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競爭的思想，有底蘊的政治
文｜楊小舟
在華人社會，我們似乎默認了一種約定：哀思只在清明節等特定的日子和場合公開表達，而在日常生活中，喪親者的情感需求往往被忽視和壓抑。這種對哀傷的時空限制源於傳統文化觀念，但忽略了哀傷的真實本質——它是一種持續存在、無法按日曆開關的情感體驗。
香港中文大學博士李昀鋆研究年輕喪親者的哀傷體驗，著有《與哀傷共處：經歷父母離世的年輕子女》。她自己也經歷了母親離世的哀傷。她發現這並不是一個小群體。雖然很難檢索到全國範圍內由官方公佈的總體資料，或查詢到其他具有代表性的抽樣資料，但參考西方社會的資料大概能夠推算出父母喪失在年輕子女群體中的流行率（prevalence）在 3.4%至 11%之間（作者博士論文，39頁）。也就是說，100名年輕子女中約有3.4名至11人經歷了父母的喪失。
李昀鋆訪談的44位年輕喪親者，平均19歲時經歷父/母離世，接受訪談時平均年齡為25歲，喪親時間平均為5.37年。表面上，經歷喪親的年輕人似乎能夠繼續正常生活工作，但李昀鋆的所有訪談者都很難真正“緩過來”，且難有機會向外界傾訴。
“哀傷權”（right to grieve）是西方學者已經逐漸認同的概念，他們認同哀傷是高度個別化的過程，喪親者應當有權決定自己關於死亡和喪親的態度、有權選擇表達自己哀傷情感的方式、有權利掌握自己的哀傷節奏。但也有華人學者質疑，傳統上更加集體主義、強調家族而非個體的華人社會，哀傷權是否存在？同時，在現代化程序中，當人們將“節哀順變”簡化為喪事結束後的迅速恢復，忽視了哀傷可能伴隨終生的事實。
李昀鋆發現，青少年至成年初期的喪親哀傷極少獲得社會關注。年輕人在經歷父母過早離世後，不僅遭受認知衝擊，質疑原有的世界觀，還要面對身份轉變，提早承擔起照顧另一位父母的重擔等。同時，現代喪禮的“套餐化”使他們難以獲得充分的情感宣洩空間。
她表示，對喪親者而言，常見的安慰語如“堅強點”“時間會治癒一切”等實際上否認了喪親者的情感體驗，他們真正需要的支援，不在於特定節日的形式化紀念，而在於日常生活中的理解與接納——創造允許喪親者隨時談論逝者的氛圍，不對其情緒設定期限，提供持續的陪伴而非敷衍的安慰。
不少媒體在清明節前採訪了李昀鋆，她為喪親者的哀傷經歷能夠進入公眾視野而感到欣慰。她對媒體一再重申，哀傷是一種正常、可能長期存在的人類反應，而非病態，所有年齡階段的喪親者的哀傷都需要被關注。她呼籲社會為人們的失去感提供更多的容納空間，讓這些隱藏而永不止息的哀傷被看見。
以下是澎湃新聞與李昀鋆的對話。
澎湃新聞：你的書對年輕喪親者的定義是在青少年期和成年初期（大約在10-30歲）經歷過父母離世的人群。從你的研究發現來看，年輕子女的喪親和普遍意義上的喪親相比，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你限定這一年齡段的人群作為研究物件是出於什麼考慮？
李昀鋆：首先我想強調的一個前提是，所有年齡段的喪親者在不同的年齡階段裡面經歷的喪親或者哀傷都是需要大家去關注的，大背景就是我們對不同的喪親經歷的知識都很少，我們耳熟能詳的就是“節哀順變”。我們可能對於失獨父母的關注會多一點，會覺得他們的哀傷是更加正當、可以延長的，但除此之外的喪親者的哀傷，一般都被認為會慢慢消失、結束。
我為什麼會限定在這個年輕人的範圍裡面呢？西方關於喪親的研究更多，但是西方人的研究群體較多的是兩部分，一部分是喪偶或者是喪子的中年人，另外一部分是兒童的哀傷，因為大家會覺得10歲以下的小朋友經歷父母離世的影響可能會更加深遠。
對於年輕人，尤其是青少年期到成年初期這一部分的年輕人的關注呢？其實到了1986年才有第一本關於青少年哀傷的書問世。但直到如今人們依然會不太關注年輕喪親者的哀傷，因為年輕人的未來被認為是充滿希望，可以交朋友、建立自己的家庭、會有很好的未來，對哀傷應該會適應得很好。在這種情況之下，他們的哀傷是被整個社會遺忘的，他們能夠獲得的支援非常少。再加上他們會很恥於去見心理輔導，他們會覺得，見心理輔導、醫治哀傷，就意味著忘記和背叛父母。在我實習的哀傷輔導機構，這一個年齡階段的年輕人求助的比例是非常低的（低於5%）。所以我希望對這個群體關注多一點。
澎湃新聞：書中提到有學者曾質疑“哀傷權是否存在於華人社會”，哀傷權是指什麼？
李昀鋆：哀傷權（right to grieve）目前是西方學者已經逐漸達成共識的概念，他們認同哀傷是一個高度個別化過程，喪親者應當有自己的哀傷權利，有權決定自己關於死亡和喪親的態度、有權選擇表達自己哀傷情感的方式、有權利掌握自己的哀傷節奏（Cowles, 1996; Wolfelt, 2013; Zisook & Shear, 2009）。
當這一觀點被帶到華人社會時，就有學者提出疑問：“哀傷權是否存在於華人社會？” (e.g., 蔡佩真, 2012)。而哀傷權背後所牽涉的，是存在於一個社會文化當中的哀傷規則。這位學者研究喪禮的情境時發現，在喪禮上大家會有不同的規則，可能有一些規則裡會壓抑喪親者，比如哭，而且會提到說你如果哭了會對那位逝者不太好，所以喪親者就會更加留意不能在某個時間哭。
我自己的感受跟那位臺灣地區學者有點相似，即便過了喪禮之後，我們其實在日常生活中都不知道該怎麼談起哀傷，不知道怎麼安慰彼此，喪親者其實會很小心翼翼，覺得如果自己宣洩太多哀傷，其實會給別人造成負擔。所以在這種文化背景下，可能出現的情況就是實際上是沒有什麼哀傷權的，哀傷就是一直處於被壓抑的狀態裡。
西方的哀傷理論中更多會將哀傷定義為是獨立（independent）的，直到最近才有一些理論會看到家庭中的哀傷（family grief）。在華人情境下，有學者開始提出在所謂的家庭主義或者是集體主義中，哀傷其實更多是interdependent，是互相依存，更好的翻譯是互相影響的。
回到家庭裡去理解哀傷時就會發現，家庭的運營、其他家庭成員的反應，都會影響你自己一個人的哀傷。比如，有學者在嘗試發展適合華人的哀傷評估工具時，也發現香港喪親者的哀傷反應中多出了一些不同於西方量表的、與人際關係有關的專案，例如“我要繼續維持這個家”、“我擔心自己的哀傷會影響其他人”（Tsui，2001)。這也是為什麼前面我們會提到哀傷權好像在華人社會不太存在的一種原因，就是你其實會預見，當你表達哀傷時可能會觸動你的家庭成員，所以你不會選擇把它宣洩出來。
澎湃新聞：華人社會提倡的“節哀順變”來自《禮記》，古代喪禮是為了讓人的自然情感能夠在儀式中得到抒發和宣洩，制定了特定的儀式表達哀情。同時，為了保護生者不被哀傷之情過度傷身，很多喪禮的具體規定都貫穿著節制服喪者哀情的精神，譬如，要求子女在父母去世三日後必須飲食，為父母服喪期不得超過三年等等。在你看來，在華人社會的語境下，我們現代人的哀傷出了什麼問題？
李昀鋆：我做的不是一個歷史脈絡的研究，所以整個文化究竟是哪一個部分突然間不一樣了？我沒有辦法給到一個答案。但如果我們去看《禮記》，它在講節哀順變之前，是有大量的篇幅規定悼念逝者的具體做法。整個社會是有大量的文化和社會的儀式讓喪親者慢慢地過渡。當然我們也可以討論說那些儀式可能對於一些人而言負擔太重了，但相對來說，它規定的哀傷時間是限定的，也比我們現在長很多。
其實整個社會環境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比如說，有一些公司和機構是有喪假的，喪假可能也就最多三天，如果超過了三天，你就必須自己再用其他假來處理。你處理完喪禮之後，你就被期待恢復正常。“節哀順變”就更強調了“節哀”的一面。
當然我們中國人都很相信中庸之道，把握哀傷的平衡是最好的。但現實中，在葬禮之後，許多人的哀傷連“表達”的機會都很少，更別說走到“過度”的階段了。
我的研究物件的經驗跟我很不一樣。因為我曾經接受社工教育，所以我會有意識地在喪禮上宣洩我的哀傷。但是我的年輕的研究物件會假裝堅強，他們看到了自己另外一位父母在崩潰，喪禮上又有很多事情要處理，所以他們就會在喪禮期間去承擔家庭裡面那個支柱的角色。
另外，大家對於哀傷有一個誤解，以為像電視劇裡那樣，知道那個人去世了之後會一下子哭得很誇張，或者是會有很多反應。我不否認有很多人是這樣的，但是還有很多人在當下其實腦子還在消化死亡，根本就哭不出來，正好又有一堆事做，就去做那一堆事了。事後他們會反思，我為什麼在喪禮上哭不出來？我是不是不愛他？所以就會留下來一些自責和遺憾。慢慢地，哀傷明明在他們的心裡產生了巨大的能量，越來越大，甚至是越來越大的痛苦，喪禮結束後，就更難找到一個宣洩情緒或者說出哀傷的合適時機了。
澎湃新聞：不論是職場還是家庭這樣的小環境裡面，大家似乎也是希望相處的人最好是一個各項功能“正常”的人，有那麼一種不容許零件壞掉的感覺。
李昀鋆：因為西方關於哀傷的研究稍微多一點，討論也多一點，就有學者就總結了在工業化社會中我們對於哀傷的不同的論述或是想象，其中大家對於grief的一個想象就是：哀傷應該是有時間限制的。意思是過了這段時間你就應該結束，你應該回到正常的生活狀態，你應該繼續做一個功能正常、很有效率的打工人。因為他也看到了其實工業化社會中我們對於人的期待，導致了我們對於哀傷的想象也在開始被重塑：就連哀傷也必須守時、有度、迅速歸位，成為一種“可管理的情緒”。
回到華人社會就更加明顯了，比如我的研究物件裡面也有人覺得，哀傷就是一個沒什麼用的東西，他花了很多時間處理自己的哀傷，還很影響他學習。但是他其實沒有辦法跟他當時的導師去講這件事情，他沒有辦法去合理化說父母去世這件事情對他影響很大。本來他可以拿到一個碩士學位，最後他接納了這份影響，直接放棄了那個學位，然後選擇了另外一條路。
澎湃新聞：你認為喪親對年輕子女來說是一次認知結構的失序。在應對這一困境時，有重構秩序成功的案例，但極易失敗。你的訪談中有多大比例的年輕子女真正“緩過來了”？重構秩序的關鍵因素是什麼？
李昀鋆：所謂“成功”緩過來的話，其實就只有一位，她是很明白地告訴我，她經歷了一個頓悟的時刻，對整個事情有一個不同的看法。但是從大部分訪談物件給我的經驗分享中，我不覺得他們是真正緩過來，我覺得他們是選擇接受了一份被改變了的認知。
這些年輕人在經歷喪親之前，他們對於世界會有一些常見的預期。比如說會覺得好人有好報，我們的父母都很善良，應該能夠像大部分人的父母一樣在進入七八十歲的老年階段後才正常去世。結果，砰，他們在四五十歲的時候就可能突然間去世了。這對他有很多衝擊，衝擊他整個對世界的看法，他一直很想知道怎麼會是這樣子的，為什麼我的同齡人的父母依然健在，我們家為什麼就發生了這種事情。
他們做了很多很多努力去理解這件事情，也找到了很多“替罪羊”，但是這只是短暫讓他們停一停。比如，可能他用抽菸喝酒這個理由來解釋父親為何早逝，但有親戚抽菸喝酒得更厲害，然後活到了90歲，他就依然會痛苦：怎麼這個解釋不通啊？所以他們又開始有一些解釋整個世界、解釋失去、解釋死亡的其他的想法。
這些新的想法，用他們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很“喪”的一些認知。他會覺得好人不一定有好報，或者命運就是不公平的，維持健康的生活習慣也不可能保長命等等。他會有很多很負面的人生想法。
我覺得他們很難說有一個點是真的緩過來了，至少在他們當時的那個年齡階段裡面，他們只是走到了那一步，就選擇停在了這裡，接受一個不公平的世界。某種程度上，我覺得是他們自救的一些選擇。因為那份真實的失去會很真實地不斷在他的生活裡面出現。別人有父母陪伴舉行婚禮，或者別人生小朋友時有父母照顧……在這些不斷出現的人生重要節點裡，他都會再反芻一下那份痛苦，然後再想，他的生命、他的平行時空裡面的世界會不會有另外一種可能性。這種狀態真的讓他們很痛苦。
澎湃新聞：你提到，對於重構秩序失敗的人來說，他們的自救經驗包括有意識地命令自己停止、要求為自己而活、分割喪失和現在的人生。本來想問這些自救經驗是否實際上內化了社會對他們壓制哀傷的要求？但是現在聽了你這個解釋之後，可能也不一定是一種內化，也許真的就沒辦法。
李昀鋆：因為這個失去太重大了。其實我做這個研究，我也在反思的是，我跟他們的經驗很不一樣。我其實是很有意識地反抗社會對我壓制哀傷的要求。那個時候我媽去世剛剛半年，當我和家人傾訴我對母親想念時，我的家人親戚都跟我說，你不要再哭啦，你要繼續啊。這種話我聽太多了，但我不管，我會直接哭。而且我也會在日常跟我父親打電話時，也會很直接告訴他，我最近什麼時候又想到媽媽了。
但是我發現我的研究物件，大部分人其實很內化這個社會對壓制哀傷的無形要求。一方面可以說是他們很害怕自己的哀傷觸發家人，另一方面，我也覺得他們相對來說可能更加遵從社會的規則，覺得應該把自己的哀傷收起來，應該自己去消化或者是假裝正常。
我們會覺得90後或者00後好像應該更有反叛精神，或者是更有自己性格的部分吧，我又覺得挺有意思，為什麼會是不一樣的呢？我在寫博士論文的時候，也在反思，為什麼會這樣呢？會覺得本來他們應該像我一樣啊。
澎湃新聞：吳飛的研究認為中國人的一生其實就是在過日子，“過日子”將人的一生分解為“出生、成長、成家、立業、生子、教子、養老、送終、年老、壽終”等環節（279頁）。這些生命環節通常是家庭來教授傳習的，對年輕喪親者而言，“過日子”的主角轉換成了自己，他們需要直面這些生命歷程。社會如何填補這一家庭功能的空白？
李昀鋆：如果去世的是父親，年輕的喪親者就開始操心自己母親的照顧責任。我看到的就是他們自己一步一步去摸索，努力把母親接到自己工作的城市來照顧，操心母親的養老和看病。
說實話，其實大部分人都是這樣子的。我們的家庭越來越原子化了，很多事情，包括我母親的喪禮如何操持，其實也不是我的小家庭告訴我的，是大家族的人幫忙，告訴我是這樣子做的。現在這些東西就變成了自學，然後你就會發現，學校從來沒有教過這種東西，真正重要的課題從來不是學校教你的，你只在學一些沒用的東西。你遇到了一個問題，你就只能自己摸索到網上去查，然後發現照顧母親或者老年人原來是這個樣子的。
相對來說，男性可能會比女性更能接受整個“過日子”的敘事。年輕男性經歷了喪親後，自己去建立一個新的家庭，對他來說一直是一個正常的生命選項。但是對於年輕女性來說，這段路可能會因為喪親中斷。因為除了經歷喪親的各種衝擊之外，她會發現，父親會很快再婚或是很快去相親。很多年輕女性在經歷了父母尤其是母親去世之後，她會對“過日子”的人生路徑有一個巨大的問號，她會停在那裡，可能會有其他的探索。但對於男士好像這個部分的衝擊會小一點，他會扛起更多的家庭責任。
澎湃新聞：你提到相較於傳統社會，現代社會在“擱置死亡”這一點上尤為成功。喬治·瑞澤爾的《社會的麥當勞化》曾描繪“現代的死亡方法”：現代的死亡發生在醫院裡，可能十分隱蔽，在清潔了萎縮的身體之後，屍體最終被送往現代墓地（211頁）。在現代社會特別是城市中，死亡過程的“套餐化”是否加劇了哀傷處理的困難？
李昀鋆：我最近在香港參加一個義工培訓，醫院的社工說，如果是親人在醫院去世了，那個醫院可以做到讓家屬有4個小時跟遺體相處的時間，如果家屬有特別需要，比如有佛教的信仰，需要圍繞遺體念很長時間的經送別逝者，可以延長到8個小時。我覺得其實還是蠻人性化的了，因為香港醫療資源非常緊張，他們恨不得你趕緊出院的這種情況下，也能夠給你提供一定的時間。
我自己的經驗就覺得，現在整個死亡處理的過程是特別快的。我其實還在消化整件事情，下一步就已經開始了。大家該做的事情都做一下，都是很程式化的。你以為喪禮很慎重，很重要，會有很多你個人的、家庭的，或者逝者的一些部分，但是實際上反倒是那個公司決定了很多東西。然後你也會害怕，因為大家現在都會說他們是“宰”你們的，你其實更多的注意力就放在了別的部分上，你很難去考慮你在喪禮上還能宣洩一下你的情感，這個可能性就變得越來越小了。
在訪談中，不少年輕子女也表達了和我類似的困惑與痛苦：親人的去世在他們心中是一件天塌下來的事，但整個社會卻像在催促他們“趕緊處理完”，“別耽誤正事”。
這個現象的確和現代社會，尤其是資本主義邏輯下的“效率至上”密切相關。在這種邏輯裡，死亡被視為“生產流程中的中斷”，喪禮被壓縮為形式，哀傷被看作情緒負擔，甚至“無用”的時間。它主張“快速清理”、避免情緒干擾，從而使生者儘快“迴歸軌道”。
這當然不只是資本主義的問題，也與城市化、去宗教化、制度理性化等多重現代程序有關。但確實，在資本主義強調效率與生產的社會里，死亡越來越被“擱置”，哀傷越來越被“私人化”，這對正在經歷喪親的人來說，是一種深刻的孤立感。
或許我們需要的不是回到傳統，而是從傳統中重新理解：一個人死去，不只是肉體的終結，也是一段關係的斷裂，一個世界的崩塌。如果社會不再為這種崩塌留出空間，那它就會積壓在無數人的身體和心裡。
我覺得其實可以在家庭裡面慢慢開始談論哀傷，這並不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一定會有眼淚，但也可能會帶出很多療愈的時刻，因為是這一個家庭共同經歷了這一位成員的失去。如果我們在家庭裡面能夠互相彼此找到力量，允許接納這些哀傷，可能會比一個專業人士來跟你提供輔導好很多。
雖然我的研究過程其實更多的是收集資訊，做出一篇學術論文，但很多訪談物件說，跟我聊完一次訪談之後他們自己覺得舒服多了，讓他們自己能夠正視自己的哀傷，好像有一些事情他們也想通了。所以，其實不是所有人都需要一個很多時長的哀傷輔導，可能真的是需要有一個地方、有一個人承託了一次他的哀傷，讓他哀傷有一個出口，他就已經緩過來了很多了。
澎湃新聞：除了喪親的哀傷難以排解之外，現在年輕人的失去感可能是更難排遣的。
李昀鋆：其實bereavement這個詞語，從狹義的理解來說它指的是喪親，如果廣義的理解，它其實講的就是失去。這份失去可以是因為親人去世而產生的，也可能是因為其他的失去。
我的確會明顯感到好像最近大家對於年輕人的精神健康越來越關注。年輕人在一個超級內卷的時代裡要怎麼看到自己人生的希望？原來可以透過讀書或者就業實現一些人生的向上流動，獲得所謂的更幸福的人生，現在的競爭越來越大，對於人的壓榨的那種感覺好像越來越明顯，他們的情緒真的是承載了好多好多。包括我自己，我覺得後面認識我的人其實也不會知道，我心裡面很苦，但看起來是一個天天很開心的樣子，然後正常地讀書，“正常執行”。我們都內化了很多社會對我們的期待，感覺都是天生的牛馬的那種，儘量維持外面的體面，回到家裡面都是一顆破碎的心。
我不知道現在的年輕人是什麼感受，就我自己當時的經驗，我以為人生往後面一定是好的，但是經歷了一些事情之後，發現人生的真相是很沉重的。後來透過研究和認識了更多人，我也會慢慢地感受到，其實每個人心裡都有很沉重的話題，有些人可能是因為喪親，有些人可能是因為其他的經歷，心裡面都有一塊很沉重的石頭在那裡。
澎湃新聞：你接受了這麼多媒體採訪之後，自己會不會有點消耗的感覺？
李昀鋆：因為我本來有一份全職的工作，所以我都是夜晚來跟大家聊天，我覺得這對我來說是有意義的。其實我已經從這個研究裡面獲得很多了，我希望大家把關注點放到喪親群體上面，希望大家對他們有更多的瞭解，更多的關注。
接受採訪後我發現，的確每個人對於哀傷的理解和消化還是挺不一樣的。其實我也會好奇，為什麼會對我有興趣，為什麼會對這個題目有興趣。我發現，的確大部分人之所以有興趣，要麼是因為自己的喪親經驗，要麼是因為自己身邊的人經歷了喪親。
我國沒有喪親人群的官方統計資料，喪親本來就不是一個很熱門的指標，不會把它放到人口普查裡面。我在做研究的時候是透過文獻回顧去推算西方的比例大概是多少，中國可能可以參照它，但是也不確定那個數字是不是真的吻合。這本書出來之後，很多人寫郵件給我或是在公眾號裡面給我私信，很多朋友會不斷告訴我訊息。我發現確實有很多年輕人是在經歷一份失去，而且是很重大的失去，也一直對自己的情緒很困惑。這本書讓他們感覺到了被理解，有很多安慰，所以就還是很開心的。
我想強調的是，所有的喪親群體都需要被看見，不要去比較哪種更苦。其實我自己一開始也會有這種假設——要經歷多嚴重的失去，才會有這種哀傷。但到最後我覺得要強調的是所有的哀傷，不管失去的方式是什麼，失去的親人是誰，他的哀傷都需要被關注，不要去比較他的哀傷究竟值不值得或者應不應該。在你有限的範圍裡對他多一些理解，給一點點安慰，就已經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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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楊小舟。本期微信編輯：朱凡。本文為思想市場原創內容，點選“閱讀原文”進入澎湃新聞網站閱讀更多精彩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