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臺劇發力有目共睹。
但評分天花板始終沒變——
《我們與惡的距離》。
六年前的第一部，重新整理了大眾對臺劇的認知。
而今年推出的續作，沿用原來的班底，也被賦以超高期待值。
誰知面世的過程卻波折重重。
先是疫情影響。
再是劇中演員孟耿如，因牽扯丈夫黃子佼的臺版「N號房」事件醜聞被抵制。
《與惡2》劇方只得應觀眾要求刪減其戲份。
數次定檔撤檔後，終於播出。
口碑雖然不算差，但跟前作比還是掉了一檔。
歷來神作難逃續集魔咒，這部難道也一樣？
來吧，看看咋回事——
《我們與惡的距離2》
續作翻車？
與第一部一樣，《與惡2》的故事也始於一樁無差別殺人案。
24歲男子胡冠駿，在一家超市外縱火，點燃一輛摩托車。
火勢蔓延，釀成5死12傷的悲劇。
犯罪者對罪行供認不諱，言行看似毫無悔意，引發眾怒。
不過，兩部的內容重點差異不小。
第一部聚焦犯罪過後，對眾多社會議題進行自檢與重建。
第二部的內容，算得上是對第一部的補充。
它嘗試回答了前作懸置的問題：是什麼造就了一個無差別殺人犯？
要回答這個問題難度極大，絕不是一句兩句說得清的。
第二部評分下跌的原因，也由此而來。
比如，人物關係龐雜，時間線跨度大。
縱火案背後涉及6個家庭、幾十個角色、前後20多年的糾葛。
內容細碎且每兩集變換一次時間節點，帶來混亂感，提升了理解難度。
十集的體量，很多人看到第四集才大概搞清楚人物關係。
更何況，劇集探討的問題也遠比第一部更具爭議：
「如果一個精神病人殺了人，我們到底該怎麼判他？」
這個問題，不僅司法界爭論多年，現實中也幾乎沒有共識。
因為它觸碰的是最根本的情感矛盾——理性與情感的衝突。
當一個人因為精神疾病殺人，是否意味著他就可以不受懲罰？
那受害者家庭的痛苦，又該由誰來償還？
正是這種議題本身的複雜性，使其幾乎是以一種自我挑戰的姿態，投入一場沒有標準答案的爭論之中。
也因如此，看完最後一集後，魚叔反而確信這部劇沒有爛尾。
我們仍能從貌似繁冗的故事裡，看到依然鋒利的「問題之刃」。
最核心的那把刀，正對準一個極其沉重的問題：
一個精神病患者，是如何成為殺人犯的？
一個精神病患者是如何成為殺人犯的？
此劇不是在為殺人犯辯護。
而是用幾乎令人窒息的情節，展示了胡冠駿成為兇手的全過程——
這個男孩，並非天生的惡人。
他自幼患有自閉、注意力障礙，無法集中精神，學習困難，交際能力差。
小時候無法專注畫畫、理解不了數學題。
因為難以管教，就被丟到外婆家。
長大後，又成為校園衝突的常客：
成績差、行為異常、和老師頂嘴、與同學無法相處……問題愈演愈烈。
父母本是中產階級，經濟無憂，也曾全力投入。
帶他看病吃藥、安排保姆、不停換學校。
但一次次復發、失控、校方和其他家長的投訴，讓他們從「無條件的愛」逐漸滑向「沉甸甸的責任感」。
他們徹底放棄了，認定生了一個惡童，轉而將重心放在了弟弟的身上。
劇中有一幕，胡冠駿又和同學起了衝突，被老師叫了家長。
原本並不是他的問題，他也極力解釋。
但因為他的「累累罪狀」，沒有人相信他的說法，所有人都將矛頭對準他。
父親也第一時間怒罵，「為什麼要搞這些麻煩？」
再後來被退學、被隔離，被送進醫院。
精神科的醫生很溫柔，少年法官也對他充滿耐心。
但在他眼中，那些善意背後，依然是一種區隔。
他感受到的不是「平等的照顧」，而是「被區別對待」的羞恥。
逐漸地，他學會了怎麼表面上當一個正常人。
裝出平靜、有禮貌、懂規則的樣子，好儘快離開醫院。
但真正的連線沒有建立，他始終是一個難以融入環境的異類。
成年後，他和父母漸漸斷絕聯絡，靠打零工謀生。
也曾嘗試「正常生活」。
交了女朋友，女友懷孕。
似乎命運開始鬆動。
可現實立刻反撲。
他在超市打工時，被同事排擠，被老闆無故辭退。
他沒有錢買藥、繳房租，基本生存都難以為繼。
恰逢女友懷孕，他找到關心他的醫師借錢，被拒絕。
找老闆也無果，找父親求助也被趕出門。
一氣之下，才放火燒了老闆的機車。
卻沒料，火勢迅速蔓延，整個超市都被燒。
超市裡的安全門因故障鎖死，裡面的人無法及時逃出，才釀成了人命。
受害者中，就包括那位始終關心他的少年法官和她年幼的孩子。
這場悲劇最殘酷之處在於，胡冠駿並非被徹底放棄過。
他曾被無數人試圖接住——但接住的人，不是系統，而是幾個「個體」。
他們曾用盡力氣託舉他，卻無法抵抗整個社會的不接納。
而胡冠駿自己，也未曾沒有努力過。
他的犯案，不只是他個人的崩塌，也是整個系統的失守。
在縱火案中喪生的少年法官及其女兒，恰是胡冠駿的精神科醫生。
失去妻女後，醫生也終於崩潰，甚至動了私刑復仇的念頭。
這是人之常情。
可這種情緒，面對「如何看待精神病人犯罪」這個問題，依然無法輕鬆作答。
能否避免一個精神病患成為殺人犯？
《與惡2》沒有輕易給出答案。
但它用「對照組」的方式，展示了一些可能性。
劇中那位少年法官，之所以在所有人都放棄「問題兒童」時，執著地堅持陪伴，嘗試感化。
是因為，她曾經也被認為是問題兒童，幾乎要被父親放棄。
但在她母親不懈的陪伴下，不僅順利長大，還成為一個相當優秀的少年法官。
還有另一個精神病患者角色，同樣因疾病導致家庭暴力。
在確診後積極接受治療，本已逐漸康復。
但在疫情期間，一次斷藥、加上社交隔離和恐慌情緒疊加，他病發並誤殺了一名法警。
最終他被判無罪，但要監禁看護，接受進一步治療。
經過治療，他也變成了一個溫和、負責的丈夫和父親。
可能有很多人都無法接受這樣的結局。
的確，現實中也有很多例子，每次一有殺人犯因精神疾病脫罪的新聞，都有大量反對聲。
因為這無疑挑戰了有罪必罰的常識性認知。
人們會覺得失去了安全感，為受害者家庭覺得不公，呼籲死刑，或終身監禁。
但，和上一部所表達的一樣，這部劇講述這些故事也是為了說明：
精神疾病不等於惡，防治系統的有效執行，才能真正預防、減少犯罪。
很多時候，人們對精神病患者的誤解與恐懼，遠比疾病本身更具破壞力。
每次患者失控，最先被指責的，往往是「為什麼要讓他在外面亂跑？」
可恰恰是這種標籤、區隔、排斥、懶政……
讓很多家庭不敢送孩子去看病，不敢公開尋求幫助。
很多人也因此不願意成為精神病醫生，導致人力不足。
這一切，反而都埋下了更危險的因子。
劇中也精準地揭示了另一種悲劇迴圈：
當一個患病父親入獄後，他們的孩子被推向社會邊緣，到哪都受盡白眼，為求生存也走向犯罪道路。
這條悲劇的鏈條下，是惡的再生產，更是社會系統的整體潰敗。
因而，當我們輕易地將「精神病殺人」歸結為「個人問題」。
實際上是在對整個公衛系統、司法制度、社會支援網路的失職視而不見。
此外，很多人無法接受殺人犯因精神問題脫罪，也是因為存在一個很大的誤解——
以為「因精神問題脫罪」就等於「免罰」，就是當庭釋放了事。
其實遠非如此。
他們往往要經歷長期的矯治與監管程式，家庭也要承擔相應的賠償。
很多罪犯重蹈覆轍，再次走上犯罪道路。
也是因為這方面的制度本身就殘缺不全，投入不足。
大多時候，人們只是為了避免這些複雜、繁瑣的工作，選擇用私刑、牢獄之苦了結。
但這部劇最後，也發出追問：死刑真的能夠救贖嗎？
結尾，胡冠駿被判死刑。
在很多觀眾看來，這可能是唯一能安慰受害者的方式。
但劇中角色卻一針見血地指出，他到最後也沒有求饒，沒有因此痛苦。
甚至有人發現，他故意擺出冷血、玩世不恭的態度，似乎就像是在期待死刑。
對他而言，疾病所伴隨的自毀性傾向一直沒能根治。
在這種情況下，死刑對他而言，就是解脫、是了結。
而這，恰恰讓懲罰本身失去了意義。
所以，我們到底該怎麼做？
《與惡2》在結尾留下一連串擲地有聲的問題。
我們真有能力，讓每一個精神疾病患者，都能在犯案前被接住嗎？
我們有足夠的資源、法律與社會機制，避免「下一個胡冠駿」嗎？
在死刑之外，我們是否能構建出真正的公共安全體系？
……
這都比判一個人死，更復雜，更難，也更重要。
這部寫滿了希望和絕望的劇，並不治癒，也沒有提供答案。
但魚叔認為它沒有爛尾，是因為它確實完成了大部分華語劇都沒能做到的事：
真正地直面惡的根源，並追問我們社會能否承受救贖的代價。
而在這個問題被回答之前。
我們與惡的距離，仍舊並不遙遠。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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