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英國解密檔案看胡耀邦的1986年英國之行

1986年的胡耀邦訪英，無論在其政治生涯，還是改革初期中英關係史中，都不是被關注的一件事情。最近筆者蒙英國學者Cameron Pyke博士及撒切爾基金會的協助，獲得了英國政府最近解密的大部分80年代中英關係外交檔案。這些細節極為充分的檔案卷宗，不僅展示了胡耀邦這個改革家與近代文明發源地英國交往的趣聞；更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觀察在冷戰逐漸退潮，中國與西方之間關係緩和背景下，西方是如何小心翼翼、充滿期待地嘗試與中國交往，加深與中國關係，以及瞭解中國動向的視窗。

為此，筆者把英國政府檔案中，胡耀邦與中英關係互動歷程整理出來，這即是對歷史的重新展現，更是對改革早期中西互動模式的一個嘗試性梳理，對於我們認識最近幾年逆全球化背景下中西交往模式之變，也有若干參考意義。

1981年—1985年：英國政府與胡耀邦的嘗試性接觸

以筆者查閱的英國主流報刊，如《泰晤士報》、《衛報》、《每日電訊》、《金融時報》、《觀察家》及《經濟學人》等，胡耀邦最早出現在英國媒體是在1978年底，也就是他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當選為中央秘書長的時候。進入1980年之後，英國媒體對胡耀邦的報道頻率大大提高，因為這時候他取代華國鋒成為中國共產黨主席的態勢已經非常明顯，他們都紛紛以專版介紹胡耀邦，並且把胡的言論和政治處境，作為判斷中國改革形勢的參考標誌。

（《衛報》關於胡耀邦的介紹）

而撒切爾夫人內閣開始直接關注和討論胡耀邦，筆者依據檔案大約是在1981年十一屆六中全會閉幕後不久的內閣會議上，外交大臣亞歷山大·卡靈頓（Alexander Carington）彙報了中國高層人事的變動以及胡耀邦的成長履歷、思想背景。

1982年9月22日至26日，撒切爾夫人開始了第一次訪華之旅。這時候中共十二大剛剛閉幕，撒切爾夫人選擇這個時候來華，意圖也是很明顯，那就是與新一屆領導層長遠規劃中英關係未來，以及商談如何解決香港問題。撒切爾來京之前特別提出希望與胡耀邦會面，在英國政府看來，胡耀邦是鄧最重要的政治夥伴，以及可能是鄧小平的未來繼承人，必須要和他打交道。

不過胡耀邦這幾天要陪同朝鮮領導人金日成訪問中國西部。這時候中朝關係仍是一種超越一般外交層面的“同志加兄弟”關係，1982年4月胡耀邦與鄧小平聯袂訪問朝鮮，這種核心層領導人一起出訪的情況是積極罕見的，受到朝鮮的最高規格接待，而這次金日成回訪，胡耀邦也應按照慣例全程陪同。因此，撒切爾錯失了與胡耀邦的見面機會。

檔案顯示，當英國大使館從中國外交部禮賓司副司長曹元欣那裡得知無法進行“胡撒會”後，非常失望，又緊急約見時任外交部副部長章文晉，讓其轉達撒切爾希望見到胡耀邦的願望，不過章文晉與中央的溝通結果，仍是胡耀邦沒法騰出時間。英國外交部用“非常失望”向倫敦彙報，並且抱怨說，胡耀邦之前剛剛接待了“沒有那麼重要的”尼克松，卻不能見撒切爾。

1984年12月，撒切爾開展第二次訪華。眾所周知，這次訪華是為了簽署解決香港問題的《聯合宣告》而來，鐵娘子終於如願以償見到了胡耀邦。英方陪同嘉賓有外交大臣傑弗裡.豪、香港總督尤德、駐華大使伊文斯等，中方陪同嘉賓則有吳學謙、周南、魯平等。

根據英方披露的檔案，胡耀邦與撒切爾的會面充滿了友好和坦率。胡耀邦首先表示中國人講信譽，一定要落實好協議，給香港更多的信心。撒切爾說，英國人也很重視信譽，英國更有責任落實好協議，因為香港一旦出現什麼問題，很多人就會首先指責是她的內閣誤判了形勢，做出了一個錯誤的決定。

二人重點的話題還是放在了中國的經濟改革上，根據英方披露的檔案，撒切爾與鄧小平的會談主要側重於香港和國際局勢，而更希望從胡耀邦那裡得到國內經濟政治改革的動態。胡耀邦向客人介紹了三個內容，一是透露即將召開的十二屆三中全會，中國要推出經濟體制改革計劃；二是中國決心擴大開放，中英貿易額現在太少，未來要加強技術、管理交流；三是中國的幹部年輕化計劃，未來會有越來越多的年輕人走向領導崗位。

撒切爾夫人除了表示英國對中國願意給予幫助外，還特別感同身受地說，管理是經濟執行的第一重要問題。80年代的英國與中國實質都在進行一場，適應全球經濟自由化趨勢的管理體制的改革，無論撒切爾夫人，還是鄧小平、胡耀邦，都是由那一撥歷史潮流應運而生的英雄。

撒切爾夫人三邀胡耀邦訪英及英方的準備

鑑於關於香港問題的談判，解決了中英關係的主要障礙，英方考慮在《聯合宣告》簽署後，邀請中國重要領導人訪問英國，以深化雙邊關係。解密檔案顯示，英國外交部在1984年11初開始確定人選，以便撒切爾訪華時發出正式邀請。他們把邀請物件集中在鄧小平和胡耀邦兩個人，但是考慮鄧小平年事已高，所以，最終把胡耀邦列為邀請物件。

12月19日，在胡撒會談結束的時候，撒切爾發出了邀請，胡耀邦用一句很幽默的話回覆：“我的臉太紅了，恐怕不合適”，賓主都滿堂開懷大笑，西方領導人難得體驗到中國領導人的幽默輕鬆一面。胡耀邦的意思是，我的職務是黨的總書記，而不是政府首腦，我國尚無黨的領導人訪問西方的先例，所以他有些猶豫（此前4月底，里根訪華時，也曾經邀請胡耀邦訪華，但是他並未做明確答覆）。

撒切爾對與胡耀邦的初次接觸是很滿意的，回國後立即向胡耀邦發來感謝函，並且以非常幽默的口吻說：“儘管你的臉是紅色的，但是我們仍然做好準備，歡迎您過來”。這算是撒切爾邀請胡耀邦的第一個回合。

（撒切爾簽名的致胡耀邦的感謝信）

從撒切爾給胡耀邦的信函看，他們二人自首次見面後就保持一定頻率的書信往來，可能保持互致問候以及表達對中英關係的看法。到了1985年3月18日，撒切爾給胡耀邦發了第二份邀請函，撒切爾重申建立兩國領導人良好的私人友好關係的重要性——這大概是她成功處理與美國關係的心得（與里根的私交），她也希望與中國領導人建立這種關係。撒切爾還建議胡耀邦在1986年春季來訪，這樣天氣會更好一些。

（撒切爾致胡耀邦的邀請函）

到了1985年9月份，英方加緊了邀請胡耀邦的步伐。這背後有兩個因素，一是胡耀邦於4月訪問了澳大利亞和紐西蘭，西方國家接待中共總書記訪問有了先例；二是法國總統密特朗已經邀請胡耀邦於1986年來訪，密特朗曾經兩次訪華，都受到胡耀邦的熱情接待，尤其是第一次訪華時，密特朗只不過是在野黨黨首，所以，他非常珍視與胡耀邦的友誼。9月16日，撒切爾發出了第三份邀請函，她告訴胡耀邦：“在英國有很多關心中國的友人熱切期待見到您”，“我非常期待與您一起討論如何深化中英關係”，這次胡耀邦明確接受了邀請。

(胡耀邦致撒切爾的簽名信函）

在接下來準備胡耀邦訪英日程安排上，檔案卷宗顯示，英方做地非常用心。鑑於法國、德國和義大利都發出了邀請，英國希望胡耀邦首先訪問英國，並且在英國停留的時間最長，用來顯示中國最重視中英關係，中國也接受了英國的建議。

唐寧街還多次與皇室進行溝通，確定接待胡耀邦的禮儀規格。在以往社會主義國家的執政黨黨魁訪問英國時，英國女王往往是不接待的，比如1985年剛剛結束的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第一書記卡達爾訪問，王室是完全沒有參與的。唐寧街反覆告訴王室，中英關係非同尋常，胡耀邦也是一個與眾不同的共產黨領導人，希望王室以一定禮儀歡迎他。最後王室採納了唐寧街的建議，女王伊麗莎白二世為胡耀邦也舉行了歡迎午宴，這也算英國外交中比較少見的一次破例。

（唐寧街致王室的信，要求女王接待胡耀邦，以及伊麗莎白二世會見胡耀邦照））

首相官邸以及外交部高階官員還做了諸多貼心的準備，以表示對這位中國領導領導人的特別重視。外交部此前從澳大利亞總理霍克秘書那裡獲得訊息，胡耀邦抱怨美國人不願意深入和他交流國際問題，於是特別向撒切爾建議，在正式歡迎宴會後，再舉辦一個首相與胡耀邦的非正式茶會，以求聽取胡耀邦對中國國內和國際問題的見解，同時這也是更深入瞭解中國政策的一個機會。

英國外交部在為贈送中國領導人什麼禮物上，也表現地特別用心，除了挑選了藝術品之外，還特地定製了一個橋牌遊戲機，因為這些外交官從中國報刊上捕捉到，胡耀邦與鄧小平都很喜歡打橋牌。為了避免讓唐寧街感到對這個禮物不可思議，外交部特附上胡耀邦與鄧小平、萬里一起打橋牌的照片用以說明。

在最關鍵的首腦會談內容上，唐寧街認為不應該探討什麼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種晦澀的理論問題，而是建議向胡耀邦介紹：1.資本主義並不是簡單地意味著財產私有，更是一種自由有活力的市場體系；2.創新的重要性；3.一個國家不能只強調安全，而忽略開放和公開的重要性（以蘇聯為反例）；4.多元文化以及不同國家之間文化交流的重要性；5.高效資訊系統的重要性。

唐寧街還拒絕了撒切爾向胡耀邦表達中國人權問題以及若干公民刑事案件關注的建議，以免引起中方的敏感情緒，改而向胡耀邦介紹一個健全司法體系對於保護個人權利和社會正常秩序的作用。從這些公文往來上，似乎英國有一種強烈幫助中國認識現代化世界，向中國傳遞現代理唸的興趣。

總之，從英國各部門檔案往來之間，他們對中國的領導人是極其尊重的，即便是內部日常行文也都用 “胡先生”或“尊貴的胡耀邦閣下” （His Excellency Hu Yao Bang）稱呼他。檔案中討論的內容，對中國也是充滿善意的，希望能夠助力中國經濟現代化和社會進步的，而不是阻止中國這麼做。

（英國首相府接待胡耀邦的手冊）

胡耀邦訪英：成功重塑中國公共形象的一場外交展示

1986年6月8號胡耀邦開始了他的歐洲四國之行，這也是改革開放初期，中國領導人與西方的最早接觸外交行動之一。胡耀邦的主要隨行人員有國務院副總理李鵬、全國政協副主席費孝通、中聯部長朱良和外交部副部長周南等。外媒比較關注的是費孝通先生，這體現了黨對知識分子的尊重，是對外界展示的一個非常積極的訊號。

由於這是我國對西方的規模空前的一次“外交秀”，胡耀邦和當時的黨中央對這次出訪也是極其重視的，這次出訪的準備工作非常充分。胡耀邦先後與隨行人員11次召開準備會議，逐個討論了講話稿、宴會稿、會談內容和答新聞記者的口徑，強調出訪紀律。所有內容同時還經過了政治局會議的討論以及鄧小平的審閱，大家都表示完全贊同。

根據朱良先生的回憶，胡耀邦特別強調了我們應該怎麼解放思想、端正觀念與西方打交道的問題：

第一，要樹立中國愛好和平的形象，減少人家對我們的疑慮擔心，從而增強同我國發展穩定的友好合作關係的信心。我們跟外國領導人講話，不要講套話，少用共產黨專用術語，要重點突出、有針對性，有說服力。

第二，蘇聯喜歡搞場面很大的幾十人的大型會談，這樣效果很一般，雙方都是講場面話。儘量舉行小規模會談，這樣才能真正談點問題，瞭解點情況，真正交點朋友，促進兩國友好。要多學習周恩來總理同外賓談話的藝術。

第三，同外國談經濟貿易問題一定要實事求是。不要亂開經濟合作的支票，經濟協議不要盲目求大，吊別人胃口，最後不能兌現，影響很壞。要坦誠告訴對方，哪些事我們現在可以辦，哪些事現在辦不到。訪期間同各國達成協議，一定要認真地檢查、督促和加以落實，不能壞了中國的信用。

第四，我們回來後要多向中央彙報一些國外政治動向，提出改進和加強對外工作的建議，不要老是喜歡講如何受到了“超規格的接待”，如何成功，不要過高估計訪問的作用, 特別不要說成是什麼“歷史意義的訪問”。要清醒地看到，由於我們還是發展中國家，不要過高估計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作用。

英國媒體在胡耀邦到來之前，就進行大範圍預熱，他們接連介紹胡耀邦與中國改革。《衛報》評論分別為《推動中國保持前進的人》（The Man Who Keeps China On the Move）、《北京的改革者們將繼續戰鬥》（Peking Reformers Will Fight On），《每日電訊》文章標題為《一個推動中國前進的精明鄉巴佬》（Sophisticated Yokel Pushes China On），《觀察家》的評論題目則是《穿西裝的鄧的信徒》（Deng’s Disciple in a Lounge Suit）。

胡耀邦於9日與撒切爾夫人進行了正式會談。從英方公佈的會談記錄稿來看，佔用時間最長的是關於蘇聯問題的溝通，主要包括戈爾巴喬夫國內改革和外交政策調整，剛剛發生切爾諾爾貝利核電站事件，柬埔寨、阿富汗問題等等。胡耀邦批評蘇聯對改善中蘇關係毫無誠意，並且指出蘇聯如果不放棄軍事擴張主義，經濟改革是不會成功的，撒切爾對此表示贊同。這個時候，中國的周邊國際環境雖然有所改善，但是蘇聯製造的各種地緣衝突，依舊是主要外部威脅，所以胡耀邦訪英，除了加強雙邊關係之外，還顯示出中國與西方在對待蘇聯問題上的一些默契。

（胡耀邦出席撒切爾夫人的歡迎儀式及正式會談））

接下來胡耀邦和撒切爾對中國改革開放和中英關係交換了意見。胡耀邦坦誠表達了中方對英國的兩點不滿，一是英國在第三世界國家仍保留一些具有殖民主義色彩的政策，二是英方對臺灣問題的態度。撒切爾並未直接回應，而是說中英關係以後應該會變得更好。

此後二人就中英通訊光纜合作專案、核電合作專案、英國增加對華投資和貸款、中國利用倫敦債券市場發行國債等問題達成共識。會談後，胡耀邦和撒切爾簽署了開啟“中英友好獎學金專案”的協議，這個專案初始資金為3500萬英鎊，是改革初期最重要海外人才培養專案之一，從1987年至1997年共資助了1728名優秀青年學生前往英國留學。據筆者瞭解，資深媒體人張力奮，人類學家王銘銘，知名科學家潘復生、高福、黃大年（2024年國家功勳獲得者）等都是這個專案的受益者。

英國媒體高度發達，胡耀邦的這次訪問也是被高度曝光的一次外交行動。而胡耀邦也並不排斥與媒體的溝通，積極與英國各界互動，展示了中國領導人自信開放的一面。

6月11日，胡耀邦前往英國著名智庫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發表演講，題目是《認識中國未來動向的鑰匙》，這場活動是由前首相卡拉漢主持的。胡耀邦重點回應西方的兩個擔憂，一個是中國改革開放是不是權宜之計，二是中國的國際戰略，會不會與其他國家結盟。對於第一個問題，胡耀邦強調改革是符合人民利益的行為，必然有強大的持久動力，其次他強調中國未來要加強民主和法治建設，加強人民的監督力量，以確保改革在正確軌道上穩定進行。對於第二個問題，胡耀邦說，中國會永久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會走結盟路線，“結盟只會受制於人”、反受其害。

（胡耀邦在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的演講稿封面）

為了淡化中西意識形態差異，胡耀邦此次訪問特意沒有選擇去海德公園馬克思墓地獻花，而是改去馬克思撰寫資本論的大英圖書館參觀，大英圖書館館長說，很高興接待總書記來訪，您是我們接待過的第一位中國領導人。胡耀邦離開時，大英圖書館贈送了1215年的《大憲章》影印件等作為留念。

胡耀邦此外還選擇了前往莎士比亞故居和牛津大學訪問。他在莎士比亞故居前，盤腿而坐，主動與幾位中學生交談起來，這個舉動在當時引起英國媒體的轟動，被認為是中國領導人人性化的一面，此後也成為西方介紹胡耀邦時，高頻率使用的一張高照片，本文開始所提到的Cameron Pyke博士的夫人Tamsin即是當年與胡耀邦交談的學生之一。

在牛津大學，胡耀邦則受到了93歲的校長、前首相麥克米倫的熱烈歡迎，麥克米倫是老牌政治家，二戰期間就出任丘吉爾內閣的大臣，二戰後他再造了保守黨，促使了傳統保守主義向現代保守主義之變，而胡耀邦則是社會主義新舊之變的最重要推動者之一。兩人交流頗為熱烈，第二天年邁的麥克米倫又堅持赴倫敦出席胡耀邦的答謝宴，為他送行，數月後麥克米倫離世。

（胡耀邦參觀莎士比亞故居，及會見牛津大學中國留學生和訪問學者）

胡耀邦在即將結束訪問的時候，還在倫敦召開了記者招待會，回答了BBC、《金融時報》、香港亞視等媒體的提問。總之，胡耀邦對英國的訪問是非常成功的，展示一個現代領導人的素養，或者中國領導人嘗試用現代主流方式與世界接觸的努力。

雖然胡耀邦的表現並不是完美的，但是依據當時英國報紙，以及事後官方的內部總結來看，朝野對胡耀邦都是報以肯定、讚美的語言，認為這是一個可以值得接觸，推動中國發生進步的政治家。《觀察家報》在胡耀邦離開的時候，發表了《未來之星留下了他的印記》（Tomorrow’s Man Makes His Mark）來總結他的這次訪問。

撒切爾的文化部長Richard Ruce在陪同中國代表團參觀牛津大學後，用兩頁紙特別向首相報告了活動中對中國幾位領導人的觀感，他說胡耀邦是一位開明、善良、幽默、容易接觸的人。

餘緒

胡耀邦的這次英國及歐洲大陸三國之行，是否隨著出訪的結束，事情就此打上句號呢？依據筆者掌握的史料來看，這還有一個長長的漣漪。

就國內看，這深刻影響了中國領導層對世界局勢的判斷，以及國內政策的制訂。胡耀邦的歐洲四國之行，更堅定了中國高層對和平與發展是世界主題，以及中國可以與西方長期和平共處，完成現代化建設的信心。這一點反映在他與1986年7月20日就國際問題的講話中，他說，和平與發展是時代主題這個判斷是否準確呢？我1983到日本去一看，堅定了這個判斷；這次又到西歐去一看，更加深了我的印象，世界大戰短期內不會打起來。

這次歐洲訪問，胡耀邦與西方共產黨和社會黨進行了廣泛接觸，以及目睹了二戰結束後西歐國家社會結構和生產關係的新變革（用費孝通訪問歸來的感慨來講，這是一場“超級”頭腦風暴，“資本主義已經不是二戰前的那個模式了”，我們對西方社會的理解其實已經是“老黃曆了”），進一步堅定了社會主義要接納自由、民主、法治等人類共同價值的信心。他在義大利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演講就指出“社會主義在實踐中”，“沒有一成不變的模式”。

在回國後立即進行的十二屆六中全會《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起草中，胡耀邦特意堅持加上了“人類歷史上，在新興資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反對封建專制制度的鬥爭中，形成民主和自由、平等、博愛的觀念，是人類精神的一次大解放”，以及“高度民主是社會主義的偉大目標之一，也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在國家和社會生活中的重要體現”這兩句話。

胡耀邦的這次訪問，也進一步打開了中英交往的大門。1986年10月，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開始了她一生中惟一的訪華之旅，胡耀邦熱情迎接了女王，並且陪同她遊覽了中南海。

年底前首相卡拉漢和著名學者李約瑟也先後訪華。費孝通先生全程陪同了卡拉漢在中國的參觀，卡拉漢從北走到南，看到了中國東部沿海欣欣向榮的景象。費孝通返京後，給耀邦送來一個便條，大意是：卡拉漢說，之前西方對中國經濟改革是否會成功存在激烈討論，百聞不如一見，我現在對中國的未來深有信心。

關於李約瑟的最後一次中國之行，接待方中國科學院寫信給胡耀邦，說希望他能夠接見這位一輩子致力於中國科技史研究的86歲老人，並希望中央撥款12萬美元用來資助翻譯李約瑟的煌煌名著《中國科學技術史》。胡耀邦全部同意了中國科學院的請求，他與李約瑟在上海西郊賓館進行了會面，兩人的談話毫無拘束感，話題討論極其深入，從最近的紅山考古新發現，到大足石刻，從唐宋山水文學，到中西科技比較史，到治學方法論，諸多專業術語和古詩詞讓翻譯感覺很吃力，很難精確表達，不過這不影響兩人之間的心領神會。

（胡耀邦會見李約瑟）

1989年4月胡耀邦逝世，撒切爾夫人給中國政府發來一份充滿深情的弔唁函，第二年，屬於撒切爾的時代也結束。1994年，撒切爾香港“亞洲協會”邀請，做了一場關於香港未來和國際局勢的演講，撒切爾夫人再次回憶起她與胡耀邦等四位中國領導人交往的經歷，依舊念念不忘胡耀邦的“我的臉太紅了”這個段子。撒切爾說，雖然胡先生的臉是紅的，但是事實證明他依然是一個很好打交道的人。最後，撒切爾還感嘆江澤民的英語說的非常流利，甚至能大斷背誦莎士比亞的長詩。（再次感謝Cameron Pyke博士對本文的關鍵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