，他們應該知道自己能怎麼做。
“房間裡的大象”
來找我做哀傷諮詢的大部分都是女性，也有一些男性，他們對情緒很敏感，本身就比較細膩。很多人遇到的都是那種突發性的死亡，有年輕喪偶，也有中年喪子。如果是長期生病去世，我接到的需要幫助的主要就是老年人，比如說老伴死了，他特別孤獨，他的孩子希望我去幫助。但這種情況極少。
有一類諮詢者是家裡人覺得他們不正常了，或者需要幫助了——他們的情緒往往反應很大，大到身邊的人都觀察到了。但事實上，家人們都沒有容忍期，比如說，哪個人（的親友）兩週前去世了，他現在什麼都幹不了，以淚洗面，要找個諮詢。這個時間非常短。有研究提出90%的人，甚至更多的人，喪親之後出現的哀傷反應，最後是可以自己好起來的。
所以，我們的觀察期一般都是六個月到一年，如果這個人沒有好轉，那麼就需要尋求幫助。但你要求他們兩週或者一兩個月就走出來，還是很難的。
其實根據我們干預的研究、諮詢以及留言的反饋來看，哀傷、喪親的確是存在於整個社會“房間裡的大象”。如果發生在自己身上，就會覺得“社會對這部分人的支援好缺失，不知道該怎麼辦”；對於大部分人來說，可能沒有發生在自己身上，或者說過去很久了，完全不認為這是一件很重要，或者值得去了解的事情。
更多的人不知道哀傷問題也能去尋求專業幫助，可能感覺不好或者痛苦，像工作學習很難集中注意力，也不一定會跟哀傷反應聯絡上，或者說不知道，這種情況需要專業的方法進行系統地幫助。還有就是，也許認為喪親（問題）不像抑鬱症那樣典型，不值得投入時間和金錢。
在我個人接收到的求助裡，願意花錢進行諮詢的比例會高一點，但總體感覺像是希望資訊獲取，或者透過普通聊天就能解開心結。
最近，我們想去社群做調研，我的研究助理跑了二、三十個社群了，有些社群還好一點，說等我們做活動，你們來擺攤做知識科普；很多社群都是直接拒絕。他們說，沒有這麼多人有這些經歷，你們找不到調查物件。但我覺得他們錯了。其實真的很普遍，我們之前在社群做研究調研，1200人裡面有360人報告了過去五年內的喪親經歷，在醫院裡調查的300人中有100人有類似的經歷，包括失去祖父母、父母、配偶、子女、兄弟姐妹、岳父母、親戚、朋友等。
當然，這種拒絕有可能跟對喪親的定義有關。社群的工作人員可能會認為，要有非常直系的親屬（才叫喪親），比如一個老人去世，你要調研的是他的子女，但事實上，這個老人還有兄弟姐妹、配偶、孫子女，在這個社會網路當中，肯定有很多人會受到影響。所以關於喪親，或者哀傷反應，這種社會的系統性忽略，或者說系統性的恐懼肯定是有。
這種忽略背後，我推測可能大眾的態度會有一些麻煩，另外一方面就是所謂的社會文化對“死”的避諱，很多人會修飾或者回避死這個字。像我自己，在聊天的過程中，會有意地直接用“死”這個詞。比如我說爺爺死了，這是因為我本人現在已經可以用這個詞，我沒有必要去用“離開”或者“離世”來修飾這個事實。
對於一個普通人來說，只要他不反感，不是處於急性哀傷期，我也會盡可能使用這個詞。但如果在做諮詢，我會先觀察對方用什麼詞，再跟著他用，或者比那個詞更嚴重一點。比如他說人走了，我會說離世或者去世；如果這個喪親者自己說誰自殺了，或者死的時候，我就用比這個更加直白的詞，不去修飾這件事。
這種系統性的忽視背後，也藏有一定的隱患：如果社會的討論和行動不增加，一些悲劇可能會繼續重演，像案件再次詢問不注意可能會存在創傷反應，或者自殺者親友選擇自殺。還有一些社會性災難中，如果沒有及時平復受害者家屬的情緒，他們有可能會產生憤怒，把這種情緒宣洩到別人身上。
向死而生
我自己是怎麼理解死亡的？我還挺唯物主義的，我覺得，肉體上死了就是死了，灰飛煙滅了。我不相信任何美好的說法，比如說成為天上的星星。當然大家都知道這是比喻了。
我的孩子現在才兩三歲，最近她在看《青蛙弗洛格的成長故事》繪本，裡面有一隻鳥死了。她問我，什麼是死？對小孩我只能說不撒謊，但也不帶來恐懼。我當時說，它不會飛了，也不會動了，也不能再吃東西了，就是去解釋死的狀態是怎樣的。等小孩再大一點，如果她開始害怕和恐懼了，我會再三跟她確定，至少目前我們還不會死。
我距離死亡最近的一次已經很久了，之前在長白山天池上面，感覺自己要被風吹下去了，那個時候確實挺害怕的。還有，最近幾年老有“青椒”工作壓力太大猝死的新聞，每年體檢，我會單獨再查跟心血管或者心臟有關的東西，還有買保險，如果死了的話，家人還能有一筆錢。
當然，我會想如果有一天我知道自己快死了，要怎麼去撫慰我身邊的人？我可能會留下錄音錄影，寫一些東西，留下一點點痕跡。
我們的社會，一個人的死亡，家屬肯定會有處理事務的階段，如果我們在這些必經的環節裡，安插了這些資訊，讓越來越多的人注意到，這就是我們做心理干預時講到的accessible——就是說這東西是不是可及的？所以，最終做這些事情的第一步，就是我們要去“輻射”。
比如在社群的工作室，或者居民活動室裡放一些哀傷治療的自助手冊。現在透過我的個人關係，基本能放的地方都放了：深圳市殯葬服務中心、金華市殯儀館，深圳市慈海醫院（一家專門提供安寧療護的醫院），香港大學深圳醫院腫瘤科，一般病人去世了，家屬去辦理退院手續，他們會給一個資料包，就把自助手冊放到資料包裡面。
最近，我家人在辦深圳戶口，別人就給了一個檔案袋，上面寫著“歡迎成為深圳人”。我想說，那麼銷戶的時候是不是也應該給一些資料，這裡面會有一些哀傷的輔助、或者說自助資訊。
社群也可以提供類似的東西，甚至可以更加深入一點。如果社群有讀書，那跟哀傷有關的書就可以陳列在那裡。如果真的需要心理幫助，那麼社會上的機構、大學裡的特定專業方向也好，在專業人士的帶領下，大家可以找到一個相互安慰和支援的社群。
我從前在香港上學，那邊的社工機構已經比較完善了，比如說有癌症去世、自殺去世，或者說喪偶、喪子，這種（更準確的）分組會讓他們能更加相互理解。不然一個已經走過來的喪偶的人，去安慰一個喪子的人，但喪子的人處在極度痛苦或者比較偏執的狀態的話，他可能就會說你那個算什麼，我失去的是小孩，你還可以再找——這種話很傷人，但他們就是可能說出這樣的話，因為失去的那個人不可替代。
如果經過了上面的資料閱讀和社群互助，還覺得自己需要幫助，那麼就可以去找一對一的哀傷諮詢師。如果這個人的心結是來源於喪親而留下的一些遺憾，不管過了多少年，只要去談論它是可以開啟的；但有一些情況確實不是單純靠心理諮詢去幫助的，比如那些失獨的父母，他們更多的是憤怒，需要賠償、養老，而這些已經不是在說他跟逝者之間的關係了。
香港的醫院還有自己的醫務社工和心理諮詢師，生死登記總處也有相應的資料。有人因為車禍而死，有人因為自殺，這些最終都要走到公安部門，那邊也會有資料提供給家屬。或許在那邊，民間的一個人說這種事，還是會被“呸呸呸”，但至少官方的態度是OK的，這是一個需要幫助的群體，我把資料放在這裡，也能去把控資料裡提到的機構的質量，這是官方能做的很重要的事情。
喪親之後，很多人可能會覺得遺憾，很多事情沒有做到。只有當他們真正意識到這個遺憾來源於什麼，他們才會選擇活在當下，更珍惜自己的家庭關係。雖然中小學也有人在做這種生死教育，但特別急功近利，一堂課的時間就希望小孩珍愛生命，但其實就是喊口號，我覺得形式大於內容。
我在大學開了一個臨終關懷和哀傷諮詢的課，我們用9周、18個學時去討論死亡的方式、臨終的護理，直到最後做臨終決策，你知道這個決策它帶來的後果，這樣學生們才會有非常直觀的感受，反過來促進行動。
所以，只有當你願意去面對死亡給你帶來的壞處，反過來讓你更加珍惜現在的東西，至少知道自己在做什麼，而不是被空虛或者沒有意義感裹挾，這樣的話，其實整個社會就是“向死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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