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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今天，全球南方的“群體性崛起”已然構成了世界政治經濟秩序中無法忽視的變革力量，我們迫切需要拓展新的學術話語空間以作回應。即將召開的“全球南方學術論壇(2024)”以“全球南方與世界現代化”為主題，希望加強全球南方之間的團結、交流與合作。在去年的論壇上，《文化縱橫》雜誌社社長楊平針對“傳播，為了團結”（Communication as Solidarity）的主題，發表了題為《高舉發展的旗幟，推動全球南方的國際傳播事業》的演講。
他認為，單純的傳播事業並不存在，其背後必然存在著特定的政治經濟結構。而南方國家媒體從事的是“被壓迫者的傳播事業”。他指出，自由主義的普遍價值觀依然強大，南方國家需要找到新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來支撐自身的傳播事業。當前，這種價值觀便是“發展”。對於南方國家而言，發展不僅具有經濟意義，更具有政治意義，它關乎社會平等、人民權利和國家獨立。拉美國家的現狀說明了，發展首先是一個政治問題，如果不解決平等和環境等問題，發展就無法正常推進。
戰後70年來，國際上出現了三種發展模式，分別是現代化理論、國際經濟新秩序和新自由主義。這些模式均不同程度地失效了，而中國的現代化道路則彰顯出啟示意義。中國式現代化具有三個非常重要的特徵：以革命方式開啟工業化，以計劃經濟公有制進行工業化初期積累，以及在工業化積累完成之後探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的發展道路首先是政治的，然後才是經濟的和社會的。
他認為，中國式現代化正在為國際發展帶來巨大推動力。當前的任務在於，將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總結上升為更具有普遍意義的國際發展理論。他進而指出，全球南方國家應高舉發展的旗幟，這會比60年代提出的反帝反殖在當下更有號召力。
本文為作者在“全球南方國際傳播論壇（2023）”上的演講，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參考。
感謝華東師範大學、感謝三大洲社會研究所、感謝主持人，今天有機會跟全球南方傳播論壇的朋友進行交流。
我從事的工作是負責一個學術性期刊，叫《文化縱橫》。期刊在2008年創辦，迄今15年。目前紙刊的發行量在1萬冊左右，在中國的學術性期刊裡，1萬冊可能還是一個不小的數量。但是，我們的網上閱讀的讀者——也就是我們的粉絲——有320萬。2022年閱讀《文化縱橫》的讀者的次數是5億4千萬。所以，雜誌的網際網路影響非常強。
今天來討論的是全球南方的傳播事業。大家從技術的、從霸權的、從話語構造的、還有從本地化各個角度，來討論南方國家的媒體怎樣能夠確立自己的影響力。那麼我今天想討論的是價值和意識形態與媒體的關係。因為從來就不存在單純的傳播事業。每一個傳播都是跟價值偏好緊密相關的。傳播的背後必然存在著政治經濟結構。像美國的媒體，我注意到就是他們基本上都是資本控制。背後沒有政治經濟結構的媒體是沒有的。
在座的是南方國家媒體，南方國家媒體所從事的應該是被壓迫者的傳播事業。被壓迫者的傳播事業在冷戰期間曾依託於不結盟運動，依託於亞非拉民族解放運動，依託於社會主義陣營。所以它曾經有自己的旗幟和意識形態。那麼今天我們南方國家在推動自己的傳播事業，我們依託什麼？我們背後的思想武器是什麼？我們的意識形態是什麼？
自由主義正在走向衰微，但是自由主義信奉的一套普遍價值依然非常強大和頑固。用於擊敗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然後支撐我們南方國家媒體傳播的意識形態和價值是什麼？我認為這是我們今天要重點關注的問題。不討論清楚這個問題，我們為什麼而傳播就不清楚。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最近兩年發出了三個倡議：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還有全球文明倡議。我認為這三個倡議的核心就是，以全球發展來獲得全球正義，發展的事業就是正義的事業。
所以中國目前在面對世界舉起的意識形態旗幟應當是發展的旗幟。對於南方國家而言，發展不僅僅具有經濟意義，更具有政治意義。因為要想獲得良性發展，社會平等、人民權利、國家獨立等等問題不獲得解決，發展是不可能正常地推進。
我今天聽到拉美的朋友介紹他們的國家現狀，內心覺得非常的悲痛。因為他們的社會結構非常像1949年之前的中國社會結構，地主控制了土地和社會資源，然後大多數的農民佔有非常少量的土地和社會資源。一旦進入現代化和工業化程序以後，地主控制了工業化的投資和工業化的剩餘，那麼與此同時他們還控制著地方議會，把政治權利和經濟權利同時掌握在自己的手裡，由此導致社會工業化的財富分配極度不均衡。同時，由於地主推動的畸形的工業化，造就了一個非常狹小的城市中產階級。中產階級在本質上受控於資本的力量，於是變成了和農民、和廣大的底層人民對立的階級。這樣的結構性矛盾在第三世界國家應該說非常普遍。
所以談發展首先是政治問題。如果沒有發展的前提，即不解決平等問題、環境改善問題等；如果說發展的成效不能夠解決政治問題，不能夠解決現代世界工業化的普遍問題，那就是一個完全沒有前途的世界。因此，發展問題在今天的中國，是把它作為一個道義的旗幟，也是把它作為一個意識形態的旗幟。他絕不僅僅是經濟的意義，也一定是有政治的意義。
美國連續兩年召開民主峰會，他們打的旗幟是民主的旗幟，以民主對抗威權，這是他的政治正確。那麼全球南方要高舉什麼旗幟？我認為以發展的旗幟來確立我們事業的合法性和道義性，應該更具有說服力。相比於60年代，我們舉起的反帝國主義、反殖民主義的旗幟，在今天的時代，發展是更具備號召力的旗幟。同時發展也必然包括了反帝國主義、反殖民主義、獨立自主、去依附的內容。但同時，要高舉發展的旗幟，還需要發展模式和發展理論的創新。
戰後70年來國際發展總體上來是不成功的。維傑（Vijay）在《文化縱橫》發表過一篇文章，專門談發展問題。他把戰後的發展分成了三個階段，我就直接借用他的觀點。
第一個階段是現代化理論影響的時期。以西方的今天作為發展中國家的明天，以傳統向現代轉化，是基本的正規化。但它忽略了發展中國家是殖民地，受殖民主義經濟社會結構的制約，還忽略了發展中國家不同的歷史文化和國情，這就是現代化理論的一種影響的時期。
第二個是國際經濟新秩序時期。1974年，聯合國大會通過了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宣言，重新定義了發展，認為發展是人的發展，而不是物的發展。這是具有重大進步意義的國際發展階段。但當面臨第三世界債務危機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要求進行結構性調整，導致了國際經濟新秩序的程序中斷。
第三個階段就是新自由主義時期。從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在經濟上認為發展中國家要以完全的私有化和市場化來推動經濟，政治上要求推動代議制民主，社會上以公民社會理論來推動社會的發展。應該說新自由主義的這種發展模式在今天看來已經導致了災難性的後果，比如說斯里蘭卡的崩潰，比如說非洲的很多國家的戰亂，比如說拉丁美洲目前碰到的發展問題，都是跟新自由主義的發展模式有極大的關係。
迄今為止，上述發展模式均不同程度地失敗了。所以世界需要新的發展模式，需要探索新的發展理論。那麼中國經驗對國際發展的啟示是什麼？我們中國的二十大上面提出了一個新的概念，叫中國式現代化。什麼是中國式現代化？有各種不同的解釋，我把它解釋為三個非常重要的特徵。
第一個特徵就是中國式現代化是以革命的方式開啟工業化的初始階段。革命的目標是什麼呢？對外就是完成民族國家的獨立，形成獨立自主的發展權；對內就是進行社會革命，完成人人平等的社會結構建設。推翻不平等的社會秩序是中國式現代化非常重要的第一個條件。沒有革命就沒有中國式現代化。
第二個，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在積累階段是以計劃經濟公有制等方式進行工業化初期的積累。這樣一種積累方式達到了快速進行資源集中並且快速推動發展，保證發展成果不被少數人瓜分。到1980年，中國已經初步建成了獨立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改革開放實際上是在完整的工業體系之上進行的，不然無從改革。
第三個特點就是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是在工業化積累初步完成之後，為了克服計劃經濟和單純的公有制效率不高的問題，開始探索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所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指以市場經濟作為資源配置的基礎性手段，同時充分發揮政府的能動作用，在社會主義的上層建築意識形態與市場經濟的經濟基礎之間保持動態平衡。誰來調節動態平衡？誰來調節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之間的關係呢？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一旦出現失衡怎麼辦呢？那麼就要靠共產黨。中國共產黨作為強大的組織力量，來調整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的關係。市場效率過高、不平等過強的時候，就要強調再分配。社會如果大鍋飯、普遍效率不高的時候，就要強調效率。就是共產黨來不斷的調節所謂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的關係。這樣的體制建立起來以後，到2012年中國就成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是我說的關於中國式現代化的三個特點。
這些特點對於我們談發展、國際發展可能具有某些啟發意義。最後我們回到中國式現代化與我們所做的國際傳播事業。中國式現代化，我認為正在為國際發展帶來巨大的推動力。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道路首先不是經濟的而是政治的。沒有政治的發展，就不可能有經濟的發展，也不可能有社會的發展。那麼中國式現代化道路需要將其總結上升為更具有普遍意義的國際發展理論。全球南方的國際傳播事業應該高舉發展的旗幟，以中國式發展為案例，建立具有普遍性的關於發展的國際主義敘事，進而推動全球南方的正義事業。
本文為作者在“全球南方國際傳播論壇（2023）”上的演講，原題為《高舉發展的旗幟，推動全球南方的國際傳播事業》，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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