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泡泡糖暴富的深圳初代女倒爺，倒在一百畝土地上｜人間

我的一生似乎從來不缺貴人，他們如流星一樣劃過天際，我卻以為所有的星光都來源於自己手中的星星，最後人生敗在了自我的膨脹和輕率上。

配圖 | 《風吹半夏》劇照

全民皆商的80年代，有句順口溜叫：十億人民九億“倒”，還有一億在尋找。

改革開放的初期，在深圳折騰的人們，初識魔幻的市場經濟，開了眼界，看到遍地商機，金錢俯首即拾。而沒來過深圳的，又如飢似渴地嚮往著，道聽途說，傳頌著似乎觸手可及的造富神話。

20世紀80年代，我在瀋陽的一家報社做記者，待遇非常好，出去採訪都被待若上賓，局、處級領導陪同，還有禮物相送，他們有成績時希望記者錦上添花，出了事故希望記者筆下留情。

1985年，辦公室裡的《深圳特區報》打開了我思維認知的一片新天地。那裡是中國改革的試驗田，不一樣的小漁村可能會引爆一個時代的奇蹟。

糾結再三，我決定加入那塊熱土，去深圳經商。沒人理解我，都說我吃錯藥了，甚至有人說，一個女孩去那種地方，就是想扭屁股跳舞過資產階級生活。

當時的深圳，除了靠近香港的羅湖和蛇口已經形成了比較成熟的商業氛圍，其他地方還是滿目沼澤，幾近不毛之地，三天一層樓的奇蹟就在那時開始了。

同樣喧囂熱鬧的還有生意場，商人們在其中變換戲法，觥籌交錯，生意從無到有。

初來深圳，我求職的崗位是總經理助理。總經理讓我用二十分鐘寫一份上報市政府的申請公文，我瞭解了基本情況後，用時十分鐘就寫好了。隨後面談了一會兒，就被錄用了，工資四百二十元一個月，我臨離開內地時，報社結算給我的月工資是六十七元，當時的大米是一毛八一斤。

我從敲門應聘到拿著聘函走出來，用時半個小時，我心裡想，這就是特區效率。

公司是國營電子公司，隸屬於市政府管轄，是個處級企業，讓初來乍到的我心裡踏實很多。

公司的總經理是個中年男人，他常去北京，去跑部委辦，或是結識一些有門道的特權階層，目的就是想盡辦法拿到批文。批文是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期，政府下發的一種資源買賣許可證。

我的工作是每天跟著總經理炒批文，也就是“倒爺”，從官方拿到商品的批條，然後再用高價賣出，賺取價格差。

有時批文到手，總經理也會私下把批文就轉賣了，我跟著他跑前跑後，他會給我一筆封口費，最多時是一千元。

我每一天像打了雞血一樣亢奮。常常半夜還跟著公司總經理輾轉在酒吧、茶樓、酒樓見不同的人，洽談除了軍火以外的各種生意。我喜歡這種挑戰性強的工作，覺得機會天天都有，一切皆有可能，錦繡前程似乎指日可待。

有一天，在辦公室，總經理對我說：“你越來越上道了，很有發展”，然後瞟了我一眼，低斜著眼睛湊到我的耳邊又說：“你很優秀，我很喜歡你。”

“你想多了，老闆，沒什麼事我先忙去了。”我平靜地推門而去，心裡感覺很彆扭，不是滋味。

那個年代有錢有權的男人基本都風流成性，已經成家的總經理也不例外，我早就察覺到他工作中有意無意地與我身體觸碰，這一天早晚會到來，我開始盤算辭職，同時，希望自己快點長出一雙可以單飛的翅膀。

一天，我在公司的生意洽談中結識的一個女孩電話裡找我，她手裡有一張五噸泡泡糖的批文，還沒找到下家。

我和她約了見面，在深南路旁的一個茶樓，這裡粵港澳臺、地方口音、生硬蹩腳的普通話，南腔北調交織在一起。

小姑娘從包裡拿出一張單子，攤在桌面上。我看到了名稱、數量，在所屬單位上方，還有一個赫然醒目的不容小覷的某大領導簽字。只是，這張單子還有一個多月的時間就到有效終止期了。

我的心“怦怦怦”地加快了跳動。這是正本批文，不是滿大街炒來炒去的影印件。

小姑娘說，她的老闆出國了，走時說公務考察，結果四個月了還沒見人回來。公司賬上早已沒錢了，她的同事們都自找門路了，她是這位老闆的原秘書，知道這張泡泡糖批文快過期了，想賣了抵自己的工資。

我聽過見過太多人跑路了，工商、稅務、海關、銀行、國企老總，會計……錢多了，多到繃不住時，人就不見了。

記得住我樓下的一個哈爾濱大哥，曾跟我說今年的目標是要從銀行弄出1000萬。我聽了只是咋舌，卻並不驚訝。深圳這個地方，八仙過海各顯其能，只有你不敢想的，沒有人不敢幹的。

後來聽大哥說起他關係最鐵的那位南山行長辭職了，先是下海經商，後來移民了。再後來，那位哈爾濱大哥也再沒出現。

騰飛的市場經濟大潮帶來經濟亂象，一起泛起，泥沙俱下。

“多少錢？”我問那個女孩。

“兩千。”她回答，很乾脆。

風險與機遇此刻攪動著我的神經。

我撥通了老家瀋陽的電話，家人表示，當下無論大小孩子都喜歡嚼這種泡泡糖，這是孩子們填飽了肚子後最快樂最時髦的嚼活兒，商店經常沒有得賣。

這寥寥數語，是我對瀋陽當時市場行情的全部摸底。

我篤信在那個物資緊缺的年代，市場像嗷嗷待哺的嬰兒。我沒猶豫，當下就回宿舍取了存摺，把批文買了下來。

小姑娘說，原本他們公司是要自己做這單生意的，算了一下，如果做成這筆交易，中間可能會有近兩萬元的毛利。

兩千元的風險和兩萬元的誘惑，令我開始激動不已，坐立不安。

接下來，我必須找錢去廣州進貨了。

我跟公司一個私交很好的賀副總，悄悄說了這單子事，賀副總是廣東梅州人，精明能幹。她明白了我的意思，笑眯眯地同意借給我七萬元錢。我問用期一個月，多少利息合適，賀總卻說：“一個月內，你把本金還給我就行。”

當時的泡泡糖，全國只有廣東番禺生產，於是我請假了。

進貨就像盲人摸象，試探著前行。廣州市郊的長途汽車站，一群摩托仔操著粵語攬生意，我只能聽個七七八八，但一句也不會講。我與其中一個比劃好了價格，車程大約半個小時。

我跨在摩托的後座，揪著摩托仔的衣襟，身上揹著裝有七萬元現金的布包，在塵土飛揚中向糖廠飛奔。出了廣州城後，人煙少了，遠遠望去，前方是甘蔗地，原來番禺是廣東著名的甘蔗之鄉。

當摩托車拐進了甘蔗地裡的一條土路的時候，路兩側全是一人多高的甘蔗，望不到盡頭。我一下子緊張起來了，全身汗毛陡然乍起。我這是羊入虎口嗎？

摩托車繼續向前顛簸，我頭皮發麻，手心出汗，心裡直打顫，腦海中不斷閃過最壞的場景，悄無聲地嚇哭了，真有不測發生，我也全無半點兒招架之力。

嘀嘀一一

轉彎處，身後響起了汽車喇叭的聲音。我扭頭望去，一輛黑色的轎車開了過來。摩托仔放慢了車速，叉著腿站在甘蔗地旁，把路讓了出來。

我呆呆地愣著，這土了吧唧的路，這莊稼地，還有我們這冒著濃重柴油味道的爛摩托，顯得駛來的賓士和這個氣質儒雅的開車男人特別突兀。

車駛過了我身旁，驀地，停住了。車窗搖了下來，開車的男人探出頭來與我說話：“你是去糖廠嗎？”男人的口音是濃濃的港味普通話。我緊張地點點頭，巴巴地望著他。

“那你可以上我的車裡來，我這裡是開去糖廠的啦。”我萬分驚訝。好像突然被一束陽光照亮，身體瞬間溫暖和釋然。我毫不猶豫地跳下摩托車，付了車錢給摩托仔，急急忙忙地鑽進了豪華的賓士轎車。

“你是去糖果廠提貨吧？”男人平和地問我。

“是，請問您是糖廠的老闆嗎？”我猜測這個男人大機率是我要去的港資糖果廠的老闆，因為甘蔗地裡這條唯一的土路，只通往那唯一的糖廠。而他的從容，顯示了他對所處境況的熟悉。

開車男人從後視鏡裡看了我一眼，沒有回答。他接著說：“社會治安很不好，一個女孩子在這裡走很危險的，摩托車子不是隨便好坐的啦。”

我聽了他的話，心中倒吸涼氣，又暗自慶幸。

“等貨的人很多，怕是沒有那麼快能拿到貨啦。”老闆又幽幽地說。

我頓生焦慮，急切地跟老闆說，自己從深圳來，沒做過生意，這是平生第一次。如果拿不到貨，沒地方住，真是不知是去是留。

說著說著，我心裡沒了著落，不知所措起來，眼淚滾落下來。老闆許久沒再說話。車內的空氣在瀰漫著濃濃的香水氣味中凝固了。

過了一會兒，老闆用世故而教訓的口吻意味深長地說：“做什麼事情沒有那麼容易的啦。”這句話老闆分明是笑話我，把事情想簡單了。

我不知道說什麼好。很快，車子的前方，赫然顯現出一片宏大而氣派的廠區，周圍是高高的防盜圍牆。大門口，站著幾個保安，顯得壁壘森嚴。

廠區圍牆的下邊，坐著十幾個帶著行李，挎著包，無所事事的人。老闆對我說：你看見了，他們都是從各個地方來的，都在等著提貨。

我看著，難過地想著我就要加入他們的行列了。車快停下的時候，老闆用淡淡的又帶些施捨的口吻對我說：“我叫人給你辦一下，你就在廠門口等著好了，會有人來找你的了。”

然後他又轉身遞給我一張名片，他的頭銜是“董事長”，我大喜過望。

董事長安排的糖廠的辦事人員，交給我一張廣州鐵路局的貨運申請單，告訴我兩天後，可以到廣州鐵路局辦理貨運手續。當天傍晚，我搭上了糖廠去廣州的順風車。

在廣州鐵路局貨運處，我的單子被丟了出來。

“沒車。”窗口裡面的女人冷冷地說了一句，眼皮都沒抬。

“那什麼時候能有？”我焦急地問，我後面還排著長隊。

“不知道。”

“我的貨總要運吧？”

“那你就等吧。”

“等多久呢？”

她不理我，幾秒後，她不耐煩地瞪著我問：“你等還是不等？你要等就排單，你要不等，下一個！”她竟直接喊起了下一個，還把我的單子甩了出來。我一時懵了，不知所措。

緊缺的運力，還沒適應改革開放後一下子爆發的貨運需求，我的貨要運走遙遙無期，時間就是金錢，未卜的前景讓一切又迷茫起來。

七萬元的貨已然在廣州鐵路局的貨運倉庫裡，每一天的倉儲費讓我不敢往下想。正值炎熱盛夏，泡泡糖會不會融化？瀋陽目前市場缺貨，每一分每一秒這單生意的風險都在上漲，漲疼了我此刻的腦袋。

等吧，我無奈而落寞地離開了貨運處。風險隨時都像狼一樣地呲著血腥的獠牙。我以為的機會，其實不過是陷阱罷了。

我唯一的辦法只有找人。我翻找著工作以來從各種公司拿到的所有名片，揣摩著誰能跟廣州鐵路局搭上。

一張鐵路局教育處，郭副處長的名片，被我拎了出來。我和他在一次企業員工教培的經驗交流會上，有過一面之交。不知人家還記不記得我，就算記得我，鐵路局的教育處，並不是一個權力部門。

但此刻，我別無選擇。我到樓下的公用電話亭，忐忑地打通了電話，寒暄了幾句，對方說他記得我。我一下來了精神，連忙說：“我來廣州辦事，想順便過去拜訪一下，不知是否可以？”

處長只猶豫了片刻，便客套地說：“怎麼不可以？難得啊，歡迎，歡迎。”

我拎著在深圳買好的兩條三五香菸，揣著希望又不抱希望。在廣鐵，我找到了郭副處長的辦公室，他猜到了我此行必有事相求。我也毫不隱諱，一股腦地說明了來意，並慌忙地遞上了兩條香菸。

處長沉吟了片刻，拿了我的貨運回執，回到辦公室打電話去了，我站在門外，心中忐忑萬分。大約十分鐘後，他回來了，把回執遞迴給我，認真地跟我說：“喏，我幫你託了人，打好了招呼，你的貨運單號我也給人家報過去了，人家答應我會盡快給你安排集裝箱。七天後你可以去瀋陽等貨。”

我還沒來得及說感謝的話，郭處話鋒一轉，對我說道：“你的兩條煙，找人辦事是拿不出手的。算了，看在你小姑娘的份上，權當我幫你一回。”他的表情有幾分嗔怪，口氣卻一本正經，說完臉上又隨即展現出寬和的笑容。

我無地自容，尷尬地不知道怎麼說好。郭處保持著微笑，對我說：“我還忙，還有工作，沒別的事，我們改天再聊，貨運上有什麼事，我們電話裡還可以說。”

我連忙以我骨子裡原有的頑皮和調侃補了一句：“好的，郭處，我太激動了，太謝謝了。你去深圳一定記得聯絡我，我一定請你喝酒！我們說定了哈。”

我的笑，顯然鬆弛了氣氛也安慰到了郭處，他伸出手和我握了一下說：“好吧，那我們後會有期了。”

僅僅幾天的時間，我竟然成功地把五噸泡泡糖運去幾千裡之外的瀋陽。我內心興奮激動著，當然更有對未來變現的期待和一切皆不可知的惴惴不安。

飛往瀋陽的一路我都在忐忑，下了飛機，我馬不停蹄直奔瀋陽的南二、大東兩個批發市場，希望看到批發商們等待泡泡糖的那雙熱切的眼睛。然而，批發市場已經堆滿了泡泡糖，一箱箱地碼在二手批發小商販的攤位上。

完蛋了。進貨的七萬塊錢怎麼還給人家？每天的倉儲費從何而來？還有我白白搭進去的差旅費、貨運費。

一個商販跟我說，“前一陣子還缺貨來著，這兩天剛到的一批貨。”輕率，誤判，無知，魯莽，都是商場投機失敗的致命因素。

兩天後，我的五噸貨到了瀋陽鐵路貨場。我沒去提貨，也沒法提。提給誰呢？沒有人要我的貨。我在兩個批發市場來回奔波，一個攤位挨一個攤位地走，一家挨一家地問。

一個下午，我疲憊不堪，滿臉憔悴地帶著嘴角的一串燎泡，鼓足勇氣，走進了部隊後勤部的一個門市部裡。

裡面坐著十來個灰頭土臉的人，屋裡煙霧繚繞。辦公檯旁，老闆蹺著二郎腿，悠然地喝著茶水。

河南的，山西的，四川的，屋子裡充斥著夾帶的各地方言的普通話，所有人都是來要賬的，這些是罐頭、水果、乾貨副食品供貨商們，訴說著自己拿不到貨款的苦楚和困難，一個個愁容滿面，又時而堆起諂媚的笑。從他們的交談中，我得知老闆姓黃。

黃老闆不疾不徐，對誰都是那幾句話，“貨沒賣完，沒法子結算”“我這裡是部隊後勤部下轄的公司，你們還怕黃了你們的不成？”

看樣子，黃老闆不可能要我的貨，我茫然地站起來，想離開這裡。忽見老闆把臉轉向起身欲離去的我，帶著幾分和氣問我：“姑娘，你有什麼事？”

情急之下，我只憋出了一句：“我是深圳來的，想跟老闆談談合作。”我避實就虛地扔出一句大話來。

黃老闆怔住了，他打量著我這個稚氣尚存的黃毛丫頭，將信將疑，他很生意人地“呵呵”乾笑一聲，然後對我說了一句：“那你等我一下，一會兒我們談談。”

深圳，那時在全國是謎，是神話。

在滿屋濃濃的香菸霧氣中，我跟黃老闆闡述了我在深圳，有特殊的泡泡糖供貨渠道，可以在接下來的時間裡持續不斷地給他提供貨源。為了證明我所言非虛，我把糖廠董事長的名片和我買來的批文影印件拿給他看，老闆看得很仔細。

實際上，我對在沒有批文的情況下，糖廠董事長能否再給我貨是沒有什麼底氣的。可我必須把自己的心虛按住，侃侃而談。就像我做記者時，採訪大人物時心裡沒多少底氣，但也要硬著頭皮一樣。

我看見了黃老闆眼裡泛起亮光，他信我所言非虛，我讓他看到了令人興奮的市場前景。

瀋陽是東北三省的貨物集散中心，黃老闆的這個門市部是一級批發商，並且有軍隊的背景，周邊大連，丹東，鐵嶺、長春包括哈爾濱等十幾個城市的二級批發商都長期在他這拿貨。

黃老闆說泡泡糖市場很旺，我的五噸貨，用不了多久就走完了。我大喜過望，心裡長吁了一口氣。

我看著黃老闆有點發白的舊軍服，和門口掛的牌子，覺得他比大門外街面上的任何一個小老闆都更讓我信賴。

我乘勝追加心理籌碼，提出可以做他在深圳的採購代理，長期合作，並可探求進口副食品貿易的渠道。這個渠道打通，可以使他佔有市場稀缺資源，與其他的批發商打出差異化。

黃老闆的眼睛又亮了許多。

他起身給我重新泡了一壺茶，並說晚點請我一起吃飯，盡地主之誼。我受寵若驚，同時也起了幾分擔憂，飯桌上我與他孤男寡女推杯換盞難免尷尬。

我對黃老闆說：“我這次回瀋陽太匆忙，我有個原來報社的女朋友，這兩天聽我說回來了，急著要和我見面。我把她喊來一起吃飯你不介意吧？”

黃老闆笑著說：“好啊，叫來叫來，那有什麼，一起吃。”

我打電話給好友朱珊，她風風火火地就來到了飯店，幫我陪著老闆說話，倒酒，而我則在飯桌的一角起草合同。當我們雙方把合同條款過完，簽完，我起身藉著上廁所，把飯錢結了，開了的發票則留給了老闆。

五噸泡泡糖，黃老闆的收購價格是八萬七千元。第二天早上九點半，我們在太原街的中國銀行碰面，我在銀行櫃檯前，把提貨單交給他後，他將貨款轉存進我的賬戶。

一切塵埃落定，努力屏住呼吸的我，只覺得心跳加速，在那一刻，緊張得差點暈了過去。

不到半個月，泡泡糖就讓我成了80年代的“萬元戶”。

第二天，我從瀋陽飛往深圳，候機時，我拿出了存摺，看了又看，數了又數。

突然，我覺得自己的眼睛有點模糊，嘴裡發苦，頭也開始昏重。我把存摺重新裝回揹包裡，小心地挎在胸前，閉上了眼睛休息。

迷迷糊糊中，我感到自己的鼻腔開始躥火，呼吸越來越灼熱。上了飛機後，我找到自己的座位立刻昏睡了過去。當空乘把我叫醒時，機上的乘客已經快走光了，我發現自己渾身滾燙。

我強撐著打了個計程車，回到了宿舍，我開始嘔吐，不停地拉稀，最後拉得只有水，我頭昏眼花，兩腿打顫。我強撐著從廁所的蹲坑上哆哆嗦著站起時，一陣天旋地轉，我一頭栽倒在廁所的臺階下面。

當我被人發現並送到附近醫院時，醫生說我已經脫水，再晚些時候送過來，就有生命危險了。拼搏後的成就感和身體的創傷在拉扯我，我在理想與現實意識中掙扎。

我問自己，如果不拼，我如何在這個城市立足，如何在往後的餘生中過上自己想要的人生呢。

回到公司上班，我繼續跟著總經理炒批文。總經理的騷性卻越發邪乎了，動手動腳的次數多了，幅度也越來越大。

我決定辭職。

他似乎早有準備，脫口就說：“辭職？你敢！我在深圳資源很多，人脈很廣，這你是知道的。”停頓一下，他又恨恨地說：“你的矜持，無非是生存沒有受到威脅。”

我無法忍受他的威脅。當天晚上十一點多，我將我經手的所有公文、印章連同鑰匙一併放在了這位總經理的辦公檯上，長吁了一口氣，揚長而去。

躺在存摺裡的一萬多塊錢，是我敢與他如此決絕叫板的底氣。

我下定決心，不到萬不得已，我不再去任何公司謀職。如果繼續打工，我又何必一定要來深圳？我天生就對壓力和挫折耐受度較強，或許只有拼點什麼，才能激發我的生存活力。

此時，沒了工作的我，正如箭在弦上。

兩天後，我打電話給黃老闆，詢問泡泡糖銷售情況。黃老闆說貨走得還不錯，他把價格比別家賣得低了一點兒。

他說他正想打電話找我。

我跟他說我有了另一個適銷的品種，過幾天我們再聯絡。綠箭香口膠，是我的新目標，它最近才出現在深圳的免稅店裡，在內地還鮮有人見。

週末，我去了沙頭角中英街，這是個一街兩治的免稅街。在這裡，綠箭的批發價是港幣一塊多，摺合人民幣不到五毛錢，每條內裝五片，我計劃在瀋陽零售價賣到每條一塊五。

確定可行後，我邀請了黃老闆到深圳考察。然而，想大量買賣綠箭口香糖，進口批文如同一道鐵閘，涉及到的材料、審批都極為複雜，這注定不是長久的賺錢之計。

深圳街頭的霓虹燈下，港式花襯衫和喇叭褲席捲街頭，而瀋陽批發市場的攤主們還在賣工裝，我突然意識到，衣服的流水線，可比批文好打通。

深圳緊靠香港，國際流行款式在香港出現的第二天就可以出現在深圳，我拿著好銷的款式，在深圳和虎門找代加工廠合作，然後發貨到瀋陽，由黃老闆那邊負責批發和零售，這比泡泡糖要更好賺錢。

這樣幹了快三年的時間， 1989年，我的服裝有了自己的名字，我還找設計師專門設計了吊牌。

我的野心越來越大，1990年，我想成立一家屬於自己的全資食品公司。

我看到日常的採買做飯太麻煩，想到了將烹飪成品化，生產速凍食品。而當時，全國乃至深圳尚沒有大型冷櫃，只有賣雪糕的櫃子，各方面條件太缼欠了。但我相信這就是市場的空白，也是商機所在。

但成立公司需要上報市政府經貿局審批。

當我拿著公司成立申請報告，走進了軍人站崗的市政府大門。就好巧不巧地碰上了我認識的一個公安局的任處長正在往外走。他跟我打招呼，問我來政府辦什麼事，我說明了來由，他帶幾分譏笑地說我：“想簡單了，你這種私企是不會批的。”

我才知道，當時全國沒有一傢俬企，深圳在當時能批的也只有國企性質的公司，需要找一家國企掛靠一下，而且經營專案的限制更是異常嚴格。

這會兒，任處長看我傻愣愣、滿臉失望的樣子，就輕鬆地對我說：“你先找個國企掛靠一下，然後把申請報告交給我，我幫你找人打個招呼。”

貴人又神一樣地站在我的面前，也讓我再次見識了一個帶有權重的電話，其穿透力是不可想象的。

半個月後，任處長告訴我檔案批覆了，讓我直接去經貿局取。我拿到蓋有市政府經貿局印章並且帶有政府文號的紅頭批覆檔案，公司經營專案是寬泛到幾乎涵蓋了市場上常見的所有業務，遞給我批文的年輕辦事員對我豔羨說：“你厲害了，你現在手上這份公司批檔案轉手就可以賣十萬元。”

我聽了半信半疑，嚇了一跳。

為了報答任處，我為任處買了深圳一家電力公司原始股的份額。他不情願要，我找他幾次，他都推說忙。那時他已經升到局長的位置上了，認股權證在我這放了兩年，我催了好幾次電話後他才拿走。

有了批文，我的食品公司正式成立了，實繳資本七十八萬元，又購買了四十萬元的商品房，作為辦公場地。一九九一年，我在安徽租賃了一個有著二百萬固定資產的國有企業作為我公司的生產基地。商場沒有大型雪櫃，我自購了四十個雪糕櫃，放在商場裡賣我的速凍食品。公司的十幾種產品擺上了深圳市80%的大中型商場，月銷售額最高能達到七十多萬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