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戰爭已不再是為了掠奪或軍事佔領，打仗的目的更多是塑造有利態勢，因此牽扯到一系列善後問題。
2003年發動伊拉克戰爭時，美國就犯了一個“先打再說”的嚴重錯誤，沒有認真評估戰後局勢走向，導致過去二十年伊朗勢力在區域內迅速膨脹。
當前，打擊伊朗核設施及其後續動作已成為特朗普政府的一項重大政治選擇，可能會決定他在中東問題乃至第二任期外交領域留下怎樣的遺產。
截至2025年6月，中東的美軍有四萬多人，其中大多數為海軍，部署在固定軍事基地的兵員並不多。
特朗普先前給了兩週期限，不排除有以下幾點考量：
其一是放煙幕彈，讓伊朗放鬆警惕，為B-2轟炸機突襲核設施提供靈活視窗；
其二是觀察一下局勢走向，派以色列先探探伊朗的底牌，或者看伊朗有無可能投降；
其三是在為周邊軍事基地的防護和人員撤離做準備，避免伊朗及其代理人的襲擊，盡最大可能減少人員傷亡；
其四則是為了繼續調兵遣將——真正開打前的狀態很可能是“卡爾文森”號、“尼米茲”號雙航母戰鬥群在阿拉伯海，“福特”號航母在東地中海，形成三航母戰鬥群兩線夾擊的態勢。
說來揪心，美國這種“用談判吊著伊朗+一步步上強度”的策略可謂屢試不爽，雖然B-2的這波襲擊暫時結束，但伊朗仍未擺脫險境，特朗普的任何“示好”都有可能只是為下一波襲擊做鋪墊。
特朗普發表針對空襲伊朗的講話時，萬斯和魯比奧全程表情凝重。事後萬斯、赫格塞斯紛紛向伊朗喊話，“仍可坐回談判桌”。
美參聯會主席介紹空襲行動，太平洋方向的B-2為佯動，真正實施打擊的7架B-2從本土起飛過大西洋，全程空中加油以防止降落機場被衛星發現。
美國國內支援大規模對伊開戰的聲音認為，這是千載難逢的良機，可以一舉重塑中東格局，形成“美國-以色列-阿拉伯國家”新軸心，並趁機推動沙特與以色列實現大和解。
反對開戰的聲音則認為，以色列的必要戰爭不應該成為美國軍事幹預的理由，美國可以發揮作用，但不能跨過門檻對伊朗採取直接軍事行動。
軍事打擊建立在一個危險的假設之上，即這種行動將是乾淨、迅速和可控的，然而一旦美軍下場，危機就不太可能侷限於美、以、伊三方之間，伊朗勢必會反擊美國在沙特、阿聯酋、巴林、卡達等國的軍事設施，導致火燒連營的局面。
正因如此，儘管沙特等海灣阿拉伯國家“悄悄地讚賞”以色列削弱伊朗及其代理人的行為，但公開外交層面卻在譴責以色列——這本質上是一種風險對沖的做法，跟以色列心照不宣。
反對出兵的人還回顧了十年前特朗普共和黨初選時發表的言論，在2015年初出茅廬之際，特朗普曾公開表示“伊拉克戰爭是一個巨大的錯誤”，這在共和黨內引發軒然大波，並在選民中帶來耳目一新的誠實感。
可現如今特朗普卻像小布什一樣走到了懸崖邊，極有可能開啟一個新的“潘多拉魔盒”。
他目前在賭伊朗不會攻擊中東地區美軍基地，或者攻擊力度與美軍的打擊不成比例，以此宣告“勝利結束”。
這相當於在“支援開戰”與“反對開戰”中間取了一箇中間方案，雖然很冒險，但不得不說，特朗普確實有賭贏的機率。
美國在巴林、埃及、伊拉克、以色列、約旦、科威特、卡達、沙烏地阿拉伯、敘利亞、阿聯酋、吉布提和土耳其等國擁有約20處軍事基地。藍色為美國海軍艦艇位置，其中波斯灣內的第五艦隊船隻已全部離港。
接下來把目光投向伊朗。
曾幾何時，伊朗投入巨大資源苦心打造出了從本土經伊拉克、敘利亞到黎巴嫩的“什葉派之弧”，勢力範圍橫跨阿拉伯海至地中海間的廣大區域。
在2014年胡塞武裝奪取葉門首都後，伊朗國內更是異常興奮，宣稱這場勝利是伊朗伊斯蘭革命的自然延伸，繼貝魯特（黎巴嫩首都）、巴格達（伊拉克首都）和大馬士革（敘利亞首都）之後，薩那成為“伊朗在地區內所掌控的第四個首都”。
然而短短一年多時間裡，哈馬斯、黎巴嫩真主黨、胡塞武裝接連遭受重創，敘利亞城頭變幻大王旗，連伊朗自己都陷入了40年來最脆弱的處境。
經此一戰，無論德黑蘭政權能否過關，其在中東地區的影響力勢必大打折扣，地緣政治格局重組已不可避免。
伊朗巔峰期勢力範圍。
那中東局勢有可能往哪幾個方向重組呢？
1、形成“美國-以色列-阿拉伯”軸心，推動亞拉伯罕協議2.0.
此為美以視角下最理想的場景。
經過一場大戰，伊朗被嚴重削弱或乾脆被演變，以色列和阿拉伯國家迎來前所未有的安全感，“亞伯拉罕協議”進一步強化，美國趁勢推動以沙建交。
這種情況下，美國將擁有對中東事務的絕對主導權，中俄在該區域影響力被削弱，埃及、以色列、沙特組建起穩定聯盟，伊拉克、敘利亞淪為緩衝區，伊朗則變得無關緊要或碎片化。
2、戰爭長期化，中東陷入動盪混亂。
除非發動一場大規模地面戰爭或扶持親美代理人政變上臺，否則伊朗問題沒那麼容易解決，屆時伊朗及其扶持的各路代理人或將分散襲擊，把美以拖入一場長期消耗戰，具體可以參考胡塞武裝。
如果美軍最終厭倦了“打地鼠”遊戲，也不排除再回頭跟伊朗達成某種妥協性協議。
另外，歷史上中東地區每當出現權力真空時都會冒出新的極端勢力，比如2011年底美軍匆忙撤出伊拉克，給“伊斯蘭國”在伊發展壯大留下可乘之機，美軍只得再次增兵伊拉克。
1967年6月，以色列戰鬥機飛越埃及西奈半島。以色列目前在中東地區採取的策略與它在建國最初幾十年的戰略如出一轍：果斷消除任何可能的直接軍事威脅。
3、以色列、土耳其和沙特演繹中東“三國演義”。
中東之前有四股主要力量：伊朗、沙特、土耳其、以色列，四股力量中伊朗和以色列高度對立，沙特和土耳其處於中間位置；一旦伊朗被嚴重削弱，剩下的三方或發生新一輪權力競爭。
最近幾年，土耳其作為地區強權不斷填補伊朗撤退後留下的真空，尤其是在伊拉克北部和敘利亞，一旦埃爾多安分寸拿捏不好，很可能與以色列、沙特形成新一輪地緣爭奪。
剛剛過去的2025年5月，土耳其武裝部隊正式啟動在敘利亞建立空軍和海軍基地的計劃，作為打擊恐怖主義的一部分。
事實上，土、以、沙三國的關係非常複雜，它們都與美國維持密切關係，但也各自爭奪地區領導權。
其中，土耳其和沙特在支援敘利亞新政府、支援巴勒斯坦“兩國方案”等問題上保持一致，跟以色列的關係時好時壞，前景撲朔迷離。
敘利亞變天以來，土耳其和以色列兩國的軍事力量均在敘境內日趨活躍，已經產生了一定的矛盾。
伊朗與土耳其為中東“雙核”，各自擁有8000多萬人口和數十萬常備軍，也都有一定的本國國防工業基礎。兩國長期處於“角力”狀態，假如伊朗力量被大幅度削弱，土耳其的野心將隨之放大。
2021年6月30日，美國前防長拉姆斯菲爾德去世，終年88歲。
拉姆斯菲爾德曾在福特和小布什時期兩度出任防長——從美國曆史上最年輕的國防部長變成最年長的國防部長，親身經歷了近半個世紀重大歷史事件，包括越南戰爭、海灣戰爭、“9·11”事件、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等。
拉姆斯菲爾德晚年寫過一本名為《已知與未知》的回憶錄，在談及伊拉克戰爭時，他感慨道：“戰場存在已知的未知，還有未知的未知”。
通俗點解釋，資訊分為三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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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知的已知（known knowns）：我們清楚知道的資訊。 -
已知的未知（known unknowns）：我們知道自己不知道的資訊。 -
未知的未知（unknown unknowns）：我們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資訊——這類情況往往構成了最大的風險和意外。
對於中東地區的“後伊朗時代”來說，未知的未知才是最可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