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描述歷史事實，不帶任何立場。
（一）陶鑄與中央文革的矛盾衝突
陶鑄在1966年5月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後，調任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兼中宣部長。同年8月八屆十一中全會上進入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任中央文革小組顧問。他進入角色後便對陳伯達的一些講話有看法，並在會上直接批評了他。而陳伯達也喜歡挑陶鑄的毛病，似乎從一開始就不對付。二人漸漸地關係就不好了，有點“針尖對麥芒”的味道。
隨著文革運動的發展，陶鑄在派工作組問題上傾向於劉少奇、鄧小平。他公開說鄧小平是他的老師，他就是要拜鄧小平為師。據說，林彪都很忌諱這個說法。江青有一次說，陶鑄自稱是林彪的部下（他曾是四野政治部主任），怎麼去拜鄧小平為師。再說鄧小平的文化比他低啊，他拜鄧什麼啊？——初看起來，其中有一些歷史上的山頭在作怪。
後來，陶鑄又和江青發生分歧，二人彼此意見頗多。
據戚本禹所說，在文革小組的人看來，陶鑄位高權重，資格老，講究輩分，在他眼裡毛主席、周總理、朱德是老一輩的，他和林彪、陳雲、鄧小平是一輩的，江青比他小一輩都不止，所以他和江青發生矛盾就不好解決了。而且他有理論，什麼都能說出個道道來，陳伯達、江青也拿他沒辦法。
第一個矛盾衝突點是是否保老幹部。陶鑄堅決支援王任重、劉志堅，力保兩廣、兩湖的幹部。在這個問題上陶鑄與中央文革小組的立場和態度不一樣。文革小組的其他人就說他們三個（一個顧問、兩個副組長）與文革小組唱反調。江青則說他是最大的“保皇派”。
第二個矛盾衝突點是“換頭像”。1966年國慶節，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接見紅衛兵，身邊沒有鄧小平，可是報紙上登出來的照片，鄧小平出現在毛主席身邊，那個位置原本是陳毅的。這件事被新華社曝出來，拿到中央會議上。在懷仁堂開會時，陳毅發了脾氣，還罵了人，說“把我的腦袋都給割了”。事情鬧得很大，當事人都很尷尬。
第三個矛盾衝突點是如何對待工礦企業搞“文革”？這個問題當時爭論很大。1966年11月16日，中央召開全國工交座談會，討論陳伯達起草的《關於工廠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條指示》（草案）。“十二條”指出工人群眾起來進行文化大革命“好得很”，是大勢所趨。但在陶鑄主持下，基本否定了“十二條”，由余秋裡、谷木牽頭起草了《工交企業進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規定》（簡稱“十五條”），要求工礦企業的文化大革命仍然按照“四清”部署進行，不搞“四大”，不搞串聯，堅持八小時生產。與“十二條”針鋒相對。
中央文革小組認為，光靠紅衛兵不行，文革能不能搞好就看工人階級能不能行動起來。工交戰線是決定文革成敗的生死戰場。
事情彙報到毛主席那裡，毛主席否定了“十五條”，讓谷牧帶人去各大城市調研，聽取兩派工人意見。後來周總理主持和中央文革小組一起坐下來討論，以“十二條”為基礎，起草了《抓革命、促生產的八條意見》，後來補充為十條。林彪主持中央常委會討論“十條”，他批評工交座談會開得不好，指出文化大革命“勢不可擋”，革命不是要剎車，而是要擴大，要讓這場革命席捲每個領域。
但是誰都知道，生產是一刻都不能停頓的，否則社會就會維持不下去。中央文革小組也知道他們管不好生產。所以毛主席要周總理管理生產和經濟，要中央文革和總理配合好。
工交座談會是文革的重要轉折點，即由紅衛兵為主轉變成工人階級為主力軍的運動。而這成為陶鑄與中央文革矛盾衝突的焦點。在這個問題上，毛主席支援了中央文革。
這之後陶鑄與中央文革的矛盾就公開化了。
第四個矛盾衝突點是“貼大字報”事件。1966年12月中旬，人民教育出版社5個同事貼了陶鑄大字報，但都被打成反革命，透過關係寫了份申訴信。同年12月20日，戚本禹寫了封回信，指出可以給陶鑄寫大字報，反對把寫大字報的說成“反革命”。這封信沒經過陳伯達、江青看過就發出去了，又被紅衛兵小報登出去了。隨後，陳伯達公開提出要打倒陶鑄，江青也跟著附和。戚本禹這封信被看作是打倒陶鑄的訊號，陳伯達、江青與陶鑄的矛盾表面化了。
（二）陳伯達發難遭毛主席嚴厲批評
隨著陶鑄與中央文革的矛盾表面化，在一次接見揪鬥王任重的學生造反派的會上，陶鑄與陳伯達、江青當面爆發衝突。於是，陳伯達在1966年12月27日、28日周總理主持的會上說陶鑄與劉少奇、鄧小平是一夥的，是陶“二世”（劉少奇是“一世”），把陶鑄列為走資派。江青也跟著說要打倒陶鑄。這件事告到毛主席那裡。12月29日，毛主席主持會議批評了陳伯達、江青。
但1967年1月4日，陳伯達、康生、江青接見“武漢赴廣州專揪王任重造反兵團”時，陳伯達、江青公開講話批評陶鑄。1月5日，他們的講話被印成傳單到處散發，大街上貼滿了“打倒陶鑄”的大標語。
2月6日、10日，毛主席兩次在會上批評陳伯達、江青針對陶鑄的講話。毛主席說，陳伯達你這是“一個政治局常委要打倒另一個政治局常委”，是“突然襲擊”。你過去老在我和劉少奇之間投機。陶鑄在廬山表現比你好，你還動搖呢！江青你自以為是，目中無人。打倒陶鑄就是你們兩個人乾的，你們要好好檢討！批評很嚴厲。陳伯達回釣魚臺後為這事大哭，喊著要自殺。
毛主席說：“一個禮拜之內，中央文革小組自己開會對陳伯達、江青進行批評”。還說：“要是你們中央文革沒人敢批評他們，那我就自己找人來批評”。戚本禹在回憶錄說，主席當時的意思是，陶鑄是八屆十一中全會選舉的新領導，有不同意見可以提，但不能動不動就打倒。他聽周總理說，當時陶鑄對毛主席很感激，他反過來還為陳伯達、江青說情，希望主席不要生氣，也不要叫陳伯達和江青再檢討了。
按照毛主席指示，中央文革專門開了一個會，陳、江二人在會上做了檢討，大家也對二人進行了批評。康生當時用一個典故批評陳伯達，說你自稱是“小小老百姓”，其實是譁眾取寵。
（三）姚文元《評陶鑄的兩本書》和陶鑄被打倒
在之前的1月8日，，毛主席在一次中央會議上說陶鑄是鄧小平介紹到中央來的，這個人不老實。陶鑄夫人曾志對此話有疑問，曾寫信問毛主席，毛主席未作答覆。這話是真是假，說不清楚了。
雖然毛主席批評了陳伯達、江青，但後來陳、江二人再次提出要打倒陶鑄時，毛主席沒有講話，實際上不再保他了。不久以後。中央就批准對陶鑄進行審查了。
1967年9月，《人民日報》發表了署名姚文元的文章《評陶鑄的兩本書》——一本是陶鑄的《理想·情操·精神生活》，一本是陶鑄的《思想·感情·文采》。姚文元穿鑿附會，無根據散佈陶鑄在南京監獄期間曾向蔣介石求情，並自稱“學生”（陶鑄為黃埔軍校第五期畢業）。在文中，姚文元一連提出數十餘種罪名，其中包括：“漏網的大右派”、“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忠實的執行者和宣傳者”、“資產階級的忠實代理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混進來的反革命兩面派”、“赫魯曉夫式的野心家”、“篡黨的陰謀家”、“南霸天”等。
姚文元的文章發表之後不久，時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顧問的陶鑄即被打倒。
文革期間，大凡兩報一刊（《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發表批誰誰的文章，誰誰就會被打倒。
《人民日報》發表姚文元的《評陶鑄的兩本書》就是打倒陶鑄的政治訊號。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為陶鑄冤案平反。1978年12月24日，中央為陶鑄舉行追悼大會，陳雲致悼詞，稱其一生是鞠躬盡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一生，是人們永遠學習的楷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