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三聯生活週刊」原創內容
在和崔至恩約採訪地點的時候，她細心地列出了三個備選地點。其中兩家咖啡館都是出版社經營的：Comma咖啡館屬於“文學村”出版社，韓江在這裡出版了《玄鹿》《失語者》和《不做告別》。另一家是“創作與批評”出版社的咖啡館，他們出版過《少年來了》《素食者》。我們最後在Comma咖啡館見到了崔至恩，坐在下午3點溫暖的太陽底下，她給我留下一種有反差感的印象。和之前我讀到的犀利言論不同，這位前文娛記者、現自由撰稿人留著利索的短髮，語調沉穩，偶爾帶著猶豫和謹慎。
2017年，崔至恩離開了她從業十年的文娛記者職位。她的離開始於對“韓男娛樂”的失望，導火索是2015年韓國搞笑藝人組合“山泉水”在節目中一系列貶低女性的發言。她曾留下一句在中文世界也廣為流傳的話：“我喜歡過的男偶像都塌成了一片廢墟。”離職之後，崔至恩作為嘉賓參與了韓國女性主義理論研究者孫希定主持的播客“乙們的驢耳”，揭穿大眾文化界長期存在的種種不平等現象。後來播客的內容被製作成書籍《大眾文化的女性主義指南》，也出了中文版。
崔至恩“覺醒”的那一年，也是後來被稱為韓國“女權主義復興”（feminism reboot）的運動的起點。它由一系列社會影響惡劣的“厭女”事件開啟，起先是引發了女性在網路上的抗爭活動，後來與一系列文化事件聯絡起來。趙南柱的《82年生的金智英》在這股浪潮裡成為旗幟性的文學作品。
崔至恩為初版的《82年生的金智英》寫了封底推薦語：“一點也不陌生，卻莫名地湧上了淚水，真是奇怪的事。在那些無法忽視的統計資料與報道之間，以及細微到幾乎看不見的歧視與暴力之中，我和我這一代無數‘智英’們成長的生活，是一份平靜卻又令人悲傷的報告。反正幸福的結局是不會到來的。只是，我們這些幸運或偶然倖存下來的‘女孩’，只能這樣留下記錄罷了。”
現在回顧那場運動，崔至恩覺得背後的原因錯綜複雜。我們聊到了許多：根深蒂固的父權制與新興的網際網路技術相結合，為惡意的蔓延提供了土壤。長期被壓迫的邊緣人群，也透過網際網路獲得了相互支援的機會。跳出性別框架看，每一個長期在不穩定的僱傭結構、不合理的社會分工、不公平的生活框架內掙扎的人，都在呼喚一種新的聲音。從批評“韓男娛樂”開始，崔至恩不斷在女性生活中挖掘新的話題和解釋。2019年，她圍繞“選擇丁克的女性”進行了一系列訪談，集結為《成為母親的自由》這本書。受訪的17名女性是崔至恩為了寫書新認識的朋友，她有意避開自己熟知的生活圈，想知道更廣泛的生活場域中，人們如何做出決定，受到怎樣的困擾，怎樣活著。這本書不只關於一個人生不生孩子的決定，在這個問題的背後，還有與配偶的互動，與整個家族的協商，以及對於事業的重新思考。女人的問題，從來不是她一個人的問題，袒露心聲是解決問題的第一步。在這本書的前言中，崔至恩由衷地感謝自己的父母，“將一個人撫養長大是一件看不到盡頭的勞動，是一場艱難的試驗，是一個無法預判的課題，是一段特別的緣分”。但是，“儘管如此，我或許已經做出了不成為母親的選擇”。
採訪結束，我們從咖啡館前往地鐵站，“創批”出版社就在地鐵站附近。出版社一樓的咖啡館外牆上，懸掛著韓江的巨幅海報，店內，最顯眼的地方擺放著另外幾位暢銷作家的作品，包括金愛爛的《其中一個是謊言》、金錦姬的《大溫室修理報告書》。告別的時候，崔至恩叮囑我們可以去馬路對面的望遠市場看看，那裡是首爾最知名的市集之一，很有生活氣。
3月8日，韓國女性走上街頭遊行，意在要求改善女性面臨的性別歧視問題
三聯生活週刊：能講講你之前的記者生涯嗎？在那份工作中，女性的處境如何？
崔至恩：當時我籤的不是固定職合同，只有PD（製作人）們是全職的，他們都是男性。在我的工作場所，許多同事都在工作中遭受過性暴力或者性騷擾。我想在一個沒有這些困擾的地方，所以辭去了工作。比較幸運的是，我遇到了一位女編輯，也是我的老闆，我就和她一起在一家小公司工作。當然，這只是避開了工作中的性騷擾，但在生活中的其他領域還是很難避免，尤其是在20歲後半段到30歲這段時間。
三聯生活週刊：為什麼強調這個年齡段？它有什麼特殊之處？
崔至恩：任何年齡段都可能遭遇性犯罪，但我的感受是，在韓國，剛從學校畢業進入職場的女性，也就是20歲中後段的女性最可能遭遇性騷擾，儘管更多的是一些日常的性別歧視和性騷擾。雖然學校裡也會有，但在職場這樣一個等級秩序非常明確的空間裡，面對男性上司或者社會地位比自己高的人的時候，聽到讓人不快的言論甚至被迫進行身體接觸，女性很難應對，再加上很多加害者知道她們缺乏應對經驗，這樣的事情很容易發生。
我在第一份工作中也經歷了這樣的事情，朋友們也都有類似的經歷，即使上司和自己年齡差距不大也會發生。所以不是我運氣不好，也不是因為廣播行業有什麼特殊性，而是整個社會對針對年輕女性的這些行為缺乏警覺。
三聯生活週刊：剛才你提到了非正規職的問題。我們這次寫到的作家們，很多都提到韓國職場的不穩定結構，比如《82年生的金智英》裡因為結婚而離開職場的智英，以及作家鄭寶拉自己也曾是被臨時僱傭的大學講師。這種社會的結構性問題，是否在女性身上更為明顯？
崔至恩：隨著韓國非正規職工作數量的增加，這本身就成為所有職工的問題，這裡面涉及的性別問題是，在就業狀況不穩定的女性身上尤其成為可被利用的弱點。最近有一家韓國很有名的紫菜包飯專賣店就發生了董事長騷擾女員工的事件。在這個事件中，女員工是正式職工，但因為她的工作取決於加害者的權力，所以即使反抗也會遭遇很多不公。這對於生活本來就缺乏穩定性的女性來說是個嚴重的問題。
三聯生活週刊：為什麼韓國女性的反抗會在2015年這個時間點集中爆發？
崔至恩：在90年代，我的感受是女性組織內部是分散的，沒有形成合力。後來有了網際網路，大家變得團結起來了。但之前也存在一種氛圍，我們害怕說自己是女性主義者。比如我自己，我是女大出身，我也是女性主義者，但是我覺得沒必要直接去找人家這麼說，就是這麼個氛圍。2015年，電視藝人“山泉水”組合發表了一系列貶低女性的言論，當女性抗議的時候，男性卻覺得“不過是開個玩笑嘛”，甚至有一位很有名的男性公開署名寫了文章，扭曲了女性主義的定義，把女性主義比作恐怖組織。為了對抗這種現象，許多女性以及部分男性都意識到，需要站出來說“我是女性主義者”。大家開始在社交媒體不斷髮布帶有相關話題的標籤。
還有一個重要事件是2015年8月Megalia論壇的創立。這個論壇的名字來源於一本著名的女性主義科幻小說《伊加利亞的女兒們》。在此之前，韓國的女性社群大多以封閉的形式運營，為了防止男性進入發起網暴，設定了嚴格的身份認證機制。而男性社群可以開放地運營，因為他們不怎麼害怕網暴的威脅。而Megalia是一個開放的社群，許多熟悉線上文化的、20歲到30歲的女性加入進來，坦率地分享自己的經歷和想法，營造了可以廣泛討論相關話題的氛圍。雖然這個論壇後來因為種種問題，存在不久就分裂了，但總之，到2015年的時候，女性尤其是40歲以下女性感受到的文化不平等已經非常嚴重，達到了臨界點。所以這次運動主要是線上，也包括線下。由於網路世界的發展，它成為可能。
三聯生活週刊：在播客中，你對“韓男娛樂”進行了非常精到的分析。在那之後，韓國電視綜藝裡面的男女失衡狀況有好轉嗎？近幾年，大眾文化領域的女性從業者創造了什麼樣的新內容？
崔至恩：在2015年之前，韓國的大型遊戲節目裡，女性的聲音基本消失了。所以當時的女性觀眾會質疑，像《懂沒神詞》這樣的知識類節目裡為什麼只有男性參加呢？過去幾年，韓國的遊戲節目出現的一個趨勢是，有更多關於女性進行體育運動的節目出現了。
比如韓國知名綜藝人金敏璟，她的代表作是一檔三男一女的吃播節目。這樣的組合過去很常見，女性在這種場合下是很難獨自表達自己意見的，觀眾對她們是否搞笑的評判標準和對男藝人也不一樣。但她自己製作了YouTube節目《玩的姐姐》後，獲得了很好的反響。她和運動員們一起運動、旅行，我們能在節目中看到與之前不同的女性形象。過去韓國媒體展現的女性，需要遵循很多外形上的基本要求，她們的臉部、頭髮、身體都是標準化的。但是不同專案的運動員，體格不同、風格不同，性格也不同，能看到許多不同的女性。
還有一檔女子足球節目《踢球的她們》值得一提。之前韓國對於女學生的體育教育是不夠重視的，大家會說“女生不喜歡體育就不用學了”，但是這檔節目開啟了女生學習足球的熱潮。這使得女性的日常生活和電視綜藝形成了一個互相影響的迴圈。儘管除此之外，仍然是男性主題的節目占主導地位，但是事情開始有變化，女性觀眾開始更留意女性的存在。但是要產生長期的變化，還是要靠女性觀眾的不斷督促，男性可以有自己喜歡看的東西，女性也要堅持看自己喜歡的。
三聯生活週刊：在播客節目中，主持人孫希定談到過大眾文化的話語權的問題。在你們討論“韓男娛樂”的時候，孫希定提出當時主要是“386世代”（特指韓國在1960年代出生，1980年代成長的30歲人士）掌管大眾文化的話語權，所以他們不斷地製作符合自己審美口味的節目。現在，話語權有轉移嗎？有新的力量出現，打破整個大眾文化界的審美傾向嗎？
崔至恩：現在“386世代”基本退居二線，如今活躍在臺前和一線的製作人們，是那些四五十歲的男性。據我的瞭解，在製作人中，男女性別比約為6.5∶3.5，年長的男性仍然被公認為是經驗豐富的。誠然，女性觀眾的聲音變大了，女性嘉賓的比例也有增加，在電視節目方面，中年男性依然享有最大的決定權。
在大眾文化領域，許多現象複雜地交織在一起。比如電視越來越被認為是過時的，電視節目很難擺脫這個載體，不是說我們製作了20多歲的人愛看的節目，他們就會看電視。但是電視臺也會對觀眾群體做一些預測，比如到2045年，20～40歲的女性會變成觀眾主體，以及她們的喜好是什麼樣的。為什麼要做這樣的預測？因為電視臺要考慮盈利。過去女性觀眾的喜好是不被考慮在內的，現在女性是重要的消費群體。2015年的運動過後，女性的聲音被聽見了，“PD們也開始看女人的臉色了”，大概有這麼一種氛圍吧。
三聯生活週刊：我們還對一個問題很好奇。偶像團體是“韓流”文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近年來我們看到一些女團開始走“girl crush”路線，在歌曲中表達獨立女性的想法，但女團成員的勞動狀況並沒有根本改變。你如何看待這種現象？
崔至恩：過去業界存在一定的刻板印象，覺得女團應該表現出大眾喜愛的妹妹形象或者明豔少女的樣子。我不敢說和“女權主義復興”有沒有直接關係，但隨著KPOP行業的高度發展，女團也變得更加多元化。一是要展示自己的才能，展現團體的專業美麗；二是女性支援女性成了很自然的事情。就像我之前說過的那樣，做男性偶像粉絲的經歷讓我們覺得受傷，喜歡的人反而造成不愉快的記憶的情況很多，而喜歡女團的風險較低。偶像團體的存續是一個很重要的課題，那麼娛樂公司也意識到做女團“塌房”的機率更低，同時，女性內部形成了互相支援的氛圍，女粉絲更願意支援女愛豆。所以公司也更願意做女團，畢竟偶像團體的存續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但無論如何，這畢竟可能是商業選擇，有人稱之為“市場女權主義”。如果問女團形象的改變是否會促進性別平等的思考，我覺得不會有那麼大意義。女團成員自己的處境也仍然很難改變，她們需要保持苗條的身材、絕對完美的妝容，甚至接受整容，只有這樣才能具有成為產品的價值。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些年輕女孩從十幾歲開始就必須不斷努力才能得到大眾的喜愛，正說明這是一個缺乏性別平等的社會。男團成員也很辛苦，但他們出道的年紀沒有那麼小，因為大眾認為年輕的男人不那麼有男子氣概，對他們在年齡上的要求是不一樣的。最近女團New Jeans的案例也表明，即使是看似成功的女團也可能遭受剝削性的勞資關係和其他不公平的情況。
三聯生活週刊：近年來中國集中引進了一批韓國作家的作品，包括韓江、孔枝泳、趙南柱、金愛爛、鄭寶拉、金草葉等。其中有你比較熟悉的作家嗎？她們給你留下怎樣的印象？
崔至恩：我第一次讀到孔枝泳的小說是在十幾歲上中學的時候，《像犀牛角一樣隻身前行》。那幾乎是第一本讓我認識到女性生活更容易受到家庭內部不平等和暴力情況影響的小說。至於作家趙南柱，她是韓國非常暢銷的小說家，我為《82年生的金智英》的初版寫了推薦語，當時是出版社邀請我寫的，我並不知道這本書會如此出名。我是80年代出生的，所以對書裡的故事非常感同身受，我這個年紀出生的人，生活很容易變成那樣。儘管女性已經能夠接受教育，能夠和丈夫一樣出去工作，但為什麼女性在生活中受到侵犯的時候別無選擇，只能放棄，只能無力地憤怒？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這本書如此細緻地探討了一個選擇過普通美好生活的女人為何以及如何變得沮喪又絕望。這本書後來也成為“女權主義復興”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在韓國，許多文學書籍的讀者都是女性。我認為這就是為何人們對女性寫的故事的興趣有所增加的原因，這與“女權主義復興”運動是密不可分的。
三聯生活週刊：現在不管是在大眾文化界還是文學界，我們能聽到韓國女性發出非常強烈的聲音，在整個世界都引發共鳴。為何韓國女性有如此廣泛的社會問題意識，能夠發出這樣強烈的聲音？
崔至恩：主要是社交網路的發展。在韓國，儘管女性仍然比男性更容易受到網路欺凌，但是在網上可以匿名發言，所以不必冒著生命危險。這在過去要困難得多，普通人需要更多的勇氣和機會來談論這些事。而現在，我們可以不斷確認與我想法相似的人，是否在某個地方存在。
三聯生活週刊：可以說現在韓國文學圈，女性佔據了主流嗎？
崔至恩：韓國女性一直在堅持寫作，比如70年代到2000年左右非常活躍的作家樸婉緒。女性作家是否佔據主流我不敢說，如果有的話，也是近幾年才發生的事情。過去不管是文學批評還是文學創作，女性都沒有佔到很大的比重，同時她們的作品受到的評價也不高。
但現在，她們的作品裡有讀者想要看到的東西，比如對固有體制的反抗，比如新的生活方式。她們在拓展題材邊界方面的嘗試也更加積極。女性擁有打破現有體制的想象力，以及一種想要擺脫我們習慣的社會傳統的渴望，這種渴望似乎在任何文學圈中都是女性更加強烈。這種想象力體現在她們的文學作品中，可能正是因此才會對讀者們產生更大的吸引力，產生強烈的互動——這是我的想法。
要說為何女效能在文學圈獲得重要地位，大概因為這個工作一個人做也可以吧。在韓國，社會地位越高的職業，男性佔比越大。比如在中小學教師中，女性佔多數，但大學教授還是男性為主。而文學圈，女性單槍匹馬也能進入。
三聯生活週刊：世界範圍內“韓流”文化不斷興起，還有許多文學作品改編成了電影，獲得更大的影響力，你覺得大眾文化是否也推動了文學的傳播？“韓流”文化在全球的傳播，與韓國文學崛起之間是怎樣的關係？
崔至恩：像《82年生的金智英》這樣被改編成電影，並傳播到許多國家的作品其實不算太多。文學作品改編成影視劇的情況，遠不及網路漫畫多，這可能與作品的型別特性有關。網路漫畫優先追求趣味性，並會考慮市場潛力，會根據讀者的反饋及時調整，因此有更適應影視化的創意。相比之下，文學作品並不是都適合改編。要將文學作品改編得好，展現作品的優點和魅力也非常困難。比如韓江的《素食者》也曾改編成電影，但是在完成度和票房上都表現一般。所以在大眾文化市場中，文學作品的改編仍然很困難。
不過最近像《大都市的愛情法》這樣的作品，被以非常獨特的方式進行了改編並公開播出。這本書的電影和電視劇版本幾乎同時公開，這在韓國並不常見，尤其是像這樣直面“酷兒”主題的作品，在大眾媒體中鮮有出現。然而，這部劇能夠展現出這些大膽的特質，很可能是因為它是在流媒體平臺上播出的緣故。從這一點可以看出，現在的媒體渠道與過去不同了，為這些型別的內容提供了更多可能性。在韓國文學中，也有不少新一代作家提出了新穎的創意。例如，鄭世朗的《靈能教師安恩英》就被改編成了Netflix的電視劇。這部作品本身非常獨特，而由於故事是連載形式，拍攝成電影難度較大，但改編成電視劇卻非常合適。由此可見，未來的新一代作家可能會在不同的平臺上，憑藉他們的創新性想象力，創造出更多新穎的故事，並向公眾呈現這些作品。
（本文刊載於2024年48期，特別感謝《成為母親的自由》中文版譯者闞梓文對本文的幫助）
排版： 布雷克 / 稽核：雅婷
詳細崗位要求點選跳轉：《三聯生活週刊》招實習生、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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