遺囑諮詢師與一份遺囑的誕生

對於像崔文姬一樣的遺囑諮詢師來說，這套流程日復一日地上演，但她清楚，對於每位立遺囑的人說，這都是“人生第一次”。人生第一次處置身後財產，人生第一次、大機率也是最後一次慎重地做好身後安排。

文丨新京報記者左琳

編輯 丨彭衝

校對丨李立軍

►本文3830字 閱讀6分鐘

坐下來，聽陌生人講他們最後的心願。

一名遺囑諮詢師最重要的工作內容就是探索對方內心的宇宙、理清這些複雜的關係、制訂一份嚴謹的遺囑。來訪的人裡有二十多歲的年輕人，也有八九十歲的長者，貧窮或富有，無一例外，都是做好準備、隨時面對死亡的人。

有的人在諮詢時穿上了最華麗的衣服，誠實地處置自己留在世上的一切，真實的財富、虛擬的賬號，在諮詢師的幫助下找到各自去處，了卻心事一般，最後他們鬆口氣，向諮詢師們道謝又道別。

每天，一位諮詢師要至少接待2到3組家庭，每次至少1個小時。諮詢師們努力把每句話講得透徹、說得仔細。他們知道，有些人是第一次見面，或許也是最後一面。

“人生第一次”

面前的老人看起來很緊張，即便是簡單的句子，也要重複幾遍才能說得流暢，簽字的時候手止不住地抖，連姓名都忘記了，“我一定是年紀大糊塗了。”老人嘟囔著。

錄影只好暫停。這已經是訂立遺囑的最後一步，在兩位見證人面前，老人要對著鏡頭朗讀自己的遺囑，回答幾個能證明自己頭腦清楚的問題，語句必須流暢，聲音必須清晰，否則在遇到糾紛時，這份遺囑就會失效。在此之前，老人已經通過了專業的精神評估，但那句隨口的抱怨還是會帶來歧義，一旁的崔文姬只能不停安撫著：“沒事的，慢慢來。”

對於像崔文姬一樣的遺囑諮詢師來說，這套流程日復一日地上演，但她清楚，對於每位立遺囑的人來說，這都是“人生第一次”。人生第一次處置身後財產，人生第一次、大機率也是最後一次慎重地做好身後安排。

中華遺囑庫遺囑諮詢師崔文姬（右）。受訪者供圖

她遇到過一位80歲的阿姨，為了迎接這個時刻，特意做了美甲，戴著珍珠耳釘和項鍊留下最後的影像；還有一位盲人大叔，摩挲著特殊定製的盲文遺囑，抑揚頓挫地講出最後的心願；以及一位聾啞人，跟手語老師提前磨合了一個月，就是為了確保最終的錄製準確有效。

這些標準的、由法律用語構成的、具備法律效力的檔案，在經歷這次程式之前，都是人們藏得最隱秘的心事。要把這些完整地訴說給諮詢師，並不容易。已經離婚的夫妻隱瞞實情，立囑人故意不透露與繼承人的實際關係……這些特殊的家庭結構，都有可能導致遺產繼承面臨風險。

工作3年，中華遺囑庫遺囑諮詢師張智超能感覺到對方的不自然，但並不急著戳穿謊言。“我們主要靠專業。”他總是告訴對方，探究隱私不是自己的工作，只是希望能為對方排憂解難。即便不立遺囑，只要對方能從這次交談中有收穫，他就有成就。這樣的真誠往往會贏得對方的信任，諮詢結束後，有人告訴張智超：“和那麼多人交流過，都沒你聊得通透。”

諮詢過程中，張智超從不講艱深的詞，他把術語都掰碎成最簡單的解釋。

“俗稱‘接地氣’。”張智超說，很多時候，對方聽不懂什麼是“婚姻存續狀態內繼承的財產屬於夫妻共同財產”，但能明白“只要結婚了，未來你兒子繼承的財產有你兒媳婦的一半”。“我們是解決問題的人，對方都聽不懂，怎麼解決問題？”

同樣地，在張智超的接待室，氣氛很少沉重。

他能明顯感覺到，大部分人來諮詢時都心事重重，散發著低氣壓，講著講著，臉就黑下去。有的老人跟著兒女一起來諮詢，還沒說幾句，就被子女堵得張不開嘴。張智超是遺囑訂立人利益忠實的捍衛者，每次他都強調，中華遺囑庫只為遺囑訂立人服務。他總是咧著嘴，笑呵呵地帶著老年人跟上他的節奏。

“姨你放心說，你親家可能早已經在這做完了。”時不時地，他還會開上幾句正合時宜的玩笑，希望在這裡諮詢過的人，離開的時候都能因為心事得到解決而輕鬆。

近幾年，張智超能明顯感受到老人對待遺囑的態度發生轉變。以前，遺囑意味著不吉利，張智超諮詢之前總是會提一句“您別忌諱”，但現在，很多老年人聽到之後都會擺擺手：“你說吧，我們來之前就已經做好了準備。”

中華遺囑庫北京東城分庫工作人員接待市民。受訪者供圖

一位遺囑諮詢師的養成

成為遺囑諮詢師，首先要忘記這是一份工作。

遺囑諮詢師劉千更多把它看作是“內心的修行”，和老年人相處的點滴片刻，都讓他看到未來的自己，看到自己應當如何迎接衰老、面對死亡、珍惜當下。

2021年成為遺囑諮詢師之前，他從事教培工作，接觸最多的就是小孩，而現在接觸最多的是老人。這兩個群體除了年齡懸殊，並沒讓劉千覺得過分不同，反而在他眼裡，老人和小孩一樣，也需要好聽的話來哄一鬨。

“阿姨，您今天的衣服真鮮亮，我也想給我媽買一件。”“叔叔，今天氣色真不錯。”劉千覺得這不過是一句簡單的關心，卻總能在老人表情中看到喜悅。

和劉千一樣，張智超也是從教培行業跨界成為遺囑諮詢師。剛接觸這一行當，張智超就被徹底吸引住了——每天都是新鮮的、可感的，下午5點，張智超會和同事們準時圍坐在會議室覆盤當天的案例。“每家每戶情況都不一樣，有的曲折離奇，有的感人至深。”但他們在意的不僅僅是“八卦”，而是故事背後涉及的專業知識，下次再碰見相似的案例，就可以直接套用。

這也是最吸引崔文姬的地方。

2017年大學畢業後，崔文姬入職中華遺囑庫法務部，每天面對的都是諮詢師收集好的材料，冷冰冰的文字檔案讓崔文姬感到束縛：“很多時候我的觀念都停留在理論層次，沒有實際跟人接觸，體會不到對方的感受。”在帶教老師的鼓勵下，她申請成為一線的遺囑諮詢師。

一切都鮮活起來，崔文姬性格原本內斂慢熱，但和這些老人們相處久了，自己也活潑起來。起初因為緊張，她經常漏問問題，一年之後，崔文姬已經可以獨當一面。

在正式成為遺囑諮詢師之前，無論是崔文姬、張智超還是劉千，都需要接受為期21天的專業培訓——學習法條，瞭解不同的案例解讀，學習書寫遺囑，練習如何清楚明白地為諮詢者答疑解惑，看帶教老師如何給市民進行遺囑諮詢。張智超光是知識點文件就整理了2萬字，即便培訓結束，也時不時地翻開看看。

這份工作或多或少塑造著他們。剛入職時，帶教老師評價張智超性格跳脫，現在他變得更加穩重，懂得傾聽對方的煩惱。

劉千則反覆被一個場景擊中——立好遺囑，交代好人生的最後願望，一對老年夫婦坦然地互相攙扶著離開。他們是劉千接手的第一對客戶，這讓他第一次意識到諮詢的價值，也讓他始終對這份職業保持敬畏。

剛剛成為遺囑諮詢師時，幾個年輕人單純認為遺囑行業是一片尚未開發的藍海，擁有無限可能。現在，它不僅僅意味著職業前景，這幾年，與他們接觸過的每個人、每件事，都讓他們保持向前的激情，都是他們的養料。

中華遺囑庫遺囑諮詢師向市民講解相關服務。受訪者供圖

情感的延續

諮詢完成之後，一份遺囑會遵照當事人的意願被迅速擬定好。2020年，在《民法典》施行之前，列印遺囑的效力認定比較複雜，老人們只能伏在大廳中間的謄寫桌，一筆一畫抄寫諮詢師起草好的遺囑，很多人已經多年沒動筆寫過字，半張紙都是修改的痕跡，崔文姬和同事們在一旁指導，錯得多了，只能從頭再寫。

《民法典》施行之後，列印遺囑也能得到法律的支援，訂立遺囑的流程變得更加簡捷。只需要遵循中華遺囑庫建立的一整套流程——建立檔案、諮詢、擬定遺囑、精神評估、密室登記、指紋掃描、生成遺囑證，就可以在中華遺囑庫擁有一份自己的遺囑。

這個過程不算複雜，“遺囑與法律相關，它很明確，沒有什麼變數，但感情不是。”劉千見過很多老人反覆唸叨，放心不下自己的孩子，來訂遺囑也是不想給孩子添麻煩。他覺得，恰恰是這些無法用標準來定奪的愛，讓人體會到生命的重量。

在遺囑之外，不少人希望給親友、後人錄製或書寫“幸福留言”——這是中華遺囑庫特意準備的環節。有的老人給女兒足足寫了上千字的留言，希望她能過得好；有的孩子覺得老人遺囑冷冰冰的，心裡不服氣，非要爭奪財產，但看到老人留下的影片後瞬間落淚，明白了老人的為難；有的夫妻決定把遺產捐給社會，他們在影片中向孩子解釋，生前已經為孩子付出了一切，死後想把財產獻給更需要的人。

“再給你唱首你喜歡的歌吧。”有的人說到動容，對鏡頭哼唱起來。

看到這些，諮詢師們很難不被觸動，況且對方是一位“熟悉的陌生人”。

他們或許並不清楚對方的名字和年齡，甚至那些面龐也會慢慢模糊，但他們清楚記得對方曾吐露過那些難解的心事。可能一年前，這些人剛剛立好遺囑，衝他們心滿意足地微笑，而下一年的某天，突然收到通知，對方去世了。

劉千決心做一件事——和自己接待的每位老人合張影，那很有可能是彼此見過的最後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