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5月15日，周光召八十華誕研討會上，周光召發言。（侯藝兵攝）
導讀：
周光召先生今年8月逝世以後，報紙、網路上的回憶紀念文章很多。他對我國科學技術以及國防科技的貢獻早有公論，他的學問和人品更是常人難以企及。提筆寫這位科學泰斗非我所能，也無資格。不過，朋友說我手裡有不少周光召的照片，至少拍攝過程總有些細節可以寫寫。的確，我在40年前就認識了周光召先生，以後又在多種場合給他拍照，不經意中竟留下了先生不同時期的許多影像。鏡頭拉近了科學家與普通人之間的距離，我可以從一個攝影人的角度，談談與周光召的接觸，談談他給我留下的印象。
中國科學家的典範——追思我最尊敬的周光召先生 | 朱邦芬
侯藝兵 | 撰文
二機部北京第九研究所在1958年成立，1964年更名為二機部第九研究設計院，九所成為九院下屬的理論部。以後無論叫解放軍第九研究院，還是二機部第九研究院，理論部就叫九所。1985年更名為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九所也更名為北京應用物理與計算數學研究所。我第一次給周光召拍照是在1984年5月，他當時已經離開九院九所，調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我沒有在中國科學院而是在北京九所的辦公樓拍攝。當時他55歲，正值年富力強，坐在辦公桌前，睿智的目光投向窗外。這裡是海淀區花園路6號院，他在這個院子裡工作了近20年，把一生最富於創造力的歲月獻給了國防科研事業。
來二機部九院之前，周光召在蘇聯杜布納聯合原子核研究所從事高能物理學研究，發表了多篇在基本粒子理論研究方面有影響的論文。瞭解到中國發展核武器的緊迫性和重要性，1961年2月，他主動請纓回國，投身核武器研製隊伍。
回國後，周光召放棄做了多年的基礎理論研究，改行從事核武器理論研究，參加領導爆炸物理、輻射流體力學、高溫高壓物理、技術力學等研究，經歷了中國核武器從無到有、從有到精、從小型化到裝備部隊的全過程。周光召把全部精力放在科研上，原子彈、氫彈理論設計，一代核武器裝備部隊，二代核武器研製，凡是最困難的階段，總有他帶頭攻關的身影。
周光召先生先後擔任九院理論部第一副主任、九所所長，後來雖然離開了九院九所，但時時惦記著老同事，常常回來看望大家。九所的人見面都稱他“老周”，從不叫他職務。
1984年5月，北京花園路6號院辦公室。（侯藝兵攝）
我調來九所後，聽了不少有關周光召的故事。他提出的“最大功原理”不但一錘定音，敲定了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的理論模型，而且與鄧稼先一起，將核武器理論研究隊伍領上實事求是、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的科研軌道。他有非凡的戰略眼光和組織管理才能，為原子彈、氫彈、中子彈理論突破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他能夠把具體任務和各個學科掛起鉤來，然後找到學科和任務之間最密切的關鍵點，把它弄清楚以後，帶著大家一起研究。他親自編寫教材，要求年輕人鑽研業務，苦練基本功，激勵年輕人奮勇上進……這些故事一直被老同志講述。
1966年12月，周光召帶隊赴新疆羅布泊參加氫彈原理試驗。為了確保拿到準確的試驗資料，他和于敏住進距離鐵塔幾百米的帳篷，坐在地鋪上，用計算尺、手搖計算機反覆推敲理論預估的資料，隨時解決核測試過程中出現的問題。12月28日，氫彈原理試驗爆炸成功，回到馬蘭基地招待所，門口圍滿了參試人員，大家都想一睹周光召、于敏的容貌，親眼見一見兩位才華橫溢的科學家。由於保密的緣故，周光召在北京理論部組織科研攻關，到青海221廠指導產品加工，奔赴新疆羅布泊參加核爆試驗，都沒有留下任何照片。八一電影製片廠在拍攝核武器研製、試驗的紀錄片時，按照規定鏡頭不能對準九院的科學家，只能遠遠地拍背影。前後一共19年，周光召沒有留下一張工作照片，雖然可以理解，但不得不說是個遺憾。
1969年，中蘇邊境局勢緊張，全國進入高度備戰狀態，九所搬遷“三線”成了迫在眉睫的任務。作為九所常務副所長，周光召親自主持大搬遷工作。幾百名職工和家屬，每家分幾個木箱裝行李和生活用品。11月25日，周光召帶領大夥兒乘坐一列悶罐火車離開北京，其中一節硬座車廂，讓老人和帶小孩的人乘坐，其餘職工，男女分開一律乘坐悶罐車廂。經過四天三夜的顛簸到達四川綿陽，然後又乘汽車輾轉山路3個小時，最後在梓潼縣潼江邊的曹家溝安頓下來。剛去時宿舍樓沒有蓋好，職工和家屬擠在行政辦公樓，周光召帶著女兒和大家一起住辦公樓。
曹家溝不具備起碼的科研條件，不能開展工作，周光召意識到，這樣下去無法完成國家交給的試驗任務。為了不影響核武器研製程序，只好將戶口留在四川，科研人員出差回北京，利用中國科學院的計算機上機算題。於是，九所的雙職工，女的留下照顧孩子，男的和單職工出差。可北京的戶口沒了，住房沒了，只能住集體宿舍、筒子樓。周光召和大家一起出差，一起在集體食堂吃飯。
當時，科研工作不斷受到政治運動的衝擊。擔任九所所長的周光召團結全體職工，頂著壓力，一邊堅持搞科研，一邊爭取上級理解和支援，克服常年出差的種種不便和困難，完成了多項型號的研製任務，為第一代核武器裝備部隊做出了重大貢獻。
周光召調到中國科學院後，很長一段時間仍住在花園路塔院5號樓，50多平方米的兩居室。我曾去過那裡，室內就是沙發、幾件公家配給的簡單傢俱，與九所職工家庭沒有什麼兩樣。他剛調科學院時，家裡甚至沒有安電話。電視上看到的他西裝革履，其實先生一點都不愛打扮，穿著很不講究。因為花粉過敏，他經常戴著口罩上班。上下班一個人總愛低頭走路，邊走邊沉思。
據九所老同志回憶，周光召夫婦生活極其簡單。到了飯點，到食堂打點饅頭、米飯回去，自己用菠菜打個雞蛋，就是菠菜雞蛋湯，放個西紅柿就是西紅柿雞蛋湯。平時，一個禮拜去趟王府井，買些天福號醬肘子、醬牛肉等熟食，回家切幾片，再做個湯就是一頓正餐。周光召對物質要求很低，他不在乎房子的大小，更不會為吃飯那點事兒操心，好節省下時間看書。他的夫人鄭愛琴原來學化學，為了支援周光召的工作，她放棄自己的專業調入九所，發揮英語好的優勢，專門做科技情報調研工作，成了周光召的賢內助。
周先生說話慢條斯理，聲音不高，語調不急不緩，話不多但句句中肯。他唯一的運動就是喜歡打乒乓球。常年和他打球的同志都是科研骨幹，他們邊打球邊切磋工作。周光召才華出眾，平時很嚴肅，也有人怕他。聽老同志講，周先生安排的課題比較難，但他指導得很細。課題完成後，無論多忙，他都親自聽報告，一個人一個人地考核點評，讓年輕科研人員有壓力，成長快。如果你在工作中出現了差錯，他會毫不留情地批評。但是當你的工作做出一點成績，他會帶著發自內心的微笑，拍著你的肩膀，鼓勵你繼續努力下去。
除了嚴厲外，周光召也有溫柔的一面。所裡有同志去青海221基地出差，在外單位工作的愛人生孩子，他會主動前去看望，並送去一塊臘肉。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期，這可是不菲的“禮物”。有科研人員的親人去世，他會詢問需不需要用錢，甚至掏出錢主動支援。從這些故事中，我們可以看到周光召富有人情味的個性。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我開始採訪、拍攝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在錢三強先生的叮囑下，我由原計劃只拍攝100位學部委員，改為拍攝當時健在的全體學部委員。
1992年1月21日，我如約來到三里河中國科學院院長辦公室為周光召先生拍照。他正在伏案工作，見我進來，說的第一句話是：“這是一項大工程，300位學部委員，你能拍完嗎？”我說，試試看，努力完成。先生說出第二句話：“有困難找學部，我跟他們打了招呼。”說完又埋頭看檔案，那專注的神情，讓我不好意思打擾或請他抬頭對著相機。但先生總是低頭，無法拍出好的畫面。過了一會兒，科學院秘書長敲門進來彙報工作，周先生並沒有讓我回避，只是從辦公桌走到沙發前坐下，認真聆聽彙報。機會來了，我趕緊調整相機，捕捉到了我想要的鏡頭。
1994年，我終於完成了分別在1955年、1957年和1980年當選的所有健在的學部委員的拍攝，中國科學院學部辦公室鼎力支援出版。周光召欣然為即將出版的《院士風采》寫序。在序言中，他沒有過多地表彰科學家的貢獻，而是濃墨重彩地寫道：
……
愛因斯坦在評價居里夫人時說過，第一流人物對於時代和歷史程序的意義，尤其是在道德品質方面，也許比單純的才智成就方面還要大。老一輩院士大多數是我國現代科學技術的開拓者和新中國科技事業的奠基人。他們不僅透過自身的研究成果，而且透過其在科學界的活動而影響他人，甚至一個科學領域。院士們的品德、學風和獻身精神在科學界堪稱楷模，受到社會各界的尊敬。
周光召把科學家的道德品質放在第一位，頗有深意。編輯《院士風采》時，將近300位學部委員如何排序，是我遇到的一個難題。按姓氏筆畫，著名的“三錢”，因為筆畫多自然排在後面；按學科順序，仍避不開誰前誰後，怎麼辦？大家想出一個辦法，按年齡大小排，年長的在前面。為此，我專門到年齡最小的楊樂先生家（當選院士時41歲）告知這個排序，徵求他的意見。我清楚地記著，楊先生雙手舉過頭說：“我沒有意見，排在前面的是我的老師，甚至我老師的老師，我雙手贊成。”有楊先生的態度，我徹底放心了。周光召在序言裡這樣寫：“尊老敬賢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從畫冊的排序中不難看到編者的獨到匠心。”這篇序樸實真摯，被多家報刊引用。《院士風采》1995年出版，1996年獲得第十屆中國圖書獎。
此後，我在多個場合拍攝過周先生。比較重要的像2007年12月7日，楊振寧著《曙光集》新書釋出會在北京三聯書店舉辦，我在現場捕捉到楊振寧給周光召簽名贈書的瞬間。另外，2005年1月18日和2008年7月16日，周光召兩次回到九所做學術報告。第一次講《創造性和知識管理》，希望年輕人有遠大抱負，擴大研究視野，有意識地與人文學科融合。第二次講《DNA雙螺旋結構發現過程》，說明交叉學科對科學發現和技術創新的重要性。做報告時，他語調平緩，一字一句，很少有手勢動作，我一次次拿起相機，捕捉先生神采奕奕的鏡頭。
2007年12月7日，楊振寧《曙光集》新書釋出會，楊振寧給周光召簽名贈書。（侯藝兵攝）
2008年7月16日，周光召到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講《DNA雙螺旋結構發現過程》。（侯藝兵攝）
在上個世紀末，周光召寫過一篇《大協作和科學精神是成功的關鍵》的文章，特別指出“兩彈一星”的成功，是全國大協作的結果：
那時能達到這樣一種大協作的狀態與有一個統一的指揮有關係。在那種環境中工作，沒有人會太重視個人，因為這是那麼多人工作的結果。而且每個人負責一個方面，每一個方面，每一個部件都不能出問題。每個人都是兢兢業業、忠於職守，所以你會覺得你就是這些人中的一員。所以每次談到這裡，我都會說，我只是其中的一員。我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2009年5月15日，正值周光召八十華誕，中國科學院理論物理所和北京應用物理與計算數學所聯合舉辦周光召從事物理工作55週年學術思想與科學精神研討會，300多人匯聚一堂，有不少重要嘉賓出席，楊振寧夫婦到會，李政道發來賀信。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中國科學技術協會的領導致辭，楊振寧、徐冠華、黃祖洽、杜祥琬院士先後發言。
2009年5月15日，周光召八十華誕研討會上，周光召發言。（侯藝兵攝）
周光召最後登上講臺，沒有講稿，娓娓道來。此刻，先生回顧自己的過去時一定想起很多——在原子彈、氫彈理論設計時開展學術民主大討論、在新疆羅布泊帳篷裡為核爆作最後一次精確計算、和九所職工坐悶罐車到西南大山安家的過程、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崢嶸歲月，這一切都凝結成下面幾句話：中國核武器研製隊伍有十萬之眾，我不過是十萬分之一！
然後，周光召飽含深情地講了一段往事。他說，我這一生中間最好的時光是在九所度過的，那個單位的同志教給我很多東西。我非常喜歡那個時候的學術環境，沒有權威意識，沒有個人打算，完全追求科研規律性，是實事求是的討論。在特殊的年代我受到衝擊，成了批判物件，感到茫然，許多人避而不見。九所幾個年輕同志不顧自身安危，在大字報滿天飛的情況下，上門到家裡看我、鼓勵我，使我振作起來，在那麼複雜、困難的條件下，堅持完成氫彈設計和國家試驗任務。他們幾個人在九所默默無聞，也不是業務尖子，比如李茂生、劉成安、李懷智，還有孫慶和，我從他們身上學到了很多東西，我始終記得他們。在座聆聽的九所老同志，有人當場流下眼淚。
他還講了在中國科學院、中國科協工作時，得到了許多老科學家的支援，甚至提到一位幫助搬家的司機師傅。在半個小時發言中，周先生反覆說他這一生從別人那裡學到了很多東西，強調學會尊重所有的人，學會與人協作，卻很少提及自己。
周光召始終沒有忘記當年一同攻關的戰友和同事，我在現場拍照時也深受感染。
研討會議結束後，大家相約與周光召、鄭愛琴夫婦合影留念，我跑前跑後拍個不停。沒有想到，趁人少的時候，先生主動招呼說，我們也合個影吧？我趕緊拉上理論物理所攝影師劉偉，與周先生一起拍了一張值得永遠紀念的合影。這也是我最後一次給他拍照。此後不久，周光召因病住院，再也無緣與他見面了。
充滿人格魅力的周光召先生在科學界有口皆碑，但對一個普通攝影人的關愛，一般人恐怕不知道。他胸懷寬廣，溫厚待人，嚴於律己，有中國知識分子的君子之風。楊振寧說他是“一個完美的儒家思想踐行者”。先生之風，潤人心扉；先生之德，福澤後人。我對先生充滿感激，他讓我親身感受到一個科學家的品格和真誠。
2024年11月3日
作者簡介：
侯藝兵，北京應用物理與計算數學研究所退休職工。
宣告：原文2024年12月13日首發於微信公眾號“中華讀書報”，賽先生獲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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