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個叫毛星火的網友說要起訴莫言，本來我沒當回事兒，我覺得法治社會，起訴與否，因何起訴，起訴誰不起訴誰，哪怕是炒作，只要在法律允許範圍內，都是個人自由。
後來胡錫進一參戰，我覺得這事兒就沒那麼簡單了，最起碼這樂子大了。表面上看他是在批評毛星火，給毛星火批發了一大堆帽子，比如破壞改開、極左思潮、民粹主義等等。
上一任最大的帽子批發商還是方方。方方和胡錫進有一個共同的優良作風，那就是批評與自我批評他人。誰不讓他亂噴，那就是“若批評不自由，則讚美無意義”。誰要是批評他，那就是亂扣帽子。
胡錫進表面上是維護莫言，估計莫言這會兒都恨死他了，這幾天心裡都是萬馬奔騰，萬是一萬卡的萬，馬是草泥馬的馬。心說：不說話沒人當你是死啞巴。
莫言其實這幾年挺低調的，畢竟做×心×，說出去的話潑出去的水，有些作品有些措辭我認為是見不得人、經不起推敲的，關鍵是這些作品已經白紙黑紙印出去了。
對莫言來說，被起訴已經夠難受了，本來冷處理低調應訴，結果老胡不容分說，藉著給自己辯解的名義，潑了一盆汽油，把自己架在了火堆上。
老胡可以說是莫言的豬隊友，也可以說是地下自幹五，所以我覺得我們應該給老胡頒一個一噸重的大JB（獎盃），有些事討論討論是個好事，理越辯越明。
蛋總不喜歡莫言，他的作品視角狹隘陰暗、立場偏頗，有人說他揭露了醜惡、批判了問題，但他卻有意無意忽視了黨和人民為改變落後和黑暗而做的努力。
舊中國也好，新中國前三十年也好，改革以後也好，包括當今社會，問題肯定是有的，而且肯定也不輕。但必須看到，中華民族近代這一百多年來的歷史是波瀾壯闊的，全人類歷史上都是空前絕後的。
所以他看問題的角度，是孤立的，是靜止的，是片面的，作品核心就是矮化中華民族、貶低中國人民，質疑中國革命，其實和河殤一個路數。
魯迅也努力揭露社會的黑暗，但是他努力喚醒每個人，告訴每個人點著了燈就能見到光明，他還不吝筆墨為大家吶喊，歌頌那些為點燈而努力的人。
莫言給人的感覺就是，本來有人已經為他點上了燈，但他卻背過身去看著自己的黑影說，這屋子裡太黑，不如我們把房子點著吧。
魯迅和莫言都罵人，但他們罵的卻是截然相反的兩類人。也就是說，魯迅罵的人，恰是莫言欣賞的人；魯迅欣賞的，恰恰是莫言罵的。
魯迅罵的是精神上麻木不仁、逆來順受的人，罵的是吃人的封建禮教，罵的是現實的殘酷黑暗，罵的是殺害劉和珍君等的軍閥以及地主，罵的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
魯迅罵的這批人，卻是莫言不吝筆墨拼命歌頌讚美的人。莫言所欣賞的，正是其筆下“保有人性光輝”的苟且者，包括地主、土匪甚至日本軍醫。
在莫言眼裡，革命是反人類的，是黑暗的一部分和悲劇的締造者。莫言的作品《生死疲勞》，就是一部替地主伸冤的作品，他作品裡的地主西門鬧是被冤枉的。
他認為西門鬧熱愛勞動、勤儉持家、修橋補路、樂善好施，沒有犯過一丁點兒錯，所有人都覺得他冤枉，連閻王也覺得他冤。
而在莫言散文《北海道的人》中，北海道的日本人則被他描述成了善良、勤勞、文明且有涵養的存在。看過莫言作品的人都知道，這不是“偶然”，他的筆下，侵華日軍成為“文明之師”是常有的事。
魯迅試圖用“罵”去喚醒“麻木不仁、逆來順受”的人，其麻木不仁、逆來順受，在莫言的文學作品裡，卻是值得歌頌的美德。
魯迅罵人毫不留情，簡直是刀刀見血，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希望，看到光明，我們的精神會受到鼓舞而振奮。他把舊社會的黑暗描述得密不透風，但又對中國充滿信心和憧憬。
魯迅說：願中國青年都擺脫冷氣，只是向上走，不必聽自暴自棄之流的話。能做事的做事，能發聲的發聲。有一分熱，發一分光，就令螢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裡發一點光，不必等候炬火。此後如竟沒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
杜甫也批判社會，對社會黑暗面的刻畫也是入木三分，對政治腐敗、貪官汙吏的諷刺也是尖酸刻薄，但是他對百姓、對國家的熱愛洋溢在字裡行間。
當他聽說官軍收了河南河北時，高興得像個50多歲的孩子：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白首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
從另外一個角度，能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你說莫言的作品能好到哪兒去？我認為，諾貝爾文學獎，應該是中國文人的恥辱柱。
諾貝爾文學獎，本身就是西方的輿論武器、意識形態工具、價值觀輸出平臺。評委是西方的，標準也是西方的。對於西方來說，諾貝爾獎的主要作用就是鼓吹自己，貶低他人。
不信大家看看，非西方國家，諾貝爾文學獎都頒給了誰。托爾斯泰，可以說是沙俄乃至整個世界的文學泰斗了吧，但托爾斯泰連續多年至死都沒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為什麼呢？因為對西方來說，托爾斯泰政治不正確。當時列寧領導的布林什維克革命活動正在俄國展開，托爾斯泰雖然並不贊成革命，但他堅決反對反動派鎮壓革命。
按照這個標準，高爾基就更不可能了。作品具有深刻的思想內涵和獨特的藝術風格，對世界文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民國時就火遍了全國，作品被出版了130多個版本。
魯迅對高爾基的評價非常高。他認為高爾基是偉大的，無人可比：他的一生，就是大眾的一體，喜怒哀樂，無不相同。
但是高爾基從1918年到1936年病逝，幾乎每年都被提名，但是每年都是陪跑。很顯然是因為意識形態問題，他支援革命，批判舊勢力，歌頌勞苦大眾。
那俄國（蘇聯）得諾貝爾文學獎的都是什麼貨色呢？我們先看看第一位——蒲寧，此人反對布林什維克，痛恨十月革命，1921年他離開蘇聯。
流亡期間，他一方面繼續寫作，另一方面與其它反布林什維克分子同流合汙，巡迴歐洲各國進行反蘇宣傳。《詛咒的日子》是其反共的代表作，於1933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1933年啊！那是西方資本主義還在經濟危機的深淵中掙扎、蘇聯的社會主義事業突飛猛進的年代，美國十多萬人潤到了蘇聯，西方卻把諾貝爾文學獎給了反蘇反共的他。
二戰期間，蘇聯是西方的反法西斯盟友，西方暫停使用諾貝爾文學獎打擊蘇聯。但是冷戰爆發後，西方又重操舊業，精心從蘇聯的所謂“異見人士”中尋找蘇聯諾貝爾文學的候選人。
1957年，中央情報局發現了在蘇聯沒有出版卻被走私到義大利出版的《日瓦戈醫生》。該書對從十月革命到二戰前期蘇聯的陰暗描寫，非常符合諾貝爾標準。
中情局會同英國的軍情六處，聯合蘇聯流亡在外的反布林什維克勢力，修改並印製了該書俄文版，並提交到諾獎評審委員會，然後果然獲獎。該書在抹黑蘇聯方面起了巨大作用。
1987年，西方把諾貝爾文學獎給了蘇聯的一個勞改犯——詩人布羅斯基。他是徹頭徹尾的舔西族、跪西派，他吹捧西方說，西方文化傳統對世界克服三大災難起了很大的作用。
蘇聯（蘇俄）有五位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其中四位都是反蘇反共反社會主義的骨幹，還有一位也是割裂蘇聯歷史的工具——傷痕文學鼻祖索爾仁尼琴，其對蘇聯的攻擊也是非常惡毒的。
索爾仁尼琴在蘇聯亡國亡黨過程中發揮了非常惡劣的作用，否定斯大林詆譭列寧，他的作品和所作所為對不起蘇聯和蘇聯人民，傷害了其祖國俄羅斯，堪稱文化界的戈爾巴喬夫。
西方也沒有放棄利用諾貝爾文學獎貶低印度。上世紀中後期，印度跟蘇聯走得很近，讓西方國家很不高興，美國以及英國的出版商，開始尋找合適的文學代理人。
他找到了印度裔的英國作家奈保爾，讓他寫一本關於印度的書，這本書當然要符合西方人的口味，把印度的陰暗面儘量反映出來。
從1964年他開始寫了印度三部曲——《幽黯的國度：記憶與現實交錯的印度之旅》；1977年寫了《印度：受傷的文明》，1990年寫了《印度：百萬叛變的今天》。
他也頻繁獲得西方文學大獎：1971年獲得布克獎，1990年獲得英國大衛·柯恩文學獎，2001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在作品裡，他把印度寫得非常落後、愚昧、沒有希望。他在書中說：世界上沒有任何文明，像印度這麼缺乏抵禦能力，世界上也沒有任何一個大國，像印度這樣輕易地被侵略而心安理得。
他還寫道：印度從災難中學到的那麼少，由於長期被侵略而得不到進步，直接導致印度的民族性格，缺乏主動性和反抗精神。
他這樣評價印度人：印度人如果當奴隸，將會是一個很好的奴隸，印度人如果當僕人，將會是一個很好的僕人，印度人當一個下屬，將會是一個很好的下屬，但是印度人當領導人，將會一場災難。
同樣，只要是醜化中國人、貶低中華文明、抹黑中華民族的外國人，也能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有個叫賽珍珠的美國女作家，她自稱中國是祖國，但字裡行間充滿了傲慢與偏見。
茅盾批評賽珍珠的小說歪曲了中國農民的形象。胡風則批判：賽珍珠不能揭示中國農民悲劇命運的根由，忽略了中國與帝國主義間的矛盾，而去美化外國人。
賽珍珠筆下的中國人，和莫言筆下逆來順受、麻木不仁的中國人高度一致。而這樣的中國人，符合西方對中國人的期望：無條件承受，任人宰割，一副老實巴交的樣子，幹最低端的活兒……
所以莫言得獎，其實也是符合了西方對中國的期望，可以成為針對中國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工具，不是一件中國文壇值得驕傲的事。
批判貶低抹黑蘇聯（蘇俄）、印度、第三世界國家可以，但是批判西方政治醜惡不行，馬克吐溫對美國政治寫的入木三分、卡夫卡也是批判西方政治制度醜陋惡劣的天才作家，但他們都沒能獲獎。
說一千道一萬卡夫卡、馬克吐溫、托爾斯泰、高爾基等天才型大作家都無法獲獎，你說這諾貝爾文學獎還有什麼成色？
其實再看看諾貝爾和平獎，那更是荒誕的一筆，連分裂祖國的癩頭和尚都能獲獎，西方的險惡用心昭然若揭，這獎項不是政治工具是什麼？
還是李敖看得通透，他說諾貝爾文學獎，你不出賣你的祖國，你就得不到諾貝爾文學獎！在前蘇聯是這樣，在中國也是這樣。只有你跟你的祖國過不去，這個諾貝爾文學獎，他才會給你！
魯迅早就洞穿了這一點，所以1927年瑞典文學院要提名他，但是被他拒絕。所以我認為，有骨氣的中國文人，應該以拿諾貝爾文學獎（和平獎）為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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