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5年“白玉蘭”頒獎典禮上，最佳女主角獲獎者宋佳的獲獎感言引發了廣泛共鳴。她在發言中提到近年來在年輕女性中討論得較熱的一個話題，就是女性是否要做到“事業與家庭的完美平衡”。宋佳說：“我知道我們一直在努力的是什麼，我們選擇站在這裡不是因為我們有多年輕漂亮，不是因為我們把事業、家庭平衡得很好，也不是因為我們穿了新一季漂亮的衣服，而是因為我們有創作的能力，我們有能力成就一個角色。”
女性文學與性別研究一直是北京大學中文系賀桂梅教授關注的問題，她在2023年開設“女性文學課”之外，還在網際網路上定期回答同學們的提問，包括盤點近年熱門的女性主義理論家，討論婚姻的本質，及如何建設性地討論女性話題，等等。
在近期更新的一條答學生問的影片中，賀桂梅教授以《好東西》《不完美受害人》《山花爛漫時》為例，講到近年女性題材的電影和電視劇中出現的一個重要變化——它們都是以女性為主體表達相應的女性題材。這些電影和電視劇的特點之一，是女性開始比較全方位地參與女性題材的製作，包括導演、製片人、編劇，等等。賀桂梅教授指出，這種由女性全方位參與制作的影視題材劇的出現，是一個非常好的現象。因為，它讓我們在表現時代生活時，無法忽略女性的訴求與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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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賀桂梅教授的女性文學課》
是文學課，也是一堂醍醐灌頂的性別思想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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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中國影視劇女性題材熱
女性題材的書寫和表現一直是我關注的物件，因為當我們在談論女性文學的時候，對女性題材本身的關注是一個基本的出發點。我曾在課程《北大賀桂梅教授的女性文學課》中提到，20世紀主流的敘述媒介是文學，而電影、電視劇則不那麼受關注。
近年來，特別是2023年到2024年，湧現出許多女性題材的影視劇，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事情。因為在此前的大女主或女性群像劇中，對女性的表現和表達方式，說老實話還是一個商業主義的、大眾社會的、刻板的呈現方式，背後還是老一套的性別秩序、性別觀念在起作用。
從一般的影視媒介分析角度來看，這是一種“電視女權主義”現象，其本質是為迎合觀眾偏好而創作相應題材內容。
這種現象的出現與電視的普及緊密相關。在歐美社會，隨著20世紀五六十年代電視逐漸走入千家萬戶，電視女權主義開始顯現；而在中國，類似情況則出現在21世紀之後。這背後的邏輯在於，電視作為家庭日常生活的標配，其核心受眾群體中包含了大量承擔家務的家庭主婦——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和日本正是基於這一群體的存在，催生了早期電視女權主義的內容。
可以說，這類內容不算什麼女性主義，它只是對特殊某一觀眾群體偏好的配合或者適應，而在性別觀念、性別立場上並沒有大的變化。
近兩年，女性題材的影視劇有一個重要的變化就是它們都是從女性視角，以女性為主體的方式來表達相應的女性題材。比如電影方面有《我經過風暴》《出走的決心》《好東西》，電視劇方面有《不完美受害人》《山花爛漫時》《我的阿勒泰》。
這些電影和電視劇的特點之一，就是女性開始比較全方位地參與女性題材的製作，包括導演、編劇、製片人，更不用說像宋佳、詠梅、周迅這些女性演員擔綱主角了。我覺得這種由女性比較全方位參與制作的影視題材劇的出現，是一個非常好的現象。因為影視產業屬於資本主導的製作形態，資本越集中的地方，權力也越集中，而一般在傳統裡男性在這方面掌握著更多的權力。而當女性製片人、女性編劇、女性導演、女性演員開始進入到這個領域的時候，不僅體現了中國影視行業比較開放的特點，更是中國社會把性別問題放在一個社會結構的總體性的關注當中來處理的一種表現方式。
社會主義文藝的傳統
我把女性比較全方位地參與影視文化產業視為是中國的婦女解放實踐的歷史所造就的中國社會的獨特性，在今天的表現。就是因為中國的婦女解放運動不是單獨展開的，而是和整個社會結構、社會實踐、民族解放、階級解放一起展開的。所以我覺得這是中國特色之一。
這些女性題材，比如《我經過風暴》不是一部單獨的電影，它是因為《反家暴法》的頒佈和實施後出現的一部，也可以說為了配合這一法律頒佈而拍攝的電影。同樣還有2023年7月播出的《不完美受害人》，同樣是和法律的制定聯絡在一起。在2022年《民法典》中，規定了反性騷擾立法的具體的條例。
電影《我經過風暴》（2023）
《不完美受害人》透過一個女性職員在公司裡遭受老闆性騷擾的故事展開。整個劇一開始由第三方來報案，是當強姦案報的。在這個故事展開的過程當中，她告男老闆、男董事長性騷擾，按照這個條例最後她獲勝。整個劇情嚴格按照法律條例和內在邏輯推動劇情。除了區分強姦案和性騷擾案，同時它也涉及到反家暴。
電視劇《不完美受害人》（2023）
在家庭和公司兩個場域中涉及到的相關問題，在這個劇裡面都得到了呈現。它以一位女性受害人——公司職員趙尋為核心。劇中律師、警察、男董事長（即老闆），以及其妻子、情人等角色，在這些人物關係中，劇集用法律邏輯講述故事，並且與反性騷擾立法相呼應。這一點和《我經過風暴》是同樣的。
這種現象的出現，就是用文藝作品去表現法律，或者是法律條文的頒佈，這是中國社會主義文藝的一個傳統。包括40年代到50年代，劉巧兒的故事和《婚姻法》的頒佈配合在一起。90年代初期，張藝謀的《秋菊打官司》，也是和當時國家行政法新的條例“民告官”聯絡在一起。從這個角度來看，我覺得性別問題在中國從來不是一個單獨的問題，它和這個社會法制關聯在一起。這也說明，中國女性問題的解決能夠得到有效的社會聯動，是和整個社會機制關聯在一起的。
電影《秋菊打官司》（1992）
值得注意的是，韓國女作家孔枝泳的小說《熔爐》後來改成同名電影。它是透過這部作品提出一個社會問題，再倒過來修改了當年韓國關於社會問題的國家的法律。而《不完美受害人》《我經過風暴》是一個互動的過程，是在法律修改的過程之中，同步拍攝。這樣法律和文藝之間有一個互聯，就是用文藝來表現法律要解答的問題，用法律來規定具體的法制的實施方式，這是它的一個特點。
從女性題材到女性視角
我們這次討論涉及到的作品，像《出走的決心》《好東西》，包括講張桂梅故事的《山花爛漫時》，是今天的社會女性意識提升的一個標誌。就是女性在社會意識，包括家庭場域、職場等領域，她遭受的這種無名的壓抑，在今天被表達出來了，而且獲得了無論是市場還是大眾的認可，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事情。文藝本來就是要發露和呈現社會問題。
電視劇《山花爛漫時》（2024）
像《出走的決心》是一部從內涵上非常激進的影片，講一箇中年女性的故事，她在家庭裡面承受的各種無名的說不出的壓力，她終於把它表達出來了。李紅年輕的時候在父親的家裡，她本來是要讀大學的，可是父親說“女孩子讀什麼大學，讓給弟弟讀”。後來她是為了愛情而結的婚，是自由戀愛，她以為這個丈夫的家是她自己的家。可是到了丈夫新家之後，卻因為她是家庭主婦（而遭遇了新的問題）。
電影《出走的決心》（2024）
我們看這部電影拍得比較細膩的是，姜武演的丈夫之所以一直欺負妻子，其實是因為他瞧不起她：她沒受過大學教育，只能在家做家庭主婦，丈夫因此覺得自己比妻子高一等。他還反覆說妻子不明事理，覺得妻子提出的任何要求都是無理的；而實際上，是他在不斷干涉妻子，無視她的勞動和情感付出。不僅丈夫如此，就連女兒——雖然愛母親、為母親好——在自己的兩個孩子需要照顧時，還是把自身利益放在首位。也就是說，在這個家庭裡，妻子是被所有人忽視的存在。
這個問題就是說在家庭生活當中，作為母親，作為妻子，女性的付出是不可見的，這實際是女性主義、女權主義理論一直在討論的問題。上世紀60年代，貝蒂·弗裡丹的《女性的奧秘》就直接提出來這個不可見的無名痛。就是女性帶孩子、伺候丈夫，可是她自己是一個不可見的人。所以那本書的封面是特別典型的，就是一個幸福的家庭合影，爸爸媽媽和孩子，可是媽媽的面孔是沒有的，這其實是普遍的一個情況。
《女性的奧秘》
所以在中國當代文藝作品當中，家務勞動、妻子在家庭裡的付出成為一個被討論的話題。比如80年代的電影《人到中年》用女主人公的視角，把她工作上承受的壓力和在家庭當中承受的壓力變成了她的一個自我的分裂和自我的撕裂。因為她如果要做一個好醫生，就做不了一個好妻子、好母親。電影用一個悲劇性的撕裂來提出這一問題，但是它並沒有解決這一問題。
電影《人到中年》（1982）
到了2024年《出走的決心》，再一次把這個問題提出來，而且它提問的方式很特別，它是以母親的覺醒和她的像高山滾石一樣的決心——要走出這個家庭為自己活，這種強烈的情緒性的表達主導了整個電影的敘述。
電影《出走的決心》（2024）
整個敘事是有導向性的，它的導向和立場都是站在女性主人公這一邊的。我覺得這是這部影片，也是這一批影片共有的特點，它們是從女性的視角，理解女性的苦衷，體認女性遇到的問題和她們的感覺。我想這是今天的社會在性別觀念上的一大進步。
十年前、二十年前，對於李紅這位母親遇到的問題，人們還覺得她是沒事找事。但如今，人們能體認到她的心情，認可她的這種要求以及擁有個人的生活的願望。
包括《好東西》這部電影取得的票房成功非常喜人，也超出了很多人的預期。但是這部電影也像我剛才談《出走的決心》一樣，我覺得這部電影的一個很重要的特點是，它是女性講給女性的故事。就像它的主演宋佳說的，這是獻給女性的一首情詩。
就電影整個敘事的情節來說，是一個圍繞著王鐵梅這個單親媽媽，以她為核心來組織的這些人際關係。王鐵梅和她的女兒是整個故事中有名字的人，她們也是整個敘述的中心，當然圍繞的是王鐵梅。王鐵梅和她的前夫，王鐵梅和她的情人小馬，王鐵梅和她的好友小葉，由小葉再牽出小胡。所以在整個敘事當中，中心的焦點是這個單親媽媽。
電影《好東西》（2024）
實際上對這個媽媽的體認，王茉莉是愛她的母親的，所以她當然體認她的母親。小葉有點像女兒愛媽媽，當然也像閨密愛女友，她對王鐵梅充滿了溫暖的迴護。整個敘述都是從女性的視角和女性的立場來講這些故事，把當下時髦的這些網路女權主義、男女關係，女性成長過程當中的，包括月經羞恥、單親媽媽應該怎麼樣生活，都做了非常友善的、善意的呈現。
我之所以說它是善意的，是因為整個情節帶有喜劇的特點，這個喜劇的特點它是從女性的角度來寫的。哪怕遇到一些矛盾，都會透過女性之間的迴護，或者是透過不對女性構成壓迫的男性，他們形成一個非常溫暖的相互之間的關係。這就使得這部電影帶有某種喜劇的特點，是一種溫暖的好結果的喜劇，所以叫《好東西》。
電影《好東西》（2024）
《好東西》的敘事特點也是邵藝輝電影的特點，就是它經常在一個具體的空間場景裡面，透過人物的對話、臺詞，說金句、調侃來展開。整個電影123分鐘，看下來是非常愉快的，它的臺詞、情節都是在滿足著我們的，或者說女性的情感和願望的需要，所以是一個看著很溫暖的電影。
這部電影在對待女性承受的問題，或者說理想的性別關係上，還是非常有想象力的，是比較前衛的。它沒有把一些過去的、陳腐的刻板印象，放在這部片子裡。它是具有想象力地去探討在這樣一個新的關係格局當中，人可以怎麼生活。總之，這是一部讓人非常愉悅、從女性立場出發的表達。
女性視角的優勢與弊端
我在分析時反覆強調它們從女性視角講述故事，這一點在《不完美受害人》和《山花爛漫時》中都能體現。我在說這種敘事方式是一個優點的同時，也覺得這可能是它面臨的一個問題——從女性的視角來講這個故事，有可能會讓這個故事忽略其他的視角。或者說它只是從女性的角度來講述這些相關的人物、情節，但在真實發生的情形當中會有別的問題。這些劇都像是一個蜜月期的表達，女性觀眾，包括對女性友善的男性觀眾或者其他的觀眾，都會看得非常舒服，但實際上現實的問題比這個要複雜。例如《出走的決心》中，這樣一位家庭中的女性為了爭取自己的權利，為了去過自己想要的生活，就像高山滾石一樣，毅然從家庭裡面出走。然後，我們要問出走以後呢。
實際上在日本的電影裡面也有這樣反映家庭生活的電影，但是它們並沒有單一地用女性與家庭的關係這個維度去解釋所有的面向，比如《家族之苦》《星守之犬》等影片，都涉及到中產階級家庭的乏味、無聊，還有人們在這中間感受到的那個壓抑感。
比如電視劇《家族之苦》，這個母親其實煩死了這種無聊的家庭生活，而父親享受著男權的，我們用《好東西》裡面的語言叫“紅利”，他自己根本就沒覺得這是什麼問題。只是說《家族之苦》裡面的父親跟《出走的決心》姜武演的父親比起來他沒那麼討厭，但是媽媽堅持要離婚，因為她要用離婚的方式離開這個家庭對她的壓制，但是最後是離婚了也解決不了這個問題。
電視劇《家族之苦》（2016）
但是無論如何，《出走的決心》中“走出去”只是提出了問題，並不代表問題的解決。這一批女性題材影視作品的出現，以女性視角非常友善地提出了這些問題。因此它不是一種以受害者強烈的控訴慾望來做的表達，都避免了那種緊張的對抗。我想這既是一個特點，也是一種現象。後續如何進一步表達、探討和呈現這些問題，會有新的作品出現。但我個人非常喜歡並支援這一題材熱，它至少讓我們在表現時代生活時，無法忽略女性的訴求與聲音。也就是說，在構想對幸福生活的嚮往時，必須納入女性的聲音與訴求，才能形成更具新意的表達。我想這正是這些題材作品的價值和意義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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