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以下簡稱《實踐》）一文發表47週年。
筆者認為最根本決定當代中國歷史走向的是兩件大事：一是，毛澤東、周恩來、尼克松、基辛格等人推動的中美關係正常化，中國由此迴歸世界秩序，開始融入全球化；二是，《實踐》一文發表後，在胡耀邦等高層領導以及於光遠、李洪林等知識分子的推動下，在鄧小平、葉劍英等老一輩革命家的支援下，開啟的思想啟蒙運動。
這兩股歷史潮流，開啟了中國現代化轉型的歷程，並且保障改革得以行穩致遠，沒有像很多發展中國家的改革那樣，走到半路就夭折。
筆者曾經有幸見過胡耀邦同志修改過的《實踐》一文原稿，在發黃的稿紙前，不禁讓人想象他在關東店舊房裡，昏暗燈光下逐字推敲的畫面；想起他夜間召集吳江、孫長江、孟凡、沈寶祥等中央黨校教職員，秘密探討，最後在定稿上簽字，並堅毅地說“產生的一切後果皆由我個人承擔”的場景——這種悲壯感，也讓每個關心民族命運的中國人動容。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是胡耀邦等有良知、有勇氣的中國人，在1959年以後的長時間壓抑、困惑中思考的結果，他們此時不顧個人安危，發出心底的吼聲，終於與強大的民意結合，成為扭轉歷史的力量。
這個稿子被細心的歷史參與者——沈寶祥教授珍藏起來，41年後他捐獻給了國家有關部門，現在已經被評定為國家一級文物。沈寶祥教授後來擔任中央黨校《理論動態》內參主編，在改革時期推動理論解放，做出了持續性貢獻。他今年已經93歲了，仍然身體健朗、思維清晰，每隔一週左右就寫一篇文章，是我們年輕人學習的榜樣。
另外，筆者還想說一下《實踐》一文主要作者的問題。現在各種媒體提起此文，就說當時的南京大學哲學系青年教師胡福明是主要作者，胡福明先生起初還是頗為謙虛，客觀陳述這篇文章的來龍去脈，證明胡耀邦、孫長江等人的貢獻，後來他也漸漸以此文主要作者自居了。
2018年11月，在改革開放四十週年之際，中共中央決定表彰100位對改革開放有特殊貢獻人物，胡福明先生在列，表彰前的公示介紹其為《實踐》一文“主要起草人”。一些親歷者寫信給中央表達不同意見，中央有關部門從善如流，將胡福明的介紹改為“真理標準大討論代表人物”，其含義已經大不相同。
那麼這篇文章產生的來龍去脈到底如何，到底誰是主要作者，筆者今天這個文章也要澄清一下。
總體上應該說，《實踐》一文是胡福明的哲學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以及吳江、孫長江等人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政論課綱結合的產物，胡耀邦則是推動這篇文章在中央媒體頭版橫空出世，以及掀起思想解放浪潮的幕後關鍵人物。
1977年8月，《光明日報》哲學專刊組組長王強華出差去南京參加一個理論研討會，會上胡福明的發言很有獨特見解，引起了他的注意，於是請胡以後為《哲學》專刊撰稿。第二個月，胡福明就將寫好的《女人是生產力嗎？》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寄給王強華。哲學組收到稿件後，認為《女人》一文不適宜在《光明日報》刊登，《實踐》一文則較為晦澀，羅列的馬恩原著和闡述太多，也做退稿處理。
但是王強華和分管理論板塊的《光明日報》社領導小組成員馬沛文，覺得《實踐》一文涉及到當時真理與實踐關係的問題，覺得有價值，王馬二人親自修改了5次，決定發表在4月2日出版的第77期“哲學專刊”上。
筆者也看過胡福明所撰寫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原稿，是一篇很枯燥的哲學文章（後來這篇文章被髮表在1978年5月號的《文史哲》雜誌上， 有興趣的讀者可以找來看看），如果當時按照一般哲學論文發表，註定不會引起多大的波瀾，
這時候楊西光被胡耀邦委任擔任光明日報社總編輯，改變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這篇文章的命運，也改變了胡福明的命運，將其與此時中央黨校正在醞釀的真理標準問題討論聯絡了在一起。
（楊西光先生）
楊西光在文革前曾經擔任《解放日報》總編輯和復旦大學黨委書記，因此，理論修養和理論敏感性都很高。1977年，中央黨校覆校後，他參加了“第一期高階幹部輪訓班”，在學習期間，一個主要議題就是討論真理標準是什麼，胡耀邦也反覆對學員指出實踐是檢驗真理和路線是非的唯一標準。另據孫長江和吳江的回憶，中央黨校此時正在醞釀寫一篇《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文章，並且大致內容已經成型。
楊西光在簽發《實踐》一文時，發現這篇文章與中央黨校討論的話題不謀而合，因此臨時決定撤稿，改到頭版發表。不過，他覺得文章內容分量不夠，要進行徹底修改，從哲學論文變為朗朗上口的針對現實的政論文。於是，楊西光特意將這個稿子送到中央黨校，請胡耀邦、吳江、孫長江等人幫助一起修改。這樣，這篇稿子又在中央黨校反覆修改了6次，改到第11稿時，胡耀邦已經頗為滿意，決定發表。
筆者也曾經見過孫長江先生提供的他的修改原件，透過與胡福明原稿對比可以發現，新的《實踐》一文，只保留了胡文的哲學部分，佔總篇幅的約40%，而文章的大部分是孫長江創造的，孫稿更徹底改版了原文的結構和文風，使得文章大氣磅礴，讀起來朗朗上口，又極具戰鬥力。此外，孫長江力主在標題中加上“唯一”這個，更是文章點睛之筆。
（孫長江修改稿，及胡耀邦的紅筆批示，只有上半部分印刷體用的胡福明原稿）
所以說，筆者認為胡福明、孫長江都是本文的主要作者，並且這個文章是集體智慧結晶，不能說是某個人的成果。正如1985年《光明日報社》在認真總結這篇文章醞釀過程時說的那樣：“這篇文章是胡耀邦同志支援並審查同意的。《光明日報》和中央黨校的上述幾個同志(即楊西光、馬沛文、王強華和吳江、孫長江)支援和參加了撰稿和編髮，作了多次重大修改。胡福明同志是初稿的執筆者，孫長江同志最後執筆完稿。”
但是後來由於大家所知道的原因，輿論在宣傳這個文章的創作時，有意淡化孫長江等人的作用，意在淡化胡耀邦和中央黨校在這篇文章中的角色。更為與事實相違背的是後來的多數研究文章都說鄧小平是這場討論的發起者，家喻戶曉的電視劇《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中，也將這個歷史事件描述為胡耀邦在鄧小平的指示下開展的，裡面還有個特寫鏡頭，胡耀邦聽完鄧小平的指示後，猛擊拳頭、興奮地說：“小平同志，您的一席話真是讓人茅塞頓開，我馬上回去組織人研究這個問題”！
當然小平同志是改革開放的總舵手，但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確是胡耀邦冒了很大的風險，帶領一幫秀才偷偷摸摸幹起來的，事先華葉鄧都不知情。鄧小平本人在1979年8月曾經講：“實踐是檢驗真理標準的討論，開始我並沒有過問，而是《光明日報》登了一篇文章，一下子引起那麼多的反應，說是砍旗，這倒引起我的興趣”。這說明鄧事先並不知情，小平同志還說“我就在6月2日的講話裡支援了一下”，說明他本人也自己的貢獻很謙虛，並沒有去把功勞攬到自己身上。
所以，我們要嚴肅地、實事求是地看待歷史，如果連《實踐》一文產生的來龍去脈都不能給後人如實展現的話，那麼我們紀念《實踐》一文還有什麼意義？這是對實事求是精神的異化或褻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