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三聯生活週刊」原創內容

文｜孫若茜

作為最受中國讀者關注的韓國女作家之一，前不久，崔恩榮在北京辦了一次讀者見面活動。門票一搶而空，網路平臺上很快出現溢價，讀者們在小紅書上發帖，以兩倍、三倍的價格求票——門票單價並不高昂，但之於讀書活動，這樣的熱情已經並不多見。

大部分的中國讀者認識崔恩榮是從她所寫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明亮的夜晚》開始的。2023年，這部小說被譯作中文出版，並在當年登上了豆瓣年度外國文學（小說類）的榜首。小說講的是32歲的主人公智妍，離婚後離開首爾，搬到小時候和祖母短暫生活過的小城熙嶺，從已經20多年未見的祖母那裡，她看到了曾祖母的照片，聽到了曾祖母、外曾祖母的故事，在她們的故事中，智妍獲得了治癒自己內心傷痛的力量。在這個時間跨度長達100年的故事裡，在作家所寫的或親人、或朋友的女性情誼之間，讀者與主人公收穫了近乎同等的力量——這或許是崔恩榮備受推崇，尤其備受女性讀者推崇的原因之一。

崔恩榮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明亮的夜晚》

崔恩榮曾在接受韓國媒體採訪時說到，透過這部小說，她想要向讀者傳達的是“請珍惜自己”。她說，書中人物所經歷的時代無疑是黑暗而艱難的，但當我們真正走進他們的生活，會發現他們為了生存所付出的行動，他們在艱難的環境中綻放的友情就像充滿隱隱光輝的明亮的夜晚一樣。她希望小說中的人物不會因為生存的選擇而感到內疚，也不要自我厭惡。

對於自己，崔恩榮也曾經懷有同樣的希望。在短篇小說集《對我無害之人》的後記中，她寫下過這樣一段話：“十幾歲和二十幾歲的我對自己過於殘忍。因為我是我而討厭自己，對待自己太過分，為此我想對那時候的自己說聲對不起。我想請她吃美食，幫她揉揉肩，告訴她一切都會好起來。”她回溯的是曾經經歷的小說多次的投稿和落選，“別說入選，甚至都沒有被評審意見提及”。——使她登上文壇的小說《祥子的微笑》也曾經在某次徵稿的預審階段就落選。“我不是很寬裕的人。沒有靠得住的職場，每個月還有無可爭辯的債務，經濟上總是緊巴巴的。在這種情況下，繼續（寫作）這件沒有希望的事很難”。30歲那年，她曾覺得自己到了應該放棄的時候。“一個人這樣想著，我放聲大哭，就好像終於決定放下愛了很久的人”。帶著這樣的心情，兩年後登上文壇的她便總是“懷著和暗戀已久的人談戀愛的心情寫作”。對她來說，有些問題只有埋頭寫作的時候才能治癒。

與“治癒”相對的是“傷害”，在已經出版的中譯本《對我無害之人》和即將出版的《即使以最微弱的光》中，充滿著以“那些不以為意、後知後覺的辜負，那些冷漠決絕的轉身和無視”一同構建起的情感。在閱讀的過程中，我們越是試圖尋找所謂“無害之人”，就越能體會作家筆下書寫的傷害。傷害來自哪兒？誰又是真正“無害”的呢？在崔恩榮看來，只有那些與自己毫無關聯的人才可稱為“無害之人”，只要雙方產生了連線，就一定會在對方身上留下痕跡，兩個人只要產生了關係就一定會有矛盾、有愛也會有恨，而最大的傷害，往往來自最親密的人。她因此專注描繪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尤其關注無法輕易切斷但充滿糾葛的家人間的親密關係，我們的專訪便也由此展開：

韓國作家崔恩榮

三聯生活週刊：據說“即使以最微弱的光”是你的小說集《對我無害之人》出版時的備選標題，而現在它成了你新書的名字。我們是不是可以理解為：從《對我無害之人》到《即使以最微弱的光》，你想要在寫作中探討的主題始終沒有改變，如果請你自己來說，它是什麼？

崔恩榮：“對我無害之人”是從我的一篇小說裡的一句話中抽取出來的，寫著寫著，突然覺得它很合適作為題目就用上了。新的這部作品也是這樣，覺得之前的題目正好適合，就拿來用了。我寫作的時候不會先設定主題，一般都是想到什麼就去寫什麼，寫完這麼多部作品以後，我才發現雖然我寫的故事都是不一樣的，但主題很相似：基本上都是關於過去的回憶，關於人際關係或者女性的成長。

三聯生活週刊：我很想知道，對你來說，所謂“無害之人”指的是什麼樣的人？在你看來，所謂“無害”真的存在嗎？

崔恩榮：我覺得和我完全沒有關係、沒有任何連線的人才能被稱為無害之人。因為只要雙方產生了連線，就一定會在對方身上留下痕跡，兩個人只要產生了人際關係就一定會有矛盾、有愛也有恨，當然，我並不覺得這是一件壞的事情，只是不可能有完完全全的無害之人。

三聯生活週刊：所以在你看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越近傷害也就會越深嗎？

崔恩榮：是的。我們越愛一個人就越是容易因為很小的事情受傷。越是親近的人，我們越是會對他們說的話做的事變得敏感，可能只是很不經意的一句話，也會被我們放大，因此反而更容易受傷。可能越是關係近，就越是容易對對方抱有一些不太現實的期待，無法落實。很多時候，我們都會把親近的人看作自己的一部分，或者親近的人會把我們看成是他們的一部分，也就會提出比常人更高的期待和要求。

三聯生活週刊：以我的理解，你所說的這種期待或是把對方看作自己的一部分，最常發生在父母和孩子之間，尤其是母女之間。

崔恩榮：我覺得母女關係是世界上最複雜的一個關係，包含的情感是最多樣化的，比起母子關係，它更微妙，也可以說更瘋狂。在寫作的過程中，我也會在這個方面比較關注。具體到我自己，我是非常愛我媽媽的，但有時候我也會跳脫出來去想，如果她不是我的親人，我們就是大街上認識的人，我會不會想和她成為朋友，可能不會，我也不會和她變得很親近。我們兩個人性格不是很合，所以有時她是會給我帶來一些傷害的。當然，我知道媽媽不是故意為之。可我有時候會反過來想，如果是我的話，有的事我可能不會那樣做。從根本上來看，這其實是因為我和媽媽完全是不一樣的兩種人，對於這一點，我現在是可以理解的。隨著時間的流逝，媽媽的年紀大了，我的年紀也大了，我會因為想到人的壽命總有一天要走到盡頭，我們在一起的時間越來越有限而對這段關係變得更加寬容。我選擇去尊重她原有的樣子，去愛她原有的樣子，當然同時我也要去保護自己，愛自己。

《82年生的金智英》劇照

三聯生活週刊：相比父母，祖父母一代對孫輩往往沒有過分的期待，這樣的關係反而沒什麼負擔。作為被隔代人帶大的孩子，你覺得在這樣的關係裡成長起來，使你看待世界的方式，對世界的思考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嗎？

崔恩榮：爺爺奶奶把我從小帶大，讓我對死亡有了更多的思考。因為我覺得他們年紀大了，可能會有去世的那一天。當然，並不是每個被爺爺奶奶帶大的人都會這麼想，每個人可能是不一樣的。我確實總是會關注我們還剩下多少時間。我也一直在寫作這方面的主題，比如說在《祥子的微笑》裡，我寫到祥子的爺爺去世以後，祥子如何去過自己的人生。我覺得死亡的主題不僅僅是關於生命的結束，一段關係的結束我也會把它稱為一種死亡，所以可以說我的作品裡面一直都會有這種意象出現。

三聯生活週刊：除了親近的人之間無法避免的相互傷害，你的書中也常寫到來自陌生人的、來自戰爭、來自其他歷史事件的那些相對遙遠的傷害，在你看來，這些傷害有什麼不同嗎？

崔恩榮：像我爺爺奶奶那一輩，很多人經歷過日本殖民時期，也經歷過韓國的戰爭。到了我父母那一輩，他們經歷了獨裁的政權，那時候韓國的社會環境非常嚴峻，我覺得，就算我們不是切身經歷過那些歷史事件的人，個人的成長其實也是和那些事件息息相關的。因為有那些經歷的人，他們所受的傷害，他們心裡留下的陰影，是會代代相傳的。他們所養育的孩子，都會因此受到影響。比如經歷過戰爭的人一定會發生某些變化——他們對待人的方式、對內心情緒的表達都會變得與此前的自己不太一樣，比如可能變得粗糙一點，容易對家人發火，容易生氣，在親密關係中，這樣的相處方式不可避免地會對孩子造成影響和傷害。有的時候，傷害好像有著完全不同的來源，但本質上都是一樣的。

三聯生活週刊：在書寫歷史事件給人帶來的傷害時，你從不直接用大量筆墨回到當時的現場，也不會對事件加以評判，能不能說說你對錶達方式的選擇和考慮？

崔恩榮：我是不太喜歡教讀者做事的作家。我不太喜歡特別直接地表達情感，也不會強勢地去要求別人接受某種情緒和感受。每個人的寫作方式不同，有的作家可能會寫得很直白，直接地去說怎麼想是對的，哪一方面是錯的。我更希望以一種更加自然而然的方式讓人去感受某種情緒。

《黑暗榮耀》劇照

三聯生活週刊：能不能說說你為什麼始終在小說中著力書寫人與人的關係，什麼樣的關係是你最想要探究的？

崔恩榮：我覺得人是依靠與他人的連線存在的，就算看起來很遙遠的人之間也可能存在某種相互連線的關係。所以我所想去寫的並不是哪一個人，而是人和人的關係。我比較關注的是親近的關係，或者說是家人的關係，我覺得從這種關係裡面表達出來的情感更為強烈，而且這種關係是不能輕易切斷的，是要一直持續的，因此裡面有很多複雜的東西可以寫。

三聯生活週刊：在寫作中處理女性之間的關係時，你注重表達的什麼？

崔恩榮：很多人會覺得女性之間的關係比較簡單，比如可能就是因為一個男性打架或者互相厭惡，又或者因為現代社會中女性還是普遍處於性別不平等的狀態，所以一些作品就會僅僅把女性刻畫成單純的弱者，但事實上女性之間的關係可以是很複雜的，同時，女性也是有很複雜的一面的人，我想透過我的文字表達出這些，不希望大家透過刻板印象固化對女性的認識。

三聯生活週刊：能不能談談你和書中人物之間的關係，我曾在一篇訪談中讀到你說“輕易地說出關於某人的話，同情他，平面地描繪他，這是非常無禮的。我不想為了傳達我想說的話而利用他人”。能不能更具體地解釋一下？

崔恩榮：我認為人對他人的同情，有一個出發點是優越感，是我覺得我比他優秀，我比他有價值，所以我同情他。“我不想為了傳達我想說的話而利用他人”是在說，寫作的過程中，作家有時會創作一個人物，把他寫得很不幸，然後透過這個人物的塑造表達主題，我不太喜歡這種創作方式，尤其不喜歡這樣對待人物，我覺得人不可以把別人看作比自己更低的存在，我認為作為一個人，最醜陋的想法就是覺得自己比別人更優越。

在我的寫作過程中，我覺得不是我創作書中的人物，而是和他們相遇，我是以這樣的方式去寫的。我覺得那些人物是本身就存在的，我只是偶然遇見了他們，所以我不想去利用我的人物，或者從我的角度去判斷人物，而是走進人物的內心，去感受他們，我覺得這才是一種尊重。

《苦盡柑來遇見你》劇照

三聯生活週刊：你的寫作中有很多對弱勢群體、邊緣人群的關注，剛剛說到這並不是因為同情，那麼你的出發點是什麼？

崔恩榮：其實在韓國是有一點推崇強者文化的，比如說人們會喜歡富人，喜歡年輕人，會比較蔑視無力之人。對此，我憤怒也好，反對也罷，是懷有這樣的態度的。寫作的過程中，我希望可以把這種情感表達出來，這也是寫作對我來說意義深遠的原因之一。

三聯生活週刊：在寫作時“毫不掩飾那些不願讓他人看到的內心陰暗面”，這算是你對自己的一種寫作要求嗎？怎麼做到這一點？

崔恩榮：我們國家有位作家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人總是認為自己是複雜且善良的，覺得別人都是單純且惡的，但事實並非如此。文學就是告訴大家這個世界並沒有那麼單純，文學是給大家看人物多樣性的一種手段。在寫小說的過程中，我強化了我的這種觀察，當然，也是遵循人物內心和人性去寫的。

三聯生活週刊：你曾經提到，在進入文學系以及在進入研究生院深造的過程中，自己對學習“符合規範的保守寫作”感到沮喪，我很好奇，在韓國所謂“符合規範的保守寫作”是什麼樣的？以你自身的寫作經驗而言，如何打破？

崔恩榮：其實“符合規範的保守寫作”並不是說在哪個地方規定了怎樣保守地寫作，而是站在學習文學的立場上來說，作為學生的我曾經會受到很多條條框框的限制，比如應該要寫怎樣的主題，或者應該要寫怎樣的句子都有前輩作家們已經寫出的近似標準的答案。我會覺得，按照“標準答案”寫出來的內容非常僵硬，所以我不太喜歡所謂規範的文學寫作。

就像每個人原本都有自己獨特的嗓音，如果一個人說話的聲音低沉，讓我覺得非常有魅力，於是我就學著低聲說話，那持續不了多久我的嗓子就會很疼。寫作也是一樣，每個人都有自己喜歡和習慣的表達方式，寫作應該遵循自己的本真。尋找自己聲音的過程很重要，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客觀地、真誠地看待自己。因為我覺得對一個人來說最簡單的事情就是把自己藏起來——對不喜歡的事情裝作喜歡，對不想做的事情裝作想做，很多時候這會給人帶來很大的方便，而從中跳脫出來表達自己真實的感受反倒是很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