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篇的話
2024年11月26日，27日，安在旁聽內蒙警察1995年定性為正當防衛變為故意殺人的發回重審庭審。完整記錄為：直擊重審庭審：是英雄警察，還是殺人罪犯？——內蒙邢志強29年前槍擊案發回重審旁聽親歷（一文說透）（點選開啟）
細節部分形成旁聽思考系列。現為第九期：
證人證言是證據種類之一，應當是證人耳聞目睹的與案件有聯絡的客觀情況，即引起法律關係發生、變更或者消滅的事實以及發生爭議的事實。
證人陳述與案件無關的事實，不應作為證言的內容；證人的分析認識或者法律評價也不能作為證據。證人證言應是自己親自所見所聞，如果是別人看到或聽到轉告的所謂傳聞證言，也不能作為證人證言的內容。
證人證言屬於言辭證據，主觀證據。絕大多數情況下，是反映案件情況的直接證據。其效力來自於對其合法性、可靠性、真實性的綜合判斷。
邢志強涉嫌故意殺人案，年代久遠，主要物證原始證據滅失，邢志強零口供。證人證言就顯得極為重要。
庭審顯示，公安機關對邢志強這位公安局副局長案件取證證人證言，至少有三處嚴重違規。
一是主要證人取證均在刑事立案前。
公訴人列舉證人證言，其中，唯一親歷證人王某柱證言作證17次，且證言極為不穩定，對於關鍵情節多次變化。吳丹紅律師指出，證人證言充斥“我認為，我猜測……”的描述，證明力極低，不能作為定案依據。發生在刑案立案一年前的證人證言，必須經過轉化才能成為有效證據，這是《刑事訴訟法》的明文規定。公訴人予以反駁，反駁卻極其無力。
二是證人作見證人證言被汙染證言充數。邢志強案件的核心情節，控方列舉三人，其中一人文盲，卻能準確講出摩托車型號卻講錯摩托車顏色，案件當時在夜晚，其證言既不準確也有指供誘供痕跡，不可信。另一人則為其丈夫，完全是“聽老婆說……”的傳聞證據，應當排除。更令人驚訝的是，這位充數的證人還是另一證人王某柱指認現場的見證人，聽到了王某柱對於案情的全部描述，證言嚴重被汙染。
三是證人被威脅取證。唯一親歷證人，就是王某柱。重審庭審以影片方式出庭作證，接受質證。其證言又迴歸到作證最初證言：沒有聽到沒有看到邢志強開槍。解釋自己的證言之所以多變不穩定，是因為自己被帶到留置點、看守所、被定位，精神近乎崩潰……證言以此次影片出庭為準。
我國法律規定，證人有作證義務。相應的也規定，辦案機關有保護證人、不威脅證人、為作證提供方便的義務。對於詢問地點，法律有明確規定。
《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二十二條規定，偵查人員詢問證人，可以在現場進行，也可以到證人所在單位、住處或者證人提出的地點進行，在必要的時候，可以通知證人到人民檢察院或者公安機關提供證言。
這一規定，以方便證人保護證人為原則，到指定地點提供證言為例外。竟然被“挖掘利用”“活學活用”使用到令證人精神近於崩潰……
辯護人吳丹紅律師將邢志強涉嫌故意殺人案定義為零口供、零物證案件。最初安在感覺對於被最高檢核準追訴，又被原一審法院判決無期的案件，證據竟然薄弱到如此地步，是不相信的。
旁聽庭審，首先是震驚。
震驚於17份證言的密集、多變、提取時間。震驚於證人充當見證人這種常識性錯誤，更震驚的是證人當庭披露的被脅迫。
親歷讓自己相信自己真是少見多怪，輕看了某些人政治品格低下、膽大妄為——
在將依法治國作為治國方略滿懷信心邁向現代化的今天，在“讓人民群眾在每一起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要求耳熟能詳的今天，有人竟然赤裸裸地無視民意也無視中央要求，公法私用、公權私用、以權壓法。
萬幸，發回重審了。邢志強案件辯護人是吳丹紅律師。然而，案件反映出的問題觸目驚心，有著生存土壤，每一位追求法治進步國家昌盛的法律人都有責任予以強力糾偏。
或位高聲宏，或力微言輕，都是推動進步不可或缺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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