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走失，電梯直達安全島報人劉亞東A
來源：野望谷研究社
作者：野望谷
2025年伊始，頂在深圳這座“創新之城”頭上的不再是往日的光環，而是一片質疑和憂慮。
一個關於“深圳為何被杭州超越”的命題，在社交媒體上被吵得沸沸揚揚。杭州與深圳究竟誰才是中國民營經濟第一城，也被街頭巷尾的人們議論紛紛。
透過表面的喧囂，我們依稀看見了一個曾經的“前浪”巨人在命運洪流中被“後浪”小將們不斷沖刷、逐漸褪色的無奈背影。深圳，就是那個前浪；而杭州，正是後浪中激起浪花最猛的那一簇。
在全國工商聯統計的民企500強數量前十城市中，杭州其實在2024年就已經超過了深圳，數量足足多出了1/3：
2025年春節，中國湧現了3位新星：宇樹科技的王興興，DeepSeek的梁文鋒，《哪吒》的餃子。這3人中無一人與深圳有緣，而杭州卻獨佔了2個。
前幾天的座談會，深圳有4位企業家受邀出席：華為的任正非、比亞迪的王傳福、騰訊的馬化騰、研祥高科的陳志列。如今，騰訊27歲，比亞迪30歲，研祥高科32歲，華為則已經38歲。
反觀杭州卻有6位企業家出現在了會場：宇樹科技的王興興、DeepSeek的梁文鋒、阿里巴巴的馬雲、正泰電器的南存輝、傳化集團的徐冠巨、科百特的張應民。其中，正泰電器41歲，傳化集團39歲，阿里巴巴26歲，科百特22歲，宇樹科技只有9歲，DeepSeek還不滿2歲。
這種企業年齡結構的差異恰好映射了一個讓深圳悲催的現實：深圳的成功是屬於80年代和90年代的，21世紀並不獨屬於深圳，最近20年、特別是最近10年的創新更是與深圳無緣。
曾有人說：“大疆之後，深圳再無創新”。
造無人機的大疆公司是2006年成立的，2010年推出首款代表性產品，2014年開始名震全球，而這些全都是大疆10年以前的往事。
更重要的是，當年汪滔帶人在深圳蓮花村白手起家的時候，最困難時手裡只剩下2萬塊錢。假如汪滔是今天開始在深圳創業的話，那麼他大機率不會成功，因為2萬塊錢在寸土寸金的深圳蓮花村恐怕還不夠他們幾個人支付兩個月的房租。
而與當年的大疆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最近10年裡對於深圳的科技創新故事，我們更常聽到的是柔宇的敗退、中興的背刺、華大的爭議、光啟的騙局……哦對了，還有華為的遷離、恒大的進駐。
縱觀古今中外，但凡金融與資本發達的地方，科學家、創新者不一定會被吸引過來，但各路“騙子”和“大鱷”們卻一定會趨之如騖。數年以前，一河之隔的香港早就給深圳上過了血淋淋的一課。
有人把深圳與杭州比作民間經濟的“雙子星”，但在我看來這純屬無稽之談，深圳與杭州是兩座基因、底色、氣質都截然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城市。深圳成功的真正原因是什麼？如果你去趟坐落在深圳蓮花山前的深圳市博物館走上一遭，就能獲得最好的答案。
在深圳市博物館裡被圍觀的展品，都是諸如深圳當年是如何被畫了一個圈、深圳當年是如何打破了大鍋飯和鐵飯碗、深圳當年是如何落下了國有土地使用權拍賣出讓的第一槌、深圳當年是如何發行了第一張股票深寶安之類的。
也就是說，深圳成功的本質並不是來自於科技創新，而是來自於制度突破。換言之，並不是深圳人有多麼牛，只是因為在那個剛剛覺醒的時代裡，國內其他地方還“不讓幹”，只有深圳作為特區“被允許幹”。
對於深圳來說，制度突破才是那個“因”，科技不過是制度突破後結出的若干“果”之一。除了科技，金融、房地產、出口、網際網路、乃至於曾經的關外打工妹和今天的996牛馬社畜，都是深圳結出的豐碩之“果”。只不過在主流敘事中，這些“果”都被刻意忽略了。
當到了21世紀其他地方也都“被允許幹”的時候，深圳的比較優勢瞬間就沒有了。唯一剩下的，就是深圳在制度突破這件事上打出了名氣，獲得了所謂的先發經驗。
但是，靠制度創新帶來的紅利，是有保質期的。它所造就的一個城市的氣質，往往也是短視的。
19世紀浩浩蕩蕩跨越落基山的美國西部牛仔們，並不是一群熱愛生活、痴迷創新的人，他們只是一群受生活所迫的草莽、一群熱衷於淘金的冒險家。來到美國西部，能挖到金礦那就是人生贏家，所以西部牛仔們只講究生於憂患、只講究吃苦耐勞、只講究效率奮鬥，而並不需要什麼奇思妙想、什麼創新創造。
相反，同一時期的美國發明家愛迪生，從來都沒有受到過西部牛仔精神的感召。在講求組織效率的西部牛仔眼中，喜歡捯飭電燈泡的愛迪生是一個不食人間煙火、跟他們格格不入的怪人。
再看深圳：代表深圳80年代的，是掛出“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招牌的蛇口；代表深圳90年代的，是楊鈺瑩《我不想說》旋律下那群酸澀苦楚的外來妹；代表深圳00年代的，是一張手機卡賣遍全國的華強北；代表深圳10年代的，是長寬不過400米見方、但卻聚集了超過7萬人在此上班的粵海街道科興科學園。
在深圳，天馬行空的技術創新從來都沒有真正被尊重，唯錢是論的效率和永無止境的內卷才是這座城市不變的底色。不瞭解深圳的人才會天真地認為深圳是一座“機遇之城”，真正瞭解深圳的人都會說深圳是一座“慾望之都”。
在深圳，沒人有資格、有時間、有精力去做夢想的實踐家；所有人從踏進深圳的第一刻起，都被氛圍裹挾著塑造為了金錢的奴隸。在深圳，搞錢是一種毋庸置疑的道德正確，而創新最不可或缺的好奇心恰恰是深圳人眼中最不值錢的東西。
所以，“創新”在深圳是一個自始至終都不存在的偽命題。
對於科技，深圳向來都只看重有明確商業化前景、詳實變現路徑的應用型創新、工具型創新，深圳人一貫鄙夷甚至排斥需要坐十年冷板凳、說不清商業邏輯閉環的原生性創新、基礎性創新。
身為大灣區的中心城市之一，深圳總喜歡自比為美國的矽谷。
殊不知，美國的矽谷是一片人煙稀疏、大學集中、密林海風、景色迷人的夢想家搖籃，走遍整個矽谷，你幾乎都找不見幾座像樣的高樓大廈。可反觀深圳，卻是國內摩天大樓密度最高的城市，三步一券商、五步一銀行，金融才是這座城市產業的基石。
如果一定要跟美國比，深圳也不是像矽谷，而是更像紐約。
反而是擁有西湖及周邊群山的杭州，倒跟矽谷有那麼幾分相似。
從杭州燈紅酒綠的市中心出發，驅車幾十分鐘就能趕到靈隱寺參個佛、隱身龍井村喝盞大碗茶，這樣的逍遙與愜意在講究爭分奪秒的深圳是根本無法想象的。
深圳的浮躁文化催生出的，是一群連走路都要比別人快半拍的牛馬。尤其是在深圳高新園一帶放眼望去，不是西裝革履縱橫捭闔的金融精英、就是一身土氣緘默不語的高薪碼農，他們唯一的共性就是都在快馬加鞭地“趕路”，沒有一個人會在此悠然自得地“散步”。
所以說，深圳並不是一個創新之城，深圳只是一個牛馬之都。粵海街道就是這座牛馬之都的中央車間，科興科學園就是這座中央車間裡的一號鍋爐。
在科興科學園的底層小餐館端盤子排隊打飯的人，一大半人胸前工牌上寫的都是500強企業或上市公司的大名。如果你想在深夜12點感受一下1000人排隊打網約車的盛景，那麼就請來深圳南山科興科學園，保準能讓你滿懷希冀而來、搶單鎩羽而歸。
幾年前，我曾與一家蘇州的地方引導基金閒聊，期間無意中得知：這隻引導基金在江蘇省外設立的第一個分部，就是深圳南山科興科學園分部。
人總是習慣於把成功歸因為自己的謀略或膽識，所以即便是隱憂已現，陶醉在志得意滿中的人也會選擇視而不見。這個道理放在深圳這座城市身上也同樣適用。
每個城市都喜歡講自己“鼓勵創新”。但事實上，創新並不需要被鼓勵，創新只需要被包容。
創業是件百裡挑一、九死一生的事，它無法被預設、也無法被扶持。創業者唯一需要的，就是在他成功之前不會被鏡頭關注、不會受外界鼓譟、不會為衣食所困、不會遭到他人的遺棄和白眼。
但顯然，視金錢為王道、視理想如糞土的深圳，對創業者來說並不友好：
在創業的第一天，企業創始人就會被深圳的高房價所困擾。
《黑神話：悟空》的創始人馮驥原本就在深圳工作，但當決定創業開發這款遊戲時，馮驥就帶領團隊搬去了杭州。按馮驥的話說，杭州“節奏沒有深圳那麼快，房價也不太高，大家能夠耐得住性子”。
杭州和成都能夠成為雙料網紅之城，《哪吒》能夠在成都孕育出世，遠低於一線城市的房價水平都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而在成都和杭州的購房者群體中，從深圳逃離的人並不在少數。在這批被房價壓垮了理想的年輕人看來，深圳並不宜居。
在熬過了創業的初始階段後，開始嶄露頭角的企業創始人就免不了要跟各級政府部門打交道。
深圳總是擅長各種高大上的產業規劃，給創業企業提供各種資金補貼、政策扶持。但很快創始人就會發現，深圳的政府補貼其實都是“嫌貧愛富”。一個企業想要在獲得更多補貼的前提，是先能夠給深圳創造更多的稅收、踩中深圳產業政策扶持的點，當然了，也離不開企業給自己“貼金”以及“門路”。
相比之下，杭州就簡單多了。最近有人曬出來在杭州辦事的真實經歷，這正好就是杭州市市長前兩天那句“包容十年不鳴、靜待一鳴驚人”的生動註腳。創新不是規劃出來的，創新是靠放松管制放出來的、靠務實服務服出來的，這個過程不需要什麼宣導、也不需要什麼扶持。
如果企業創始人好不容易殺過千軍萬馬，在深圳立穩了腳跟，他就很快會面臨員工抱怨薪資低、期權不兌現，投資方抱怨盈利少、回報慢，老婆抱怨保姆太貴、孩子上不了名校的詰難。
表面上頂著明星企業家的光環，可實際收入卻可能連一個國企中層都不如，創始人在連連感慨人生失敗之餘，最終仍然逃不出這三種結局的魔咒：要麼上市、被資本鉗制，要麼賣身、被騰訊收購，要麼代工、給華為比亞迪做供應鏈配套。馬太效應的結局，是一切創新在深圳都會被漸次扼殺在企業成長的各個階段。
每個城市都有自己的獨特氣質。北京是官場、是政策、是人脈，上海是洋氣、是買辦、是小資，深圳是搞錢、是牛馬、是短視，而杭州則是悠閒、是網紅、是創意。
如果把深圳與杭州兩個城市放在一起來看，深圳就像是一片新建的開發區，它是資本家和商人的暴富天堂，但同時也是市民文化和煙火氣的貧瘠荒漠。
深圳人沒有鄉土情懷、不關注親朋之誼，維繫深圳人情感紐帶的，只有利益與交換、世故與面子。在深圳人眼中，其他城市的人都是懶散的。至於其他城市人面目表情上的瀟灑，深圳人是永遠也無法理解、也體會不到的。
可杭州卻剛好相反，它是一座有著千年人文氣息的“慢城”。
杭州悄悄包容著一切五花八門、奇思妙想的人，並讓他們以一種相對平價的消費開支、一種不會被質疑為失敗者的氛圍，在這裡毫無壓力地安靜生活著。長期主義，在杭州這樣的城市是一種不需要被刻意強調的油然而生。
而想要成為“矽谷”，恰恰就需要先把自己打造為一座“慢城”。可是在浮躁的深圳，人們卻一刻也閒不下來那顆像牛馬般不辭辛勞、竭力奮鬥的心。唯有每天地鐵裡黑壓壓一片早出晚歸的牛馬們，還在日復一日上演著什麼叫社畜文化，訴說著這座城市的不願服輸。
但叫我說，深圳與其同杭州爭搶科技創新的鰲頭，倒不如好好發揮自己在金融資本、在商業應用、在代工生產方面的優勢，好好想想如何拿引導基金投中下一個DeepSeek、如何給《哪吒》搞搞商業推廣助其衝頂全球影史票房榜、如何招工建廠早早搶佔宇樹科技產業鏈的上下游。
長江後浪推前浪，在一個以自由創造為基石的AI時代，深圳要學會接受自己不再是旗手。
參考資料：
城市進化論《民營經濟第一城：深圳還是杭州？》
雨前產經觀察《深圳最大的隱憂，不在錯過DeepSeek》
圖片來自網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