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安妮·雷馬特
長期以來，學者一直使用微觀方法分析家庭成員如何在帶薪工作和無薪工作之間分配時間。這種方法解釋了家庭-工作安排涉及的許多方面，但往往忽略了產生這些安排的制度背景。在進行家庭-工作模式的跨國差異分析時，要考慮整體的制度背景，而主要探討國家、市場和家庭的相互影響，以及廣泛的制度因素的性別福利體制方法恰恰考慮了這一背景。實際上，學者們已經明確指出，福利體制型別是解釋勞動參與率（特別是女性的勞動參與率）的核心。值得一提的是，能夠提供關係民生方方面面照料服務的福利國家，有望實現更高的女性就業率。
性別福利體制型別學（typologies）正是立足於照料活動和帶薪工作之間的關係而建立的，因此界定特定的性別福利體制對理解上述關係尤為重要。
性別福利體制分析方法是根據Esping-Andersen的福利體制理論發展而來的，該理論將福利體制分為三類：自由主義、保守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該分類是建立在去商品化指標（社會保障系統能在多大程度上防止人們依賴市場）和社會分層指標（社會保障系統產生或減少不平等的能力）的基礎上。女權主義者認為Esping-Andersen的分類未充分考慮性別因素，並提出了一些批評意見。
女權主義者展開的第一種批評與“無性別”的去商品化概念有關。福利的作用是使人們減少對市場的依賴，以確保擁有謀生手段和保持適當的生活水平。然而，正如女權主義者所主張的那樣，女性賦權是為了減少女性對傳統男性養家模式的依賴，以提高她們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可能性。
第二種批評主要是認為Esping-Andersen的福利體制未將女性和家庭成員視為福利提供者。家庭成員中，尤其是女性，既因為無償照料家庭而成為社會保障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有償專業醫療和社會護理服務的重要組成部分。
第三種批評的聲音認為性別本身就是一種社會分層形式。勞動的性別分工（無論是有償工作還是無償工作或者是勞動市場內部）本身就導致了不平等，且在各國都或多或少地存在。
Esping-Andersen提出了“去家庭化”的概念來回應這些批評。可以這樣理解“去家庭化”：以前可以在家庭範圍內處理的事務（主要由女性負責），現在可以以有償工作的形式在家庭之外來實現。在此意義上，它指的是照料活動的“外部化”。
在此基礎上，我們提出了與不同的去家庭化程度相關的基於無償照料和有償工作的勞動性別分工模式。
最初，性別福利體制研究依據各國對男性養家模式的責任分工來進行區分，這種模式的典型理想形式是“被排除在勞動市場之外的已婚女性，在社會保障和稅收方面從屬於丈夫，並被期望在沒有公共支援的情況下在家裡承擔照料（孩子和其他被撫養人）的責任”。這種模式在整個歐洲正在失去發展活力，甚至在一些歐洲國家早已銷聲匿跡。
委託照料的雙職工模式鮮明地凸顯了與女性就業有關的有償照料服務問題。大多數歐洲福利國家的政策制定者現在都在推廣這種模式，即所有成年人，無論男女老幼，無論有無子女，只要工作都應該獲得報酬，這契合了提高女性勞動參與率和積極的勞動政策。然而，從性別平等（尤其是女性就業）的角度來看，這種模式的首要條件是照料服務正規，可得且家庭負擔得起，並且不會在勞動市場上造成新形式的性別隔離。大多數國家都無法同時滿足這兩個條件。
事實上，雙職工模式假定正規勞動部門可以負起照料的責任（採用委託照料方式，由市場、國家或者二者結合提供照料服務）。但在大多數工業化國家，正規、可得和可負擔的兒童保育、老年護理、殘疾或患病兒童照料以及成年人照料的權利和機會往往得不到充分保障。此外，由於這些活動相對複雜和社會照料需求的不斷變化，實現所有種類照料活動的去家庭化也是不現實的。
全職工作和兼職照料相結合的方式恰恰體現了雙職工模式和男性養家模式的巧妙融合。值得一提的是荷蘭政府推動了“組合模式”的發展，旨在將有償工作和無償照料結合起來，其中無償照料工作由夫妻均攤，夫妻二人都可做兼職工作以獲得報酬。事實上，這種組合模式實施的結果就形成了“一個半收入者社會”，其中男性主要是全職工作，女性則在照料家庭的同時從事有償的兼職工作。一些學者認為，這種模式只是對男性養家模式的有限修正而非改變，因為它很難保證女性享有充分的財務自主權，也未從根本上改變性別關係。
對於單身父母，尤其是單身母親，如何平衡工作和家庭之間的關係是一個嚴峻的問題。各國在勞動市場參與方面存在重大差異。一些社會政策有利於單身母親退出勞動市場並全身心照顧家庭（透過提供無工作能力或經濟狀況證明），而其他社會政策則促進單身母親的就業（提供可獲得的兒童照料或兒童保育補貼）。近年來，在逐漸興起的“成人職工家庭”和積極的勞動市場政策兩種模式中，後一種模式更受青睞，而有償工作則被視為單身母親有效擺脫貧困風險的最佳途徑。
最後，雙職工-雙照料者模式是雙職工委託照料模式的一種替代方案，這需要夫妻雙方更平等地分擔工作和照料責任。Pascall和Lewis提出了“兩個四分之三收入者”模式，從就業的角度來看，能夠促進性別平等，並強調家庭照料的必要性。然而，家庭中夫妻雙方承擔照料責任存在的長期不平等，阻礙了“基於性別平等的成人職工家庭”的興起。一般來說，女性往往既要承擔照料職責還要工作，近年來她們的照料職責略有減輕，但在大多數西方國家，儘管男性工作時間減少了，其照料職責卻只是略有增加。因此，從某種程度上說，基於時間平等的雙職工-雙照料者模式尚未形成，這種模式在大多數歐洲國家未流行開來，甚至在最年輕一代的家庭中也未普及。
性別福利體制分析方法對去家庭化和勞動的性別分工理論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為理解福利國家、家庭-工作模式、正規照料服務和女性就業之間的關係提供了強大的分析工具（見表）。
性別福利體制分析方法認為，福利國家及其制度安排將有利於家庭-工作模式的構建。社會民主主義國家的女性就業率往往更高，主要源於照料活動很大程度上不再侷限於家庭。事實上，社會民主主義國家為雙職工家庭提供了較大的支援，提供廣泛的公共照料服務。自由主義國家女性就業率預計達到中等水平，這主要是因為照料活動的去家庭化是透過市場進行的，只有工資收入較高的雙職工家庭才能負擔得起委託照料成本。自由主義國家還鼓勵女性在照料服務部門從事低薪和兼職工作，因此女性兼職就業會使其就業率更高。儘管社會民主主義國家和自由主義國家不同，但在促進就業率提高（尤其是女性就業率提高）方面是一致的。這些國家開闢了促進女性就業增長的兩條道路。第一條，自由主義道路，依賴私人服務部門提供更多的低薪工作；第二條，社會民主主義道路，由政府提供更多的就業崗位和公共部門就業的高增長。
相比之下，在去家庭化程度較低的國家，如南歐國家，男性養家觀念仍然根深蒂固，女性的就業率始終不高。缺乏正規且負擔得起的照料服務會導致女性就業水平低下，從而在雙職工模式和男性養家模式之間發生兩極分化。一些去家庭化程度較低的國家正偏離該模式。在這種情況下，非正式的家庭照料模式（如祖輩照料孫輩）可以彌補正規照料服務的不足，並促進女性就業。
保守主義國家（如歐洲大陸國家）女性就業處於中等水平，而且一些國家繼續利用與創收相關的福利政策支援男性養家模式。“一個半收入者”家庭更有代表性，並逐漸成為常態。兼職工作可以使女性兼顧工作和家庭，可視為男性養家模式的一個變體。
總體來說，用女性就業水平來解釋工作-家庭安排更合乎邏輯，因為雙親家庭中的父親仍然主要是全職工作。在歐盟的15個國家中，只有不到15%的家庭在一個半收入者、雙職工或男性養家模式之外。
由此可見，工作-家庭模式的主要變化是由女性的勞動參與（就業或不就業、全職或兼職）驅動的，這是福利制度影響女性的一個關鍵指標。此外，女性就業與家庭決定因素（特別是子女的數量）和照料責任實現外部化的可能性有關。
（本文摘自《生育、人口與教育投資》；編輯：許瑤）
責編 | 張雨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