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此，這個連葬禮都沒參加過的女孩，開始近距離接觸死亡。在這個過程中，她感受到了毫無掩飾的傷痛、悔恨，或者解脫，也窺見了親人離去給生者帶來的泥淖，以及逝者普通又獨一無二的人生。後來一年間，她又透過悼詞記錄了另外46位陌生人的生命故事——有忘不掉亡妻的丈夫，有為自己設計墓碑二維碼的伊拉克戰地誌願者，還有重男輕女的山村裡，某個為了給外孫女攢錢而撿廢品的姥姥。
崔馨月把一些故事發在了自己的小紅書上，這些被摺疊在熱搜之外的生死，最終透過這個00後的指尖銘刻成一座座數字墓碑，被看見、被記住。
委託還在繼續，當同齡人在為畢業論文致謝時，崔馨月的文件裡塞滿了來不及說出口的告別。
崔馨月的第一位委託人是一位保安大叔。那是去年3月的某天凌晨1點半，假期臨近結束，或許是因為分離焦慮，她正躺在青島家中輾轉反側。
“閨女，給大志寫份悼詞吧，你文筆好，幫大叔個忙。”手機振動的觸感傳來，崔馨月看到微信彈出一條資訊，是她高中時認識的保安大叔，大志是他的兒子。
還沒來得及反應，對方又發來一條資訊，“你該怎麼收費就怎麼收費。”
崔馨月愣住，她努力整理情緒，在記憶中反覆搜尋大志的樣子。那是個穿著高中校服，淡藍色T恤上散發出乾爽的肥皂味道，騎著電車在晚春暖風中飛馳的少年。在她看來，這是生命力的最佳體現，她無法把死亡和這個年輕人聯絡起來。
可事實就是這樣，保安大叔打來電話告訴她，大志的離開不是場意外，他已經與癌症抗爭了一年。崔馨月本想說些安慰的話，對方的語氣卻出奇的平靜，聽不出任何情感。
圖丨崔馨月的小紅書筆記截圖
這不是印象中大叔的樣子。七年前，還在讀高一的崔馨月與大叔父子相識。那天是個週末，崔馨月要參加一場作文競賽的複試，到了考點發現忘帶准考證，站在門口不知所措。
大叔是考點的保安，湊過來操著一口青島話問怎麼回事。大志恰好過來給父親送飯，被熱情的父親安排騎電車帶崔馨月回酒店取證件。
比賽完後，崔馨月到保安亭登門道謝。她記得，大叔一直樂呵呵的，招呼她坐下吃西瓜，還瓷實地給她盛了一碗兒子做的打滷麵，“很好吃。”大志當時在高三，他開朗地講著自己理想的大學——一所醫學院，討論著自己的未來。大叔接過話，對兒子說“不管你考到哪裡，我都會驕傲” 。
短暫的交集後，往後的日子裡，崔馨月從朋友圈裡瞥見他們的生活片段，大叔不做保安了，開了自己的門店。大志也爭氣，考上了那所理想的醫學院，然後到醫院實習，一切都在一步步變好。
就像兩條直線，一次交叉後，崔馨月和父子倆朝著各自的方向延伸下去。現在，她終於有機會完整地觀察這個年輕人的一生時，卻是要給他寫悼詞。
這讓崔馨月第一次對死亡有了實感。當時她的親人都很健康，自己從小到大甚至連一場葬禮都沒參加過。對死亡的理解，大都來自文藝作品，很多故事都曾打動過她，但總覺得離自己很遠，顯得有些縹緲。
對大志的印象，總會定格在他騎著電車的少年模樣，那顯然不是他的全部。回德國前，崔馨月決定再去和大叔見一面。
再次相見，大叔早已沒了7年前的笑容。7年不算長，但崔馨月覺得大叔滄桑了很多，像一個老人了。他正在收拾兒子的遺物，表現得依舊像電話裡一樣平靜，還讓崔馨月幫忙挑選遺照，“哪張更有朝氣呢？”
簡單的溝通中，崔馨月得知，大志很小時媽媽就病逝了，這也是他立志要考醫學院的原因。父子倆就這樣相扶著走來，或許是為了彌補母愛，大叔從不逼迫兒子去做什麼，兒子也懂事，總是儘可能地替父親分擔責任。
現在，生活徹底中斷，崔馨月發現大叔已經不發朋友圈了，背景圖也從父子合影換成了空白風景照。她從大叔的平靜中讀出一種死寂，
“感覺他對生活已經沒有什麼期盼了。”
“一個人的死，對於整個世界來說，是多了一座墳墓，但是對相依為命的人來說，是整個世界被墳墓掩埋。”崔馨月在小紅書上寫道。
為了寫好悼詞，崔馨月和大叔前後溝通了幾次，這個父親喃喃講述著兒子的點滴，思念逐漸變成了一種愧疚。他摩挲著桌子上一摞兒子的照片，後悔沒能在兒子小時候多拍些，他怕那段記憶消失了；他覺得兒子太懂事了，從不攀比、不吵著要，這讓他覺得虧欠兒子很多，總覺得自己對兒子做的太少。
最關鍵的，他後悔兒子在世時，沒能親口說出“爸爸很愛你”，現在兒子再也聽不到了，只能寫進悼詞。
崔馨月不知道一份千字的悼詞如何承載這樣的重量，她反覆修改了十幾次才完成。她第一次意識到，悼詞不僅是告別儀式上的程式，更是生者打撈記憶碎片的繩索。
委託結束後，崔馨月去了大叔的店面，發現店關了。旁邊老闆告訴她，店主已經轉讓了很久。
她記得，幾年前大叔的店面開業時，自己發去祝賀，大叔當時說兒子快要實習了，他要一步一步把店開起來，以後換個大房子給兒子娶媳婦用。可現在，婚房要永遠缺席了。
被摺疊的47種人生
崔馨月把給大志寫悼詞的經歷發到朋友圈後，一些過去的“代筆”客戶找來，也提出了這個和以往全然不同的委託。
他們和逝者可能是母子、父女、祖孫，也可能是夫妻、戀人，還有可能是表弟表妹的關係。在他們的講述中，崔馨月得以窺見不同的人生，也看到了人們對待死亡的不同態度。
曾有一位和自己年齡相仿的女孩找到她，要為表姐寫一份悼詞。女孩和表姐住一個小區，一起長大，買一樣衣服，去同一個地方旅遊。但她在講述表姐的死亡時，卻有種“輕飄飄”的感覺。
後來崔馨月才知道，表姐患抑鬱症多年，生活停滯，父母卻一直催著她按照已經設計好的路向前走，逼她考公、相親，直至她從四樓跳下，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對待女兒的死亡，父母痛哭之後，覺得有些丟人，他們不理解為什麼女兒的抗壓能力那麼差，想盡快把葬禮辦完，扔掉遺物。
“她堅持這麼久大概是很辛苦了。”委託女孩最後說。
崔馨月因此寫了一篇很不一樣的悼詞，不再以送別為主題，換成了通篇的祝福。悼詞完成得很順利，一氣呵成。
“我真誠地慶祝一個女孩離開糜爛一地的生活。”她在小紅書寫下這句話。
也有悼詞讓崔馨月無從下手。委託人同樣是個女孩，出生在一個重男輕女的地方，家裡還有兩個弟弟。在她很小的時候，父母就想把她扔掉，但被外婆攔下來。後來父母帶著弟弟進城打工，留下她一個人跟著外婆生活。上初中時，外婆患了腿疾，父母就讓她輟學照顧老人。外婆不同意，靠賣廢品、給人疊東西賺錢供她上學，最終她成了村裡的第一個大學生。
畢業後，女孩把領到了第一份實習工資都用來給外婆買藥治病。但沒半年，老人就突發腦梗病危。外婆彌留的那幾天，家人對要不要繼續治療爭成一團，最後女孩不想讓外婆再遭受痛苦，決定放棄插管。
在和女孩的溝通中，崔馨月覺得她像是在“現實和虛幻中掙扎”。女孩的講述逐漸偏離了悼詞，而是帶著慚愧，向電話那邊的陌生人不停解釋，自己放棄給外婆插管是無奈之舉，像是要得到對方的認同。
“我像一個外科醫生，需要精準、謹慎地詢問，很怕一些問題或不恰當的言語會像沒有扎進血管的針一樣刺痛她。”溝通偏離主題，崔馨月的這份悼詞完成得並不順利。但她也意識到，比起悼詞，女孩可能更需要的是一次傾訴，一句安慰。
事實上，在與委託人跨越6個時區的對話中，崔馨月大部分時候都是一個傾聽者。她發現，很多內斂一輩子的國人，需要一個機會為積壓的情感找到出口。比如一個年輕丈夫，在為亡妻準備悼詞時，沒有多說妻子的生平，講的都是自己與妻子的點點滴滴。“他還要面對老人、孩子，第二天還要擠8點的地鐵去上班，這些話又能跟誰說呢？”
圖丨小紅書的評論區留言
關於死亡，委託人表現出的也不全是傷痛和思念。
崔馨月接到的47份悼詞委託中，其中有一份是委託人寫給自己的。這位大哥在過去幾十年的生命中，一直在“流浪地球”，隔幾年就換個國家生活。他曾去過伊拉克，幫助當地的孩子。
去年回國後，大哥體檢時發現自己得了病，只剩幾年時間，便決定提前為自己準備悼詞。他對死亡很坦蕩，
“已經活出了10歲日記裡不敢想象的樣子。”他告訴崔馨月，想要一份很酷的悼詞，還要在自己墓碑上刻上一個二維碼，“把這輩子最精彩的影片都放進去。”
“他讓我明白，沒有真正活過的人更怕死。”崔馨月說。
但悼詞並不總是被嚴肅對待，崔馨月遇到過一個委託者，對待寫悼詞一副敷衍的態度。
逝者是委託者的父親，崔馨月問起他對悼詞的要求，對方回覆“按你之前寫的來就行”。他甚至不知道父親的出生日期，悼詞像是他要交的一份差，要走的一個流程。
崔馨月後來才瞭解，委託人的父親是個賭徒，不僅沒盡過父親的義務，還逼著在上大學的兒子貸款為他還賭債，最後讓兒子背上了債務。委託人告訴她，父親的死亡，對他來說是一種解脫。
見證過47場死亡後，崔馨月意識到，就像每一個具體的人都獨一無二，死亡也無法被簡單地概括，它和這個世界一樣真實、複雜。
共情的雙刃劍
幫人寫悼詞，讓崔馨月得以近距離觀察一場場人生。但大部分時候，她都是一個旁觀者，雖然也會被感染、打動，但很難做到真正的共情，“覺得悼詞裡記錄的人生，離自己很遠。”直到去年9月，她的爺爺查出癌症。
和那個給外婆準備悼詞的女孩一樣，崔馨月也是爺爺奶奶帶大的，直到上小學後才被父母接走。爺爺查出癌症後，醫生說老人最多還有兩年的時光，她才真切地感受到親人就要離開的痛。
後來，她又接到一份孫子給爺爺寫悼詞的委託。對方講到自己在病房的最後幾天裡，看到爺爺被癌痛折磨時，痛哭起來。電話那頭，崔馨月第一次展現出了“不夠職業”的一面，她想到了自己的爺爺，強烈的酸楚感瞬間湧上心頭，也不受控制地哭出了聲。
在此之前，她已經接受了爺爺快速衰老的事實，但還沒準備好告別。去德國留學後，她儘可能每隔三四個月就回去一次，以此抵抗時間。但爺爺還是被時間打敗了，她也是。
爺爺在查出癌症前，已經患阿爾茲海默病多年。每次回國，崔馨月都能發現爺爺的變化，從一開始能清楚記得子女的每一件事，到忘記他們的名字，最後已經認不出他們的樣子。今年初崔馨月再回家時，發現爺爺已經不太記得他最疼愛的孫女了。
崔馨月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殘忍的過程。她想透過悼詞為人們留下記憶，
“死亡不是終點，遺忘才是。”
現在崔馨月終於能真正與委託人共情了，但她很快發現，這也是把雙刃劍。她常常和委託人一起沉浸在悲傷中，以至於不得不控制接單的頻率。
“這幾個月幾乎每個周都有一天晚上我會沉默，我傾聽著，不算熟路輕車地安慰著，本就獨居的留學生活，因為這樣的夜晚好像也催生出一種孤單。”她在小紅書上寫道，“我的共情能力能讓寫出的悼詞對方基本滿意，但同時也在困惑著我。思考死亡與死亡帶來的影響時，我總在看完一個個人的生平後湧上很難壓抑的情緒，那是一種底色為悲色的複雜難過。”
寫悼詞是件很私密的事情，家屬大多不願意分享出去，崔馨月就只能自己消化掉這些情緒。她會漫無目的地搭上一列的火車，看著窗外德國寧靜的鄉村，以此讓自己抽離。
圖丨寫完悼詞後的隨筆
讓崔馨月困惑的，還有自己和委託人的微妙關係——“一種脆弱又堅韌的聯絡。”完成一份悼詞，從前到後大概需要兩三天時間，比起漫長的人生，崔馨月和委託人的這種交集可謂短暫。也就是這微不足道的時間長度裡，委託人可能會前所未有地敞開自己，也得到了崔馨月的回應。
但現實是，委託完成也意味著這段關係的結束。那個給表姐準備悼詞的女孩，因為是同齡人，崔馨月跟她很聊得來。委託結束後，崔馨月又試著聯絡了她，卻始終沒得到回覆。
甚至是見過面的保安大叔，交完悼詞後，崔馨月也不知道該用什麼方式去再聯絡他。她很害怕戳到對方的痛處，“可能他不想被打擾，已經想好好生活了。”
她有時會想，如果不是因為悼詞，自己和委託人可能會成為很好的朋友。
“我很想去問一問他們過得怎麼樣了，去關心一下他們，去擁抱一下他們。”
也有一些機緣巧合，讓她和委託人再次連線。其中一個是遠洋海員，因為父親突然離世找崔馨月寫悼詞。他從小沒了媽媽，和爸爸維持著沉默的中國式父子關係。選擇遠洋職業，像是在放逐自己，把自己隔絕在不足5平方米的艙室內。
崔馨月意識到，電話那頭的人已經成了一個孤兒，她不知道怎麼安慰，只能岔開話題，問他海上生活會不會無聊。
圖丨與委託人交流悼詞內容
“我不知道怎樣算無聊，我沒有多少親密的朋友，沒有小時候培養起來的興趣愛好，即使一天沒訊號，開啟手機也沒有多少人找我。”對方回覆。
悼詞完成後，兩人又切斷了聯絡，一個仍在不知哪片海域的船艙裡顛簸，一個在德國的獨居住所裡失眠，這讓她感到深切的孤獨。
對抗遺忘
海員是第一個同意崔馨月把經歷發到小紅書上的委託人。
兩人通話的那天晚上，崔馨月一直沒睡著，也不知道應該跟誰傾訴。把這次故事發到小紅書的那一刻，她好像找到了出口，輕鬆了很多。
很快，評論和私信湧來。讓她欣慰的是，這些關於悼詞的筆記評論區，沒有變成
“哭牆”。大家只是分享著自己或者親人的故事，大膽地談論著死亡。
他們中有心理諮詢師、養老院職員，也有臨終關懷義工，更多的還是普通人。崔馨月曾聽人說，名人的死是一本書，普通人的死是一頁紙。但她覺得，一個普通人的死之於社會可能無足輕重，對他們親人來說卻是一本書，可能比書還要厚，只是沒人記錄。
圖丨小紅書的評論區留言
一篇千字左右的悼詞無法道盡逝者的一生，“但無論是我寫的他們被想念也好，被愛也好，都是他們活過的證明。”
崔馨月希望普通人同樣被記住，就像她的小紅書筆記裡，撿廢品的阿婆和戰地誌願者可以共享同一片數字墓園，他們的生命一樣重。他們也將在這個開放的賽博空間裡永存，被越來越多的人看到，以此對抗遺忘。
寫悼詞成了崔馨月給自己的一個意外禮物。現在，她會珍惜活著的每一天，開始去充分體驗生命，比如從未嘗試過的極限運動。她比以往更珍惜自己，也珍惜身邊人。過去，她是個感情內斂的人，但現在她會更直接地表達自己。對父母、對親人，她會更自如地去說“我愛你”。
有時，悼詞也是對過往的告別。完成海員的委託半年後，崔馨月回國時與這個年輕人見了面。這一次，他已經整理好了情緒，談了女友，在聊天中暢想著未來的生活。崔馨月看出，他找回了希望。
正如崔馨月收到的一條評論裡所說：“在有限且緊湊的餘下生命裡，為牽掛的人們做好打算，這是一種屬於自己的告別。”
–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