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鋒
四遇莫言
文/嚴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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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第一次遭遇莫言是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那時我在復旦讀中文系本科，有一次聽同學郜元寶說：你一定要讀這個人的作品。於是就看了《透明的紅蘿蔔》。一看之下，極為震動。熟悉現實主義的我們，才知道文學竟然可以這麼寫。同樣寫“文化大革命”的苦難，莫言走出了傷痕文學的控訴，反思文學的理性，他走向了空靈。他以奇幻的方式寫“文化大革命”，如詩如畫，而苦難並非被消解或粉飾，而是結晶凝固。二十年後，奇幻文學在中國文學的另一個領域大行其道，幾乎成為主流，誰能說莫言不是那隻先知水暖的鴨子呢？我們也終於等來了另一個以幻想方式來寫“文化大革命”的人——劉慈欣！
看到不少人以為莫言是因諾貝爾文學獎而一炮走紅，這真是令人為中國文學悲哀。莫言早就紅過，可以說那時比現在更紅，因為那個紅不靠什麼獎，靠的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龐大而飢渴的文學人口。我也是文學青年中的一員，記得當時創作了一篇小說，寫童年記憶，怎麼得到一隻橘子捨不得吃：橘子金光閃閃，芳香四溢，令“我”頭腦迷幻，呼吸困難。我把小說開頭拿給另一位同學包亞明看，他剛看了兩句，就驚呼：這不是莫言嘛……
就此葬送了一個文學青年的夢想。
二
我見到莫言本人，是在一九九九年。那時候我在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擔任副教授。一天晚上接到藤井省三教授的通知去中國文學部參加莫言的見面會。那個會議室比較小，擠滿了人。毛丹青先生也在場。我當時沒有想到莫言口才如此了得，滔滔不絕，妙語連珠。他講到在京都訪問一家餐館，老闆和他談得十分投緣，表示要推出一道菜叫莫言饅頭。莫言說他小時候放牛，野外無人，飢餓難忍，唯有仰望天空，把白雲想象成各種饅頭——飢餓，孤獨，大地，想象……文學的種子悄然萌發。我現在好奇的是日本老闆的莫言饅頭要是做到今天，可就大發了。這也說明，莫言的作品那時在日本已經有很多的翻譯，相當大的影響。
藤井省三教授是《酒國》的譯者，他談起這部作品，讚不絕口，十分推崇。我遇到的海外喜歡莫言的人，都是非常優雅細膩的學者，再比如哈佛大學的王德威教授。我一直奇怪他們怎麼會喜歡充滿暴力和粗俗描寫，文字如野草般瘋長的莫言作品。不過，按照缺啥補啥的理論，這也是可以有的吧。
要說莫言的作品粗鄙，這當然也是非常表面化的觀點。在狂歡化的文字背後，他的感覺非常細膩和充滿詩意。這方面，與其說是通常認為的拉美魔幻現實主義，恐怕更多的還是日本文學的啟示。而日本文學界對莫言也並不陌生，據說這次推薦他的就是另一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大江健三郎。對川端康成這樣的日本作家，莫言耳熟能詳，心存敬畏，毫不諱言其影響。他曾經談起在川端康成的《雪國》裡讀到了這樣一個句子：“一隻黑色壯碩的秋田狗，站在河邊的一塊踏石上舔著熱水。”狗、踏石、熱水，這些普通的景物，透過非同尋常的組合，獲得了奇幻般的意義。這種手法，可以稱為“感覺增強”，翻譯成英文，就是“augmented reality”，如果你理解這後一個英文術語在今天的意義的話……
莫言
三
第三次相遇，是二〇〇二年在大連參加中國作家評論家座談會，有較多接觸的機會，會後還一起出遊。當時正好讀了他的《紅樹林》，覺得不堪卒讀，就向他坦承體會。莫言果斷地表示：你覺得不好就對了，這就是一部很差的作品。他說《紅樹林》原本就是作為電視劇來寫的，就是為了賺錢，寫的時候很痛苦，後來他再也不接這些活了。從對莫言的有限的接觸感覺到他是一個實在人，有什麼說什麼，不矯飾。那次我也提到《紅高粱》裡的殘酷場景有馮德英的《苦菜花》的影子，莫言毫不否認，他說馮德英是他最敬佩的山東作家，是他文學上的啟蒙老師。他的這番話令我十分震動。馮德英的小說也是我小時候的最愛，當時是被嚴禁的“大毒草”，一書難求。
圖源網路
相比較其他被禁的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革命文學作品，《苦菜花》代表了“文化大革命”前文學所能達到的性與暴力的巔峰，直指戰爭的殘酷與人性的渴望，難怪會被點名重點批判。但是到了“文化大革命”後，馮德英那一代作家基本上被遺忘了。他們的後輩，從心底裡是瞧不起這些飽受苦難的前輩的。莫言能為他們說話，不僅是出於厚道，更是能夠正視過去的精神遺產，重新發現歷史的延續性。在馬爾克斯和福克納之上，在川端康成之外，在尋根文學之前，還有連線於鄉土、人性和革命的另一種傳承。從馮德英到莫言，我們可以看到一根細弱隱約而又堅韌綿長的金線。
四
越往後，時間就越有快進的感覺。與莫言最近的一次長談，是在二〇〇九年，他的《蛙》出來後。《蛙》確實令我覺得耳目一新。這依然是莫言，依然是他最熟悉的高密鄉，依然是無盡的苦難、斑斕的感覺、恣肆汪洋的語言，但是莫言變得更加節制和內斂，在形式上更加精緻圓熟。《蛙》中有集中而強烈的對“罪”的思考，這在中國文學中也是稀有的主題。一方面指出了贖罪的迫切必要，另一方面又向人們展示贖罪的極度困難。這與基督教的那種贖罪有很大不同，甚至更為複雜。《蛙》告訴我們：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人贖罪還是要靠自己，但是自己在贖罪的時候，他本身又可能會陷入新的罪當中去。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是不可能的。如此展現贖罪過程，不要說中國文學中沒有，放在世界文學中，都是深切的思考反省。
感覺莫言越來越自信而沉著。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時候，他有一篇著名的文章，叫《兩座灼熱的高爐》，談馬爾克斯和福克納對他的影響，也談到那種作為世界文學盛宴的遲到者的焦慮。這一次，我又提到這篇舊文，問莫言他現在怎麼看這兩座高爐。莫言說他現在已經沒有那種被燙傷的灼熱感了，當年之所以覺得爐子很高，是因為仰視的緣故。言下之意，當然是現在可以淡定平視了。
二〇一〇年七月二十九日，我發了一條微博：“中國有幾個作家在世界上是拿得出手的：莫言、韓少功、王安憶。如果他們有一天拿了諾貝爾文學獎，我一點都不會覺得奇怪。那是實至名歸。”
實至名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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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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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鋒，媒介文化研究者、隨筆作家，現為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著有《時間的滋味》《感官的盛宴》《飛翔的癖好》《癮的世紀》《跨媒體的詩學》等，譯有《權力的眼睛：福柯訪談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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