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0年總統大選中，前副總統拜登建立了一個多達千餘人的外交政策與國家安全團隊，為他競選出謀劃策。由於拜登在全國性民調和幾個關鍵戰場州的民調都一直穩定地領先對手，有可能在總統大選中勝出。美國主流媒體，國際政治學者與外交政策專家，以及全球政策制定者現在都在分析預測，如果拜登成為下屆美國總統，他的外交政策班子會由哪些人組成？他的外交政策與主張是什麼？他會給美國外交政策與世界局勢帶來哪些變化？本文力圖探討分析這些問題。

在2020年總統大選中，拜登不動聲色地組成一個龐大的外交政策與國家安全團隊，輔助他提出不同於現任總統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據稱，這個團隊也許是美國總統大選有史以來，一位總統參選人所能組成的最大的外交政策與國家安全事務團隊。

據美國著名的政治新聞網站Politico 6月23日的文章透露，早在總統大選初選階段，拜登就獲得許多民主黨外交政策建制派的背書。2020年春天，有800多位外交政策與國家安全專家加入拜登的外交政策團隊，另外，還有400多人申請加入拜登競選陣營的外交與國家安全團隊做志願者。這些人參加拜登團隊，是希望能在拜登贏得總統大選後進入下屆政府。

《外交政策》雜誌在7月31日發表文章說，拜登的外交政策與國家安全團隊多達千人，它幾乎網羅了自克林頓政府以來，民主黨在朝在野的頂尖外交政策精英與國家安全事務專家。他們中有理想主義者，也有現實主義者，有全球主義者，也有孤立主義者，有鷹派，也有鴿派，有30多歲至40，50 或60，70歲的外交新銳、少壯派和沙場老將。

《大西洋月刊》指出，這個外交政策團隊目前是非正式的，一些成員是拜登競選團隊的外交政策顧問，其他成員過去曾為其他總統和國會議員參選人工作過。他們是外交政策專家，國際關係學者，前政府官員，國會工作人員和政治人物。他們為拜登工作的一個共同信念是，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損害了美國的國際威望與領導地位，美國外交政策必須改變，美國要重返世界領袖地位。

筆者在仔細研究拜登2020總統大選的外交與國家安全政策團隊後發現，其最核心的外交政策顧問卻只有他最親近與信任的幾位成員，他們人數不多，但對拜登外交政策理念與具體對外政策影響最大。下面簡略介紹對拜登外交政策影響最大的幾位核心人士。

1. 安東尼·布林肯（Anthony Blinken）1962年出生於猶太家庭，本科畢業於哈佛，後在哥倫比亞大學獲得法學博士學位，是一位長期活躍於自由派智庫的法律與政治學者，曾任兩屆民主黨政府的外交政策專家，有深厚的學術背景與豐富的外交政策經驗。克林頓政府時期，從1994年至2001年，他在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工作，曾任克林頓總統特別助理與戰略計劃主任，負責外交政策規劃、傳播與主要的外交政策演說撰稿。2002年，他開始擔任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拜登的辦公室主任，同時兼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高階研究員。2008年拜登參選總統時，他協助拜登競選，擔任他的外交政策顧問。奧巴馬贏得當年的總統大選後，布林肯成為奧巴馬與拜登政府交接班子的成員。2009年至2013年，他分別擔任奧巴馬總統的副國家安全顧問和拜登副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2014年開始擔任副國務卿，成為美國國務院僅次於克里國務卿的的第二號人物。他具體參與處理了伊朗核專案和談，以及阿富汗與巴基斯坦的外交工作。

離開國務院後，布林肯在2017年與人合夥成立一個名叫WestEvec的政治戰略諮詢公司，主要為無人戰鬥機進行遊說，同時代表公司為其他專案對政府遊說，其中一項主要工作是幫助客戶擴大在中國市場的渠道，同時防止應對美中之間的貿易緊張關係。與此同時，他經常為《紐約時報》意見欄目撰稿，並是CNN全球事務評論的常客。2018年以來，布林肯成為位於賓州的“拜登外交與全球參與中心”的常務董事，這是一個為拜登準備參選總統提供政策建議的智庫總部。拜登決定參加2020年總統大選後，布林肯成為他的首席外交政策顧問與演說撰稿人，他管理指導拜登龐大的外交政策團隊，時常就拜登的外交政策接受媒體採訪。例如，2020年7月19日，布林肯接受CNN“GPS”欄目主持人扎卡利亞的採訪，討論拜登的對華政策以及如何解決美中緊張關係。7月31日，他在接受布隆伯格新聞電視臺採訪時表示，為了與中國競爭，美國必須先處理好自己國內的問題，同時修復與盟友的關係，只有這樣，美國才有力量在與中國的競爭中獲勝。美國主流媒體與華府政治觀察家認為，布林肯是拜登的左右臂膀，如果拜登贏得總統大選，布肯林可能會成為他的國家安全顧問或國務卿。

2. 傑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生於1976年，是民主黨外交政策界一顆冉冉升起的新星。他本科就讀於耶魯大學政治系，後獲得羅茲獎學金到牛津大學攻讀碩士學位，再回耶魯獲得法學博士學位。沙利文早期曾為明尼蘇達州民主黨籍國會參議員克洛布查工作過。2008年參加希拉里的首次總統競選活動，成為她的外交政策顧問之一。希拉里競選失敗後，沙利文加入奧巴馬競選團隊，為奧巴馬工作。希拉里被任命為國務卿後，沙利文成為國務院辦公室副主任，不久被任命為國務院政策規劃辦公室主任，成為國務院與白宮之間可靠的聯絡人，並陪同希拉里訪問全球100多個國家，深受希拉里信任。《外交政策》曾評價說，沙利文是國務院才華橫溢的年輕政策分析家。《時代週刊》評選他為美國政壇40個年齡不到40歲的政治新星之一。

希拉里離開國務院後，沙利文在2013年2月接替布林肯擔任奧巴馬的副國家安全顧問及副總統拜登的國家安全顧問。拜登在宣佈他為自己的國家安全顧問時說：“傑克是我的國家安全顧問的理想人選。他機智聰明，對國家無私奉獻，對最複雜的問題有清晰的眼光，深受我們政府所有人的尊重。”

2016年，希拉里再度參選總統後，沙利文成為她的高階政策顧問。希拉里評價他是“對我們國家安全所面臨問題進行深刻分析的頭腦冷靜，眼觀敏銳的分析家。”希拉里敗選後，沙利文告別華府外交政策界，回到學術界從事外交與國家安全的學術研究。他先後擔任卡內基國際和平研究所地緣經濟與戰略計劃專案的高階研究員，達特茅斯學院傑出研究員，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科學與國際事務高階研究員等，從事國際合作，國際關係，美國外交政策，外交談判，條約與國際協議，防止核擴散等問題的研究，並在《外交政策》，《外交事務》以及《大西洋月刊》上發表數十篇深具影響力的文章。

2016年3月，沙利文談到美國外交政策原則時強調：“在外交政策領域，我的核心原則是未來20年，美國外交政策的基本計劃是確保和維持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美國的利益和價值觀受到保護，我們的朋友和全世界人民的利益和價值觀也受到保護。”沙利文論述的美國外交政策核心原則，與拜登的外交理念一致，並對拜登的外交政策有重要影響。

3. 蘇珊·賴斯（Susan Rice）出生於1964年，是自由派智庫學者和民主黨的主要女性外交官。賴斯本科畢業於斯坦福大學歷史系，後進入牛津大學，獲得哲學博士學位。1993年至1997年，她加入克林頓政府，是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成員，並於1995年至1997年擔任總統的特別助理和非洲事務高階主任。1997年10月到2001年初，出任國務院負責非洲事務的助理國務卿。

離開華府政壇後，賴斯在2002年加入美國著名智庫布魯金斯學會，擔任外交政策和全球經濟與發展專案的高階研究員，重點研究美國外交政策，失敗國家，全球貧困，和跨國性安全威脅問題。2008年大選開始後，她離開布魯金斯學會，加入奧巴馬競選活動，擔任奧巴馬的外交政策顧問。奧巴馬就任總統後，賴斯被任命為美國駐聯合國代表，成為第一個擔任這個職務的非裔女性。賴斯相信自由主義的干預理論，她在擔任美國駐聯合國代表期間，配合國務卿希拉里，推動美國和北約在2011年對利比亞進行干預，推翻卡扎菲政府，對該國後來失控的局勢負有個人責任。在奧巴馬第二個總統任期內，賴斯被任命為總統國家安全顧問，成為奧巴馬最信任的顧問之一。

2020年總統大選開始後，賴斯加入拜登的競選團隊，成為深得拜登信任的主要外交政策與國家安全顧問之一。由於賴斯是一位非裔女性，在民主黨強調為種族，性別與正義而鬥爭時，賴斯的作用尤其受人關注。她曾在拜登的副總統候選人名單上，在哈里斯成為拜登的競選搭檔後，華府政治觀察家和美國主流媒體認為，如果拜登贏得總統大選，賴斯可能成為新政府的國務卿。

4. 米歇爾·弗洛諾伊（Michèle Flournoy）出生於1960年，是民主黨內少見的具有五角大樓背景的研究國防軍事政策的女性專家。她本科哈佛，隨後在牛津大學獲得國際關係碩士學位。1989年至1993年，在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擔任國際安全專案的研究員。克林頓政府時期，她被任命為國防部長的副助理秘書，負責協調國防部下屬的三個政策辦公室，協助起草了五角大樓1997年頒佈的《四年防務評估》。該評估強調，在後冷戰時代，“要確保美軍有能力幾乎同時打贏兩個主要戰場的戰爭。”

離開五角大樓後，弗洛諾伊進入國防大學國家戰略研究所擔任研究教授，建立並領導國防大學的4年防務評估專案工作小組。隨後，加入華府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擔任高階顧問，主持研究一系列有關國防政策與國家安全問題。2007年，她與坎貝爾（Kurt Campbell）共同成立被稱為鷹派思想庫的“美國安全研究中心”，成為主要負責人，並與坎貝爾合著了代表民主黨外交政策主張的“繼承與前進之路”政策檔案，強調美國外交政策“應該基於常識性的實用主義而非意識形態”。奧巴馬擔任總統後，坎貝爾成為負責東亞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弗洛諾伊被任命為國防部負責國防政策的國防次長，是國防部歷史上出任這個最高文職職位的唯一女性。在這個職位上，她與希拉里、賴斯說服奧巴馬總統對利比亞採取軍事幹預政策。2011年底，弗洛諾伊再度離開五角大樓，返回私人生活，並擔任多家著名智庫的研究員，顧問和董事。2017年，她與布林肯合作成立地緣戰略諮詢公司WestExec，為國際跨國公司進行遊說。

拜登投入2020年總統大選後，弗洛諾伊加入拜登的外交與國家安全團隊，成為其核心圈成員。她與布林肯，沙利文以及賴斯是多年的同事與老朋友，都懷有一個共同信念，協助拜登贏得總統大選，改變美國外交政策方向，推動美國返回世界領導地位。美國主流媒體認為，如果拜登勝選，拜登可能會提名她擔任美國曆史上首位女性國防部長。

得到拜登信任的外交與國家安全顧問還有朱莉·史密斯（Julie Smith），艾薇兒·海恩斯（Avril Haines），珍妮弗·哈里斯（Jennifer Harris），以及尼古拉斯·伯恩斯(Nicholas Burns)，布萊恩·麥肯（Brain Mckeon）等。拜登外交政策顧問核心團隊中的許多人，都在美國和英國頂尖的精英大學中受過紮實的學術教育和訓練，而且至少曾在前兩屆民主黨政府中工作過，是民主黨外交政策精英中的精英。《華盛頓郵報》2020年8月1日發表的文章評論說，拜登在競選中“組建了一支經驗豐富的外交政策顧問團隊”， 並介紹了他所信賴的包括布林肯，沙利文等人在內的幾個關鍵政策顧問。《大西洋月刊》, 布魯金斯學會與外交關係委員會概而稱之拜登的這些外交政策顧問為2021年民主黨人，因為他們都展望2021年，為2021年民主黨上臺執政做準備。

2019年年底，美國著名外交政策智庫“外交關係委員會”採訪拜登，討論他的外交政策立場，並將採訪內容以“參選人喬·拜登的外交政策”為題，發表在其網站上。在這次採訪中，拜登回答了有關東亞，中東，歐洲，南美洲，新冠疫情，氣候變暖，能源，國防，反恐，網路安全，經濟復興，貿易，移民等十分廣泛的內政與外交政策議題。在這次採訪中，拜登認為，全球氣候變暖是對美國國家安全的“最大威脅”，主張採取“革命性”的行動來應對這個問題。拜登這個觀點顯然與特朗普政府截然不同。

為了向美國人民與國際社會全面闡述他的外交政策，拜登在《外交事務》2020年3/4月號上發表，“為什麼美國必須再次領導世界——拯救特朗普之後的美國外交政策”的文章，詳細論述瞭如果他當選為美國總統，他所要實行的美國對外政策，強調美國要以民主和道德榜樣的力量，推進國際合作，再次領導世界。

拜登首先指出，特朗普擔任總統後，貶低，削弱甚至在某些情況下拋棄了美國的盟友與夥伴，批評他對美國的盟友與對手都發起不明智的貿易戰，傷害了美國的中產階級，放棄了美國在動員集體行動以應對新威脅上的領導地位，使美國在全球的信譽與影響力都在下降。

拜登指責特朗普上臺後推行美國優先的政策，導致美國全球信譽與影響力下降是有根據的。

英國的《衛報》曾發表文章說，特朗普把美國的全球威望拖入有史以來最低水平。該報引用皮尤研究中心2018年對全球25個國家進行的民調資料，顯示美國在特朗普時代於國際社會所呈現的負面形象。例如，在加拿大，只有39%的受訪民眾對美國持正面看法，而在奧巴馬時期，對美國持正面看法的加拿大人有65%。在墨西哥，對美國持正面看法的人從原來的66%降到32%。儘管受訪的25個國家的多數民眾對美國仍有好感，但70%的人對特朗普的領導沒有信心。70%的人認為，在特朗普的領導下，美國不再關心其他國家的利益，也更不在乎國際社會面臨的共同問題。

皮尤研究中心追蹤調查國際社會對美國以及美國總統的看法長達20多年。2019年春夏，皮尤研究中心再次在全球調查訪問36，923人，發現受訪的人對特朗普的外交政策看法非常負面，對他有信心的人2017年是23%，2018年是28，2019年是31%。只有以色列和菲律賓有超過70%的人對特朗普的領導有信心。全球大多數受訪的人不滿特朗普的主要外交政策，特別是他的關稅政策，他退出巴黎氣候協定，以及移民政策。在國外支援他的外交政策的人主要是意識形態右派，和歐洲右翼民粹主義政黨。

拜登外交政策的一個重要理念是，美國要領導世界，必須首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拜登指出，美國為了領導世界，必須首先在國內修復和重興被特朗普破壞了的民主，因為民主不僅是美國社會的基礎，也是美國力量的源泉。他表示，美國必須向世界證明，美國已經準備好再次發揮領導作用。拜登承諾，在他執政的第一年，將組織和主辦一次全球民主峰會，以重振自由世界各國的精神與共同目標。透過這次峰會，“將世界上的民主國家團結起來，鞏固我們的民主制度，並制定一個共同的議程。” 拜登表示，如果他成為美國總統，將立即採取措施復興美國的民主和同盟體系，保護美國的經濟前途，並讓美國再次領導世界。

拜登指出，他將為美國的中產階級制定外交政策，確保國際經濟規則不會影響美國利益，保證美國的經濟安全與中產階級的利益。

拜登強調，他的外交政策議程將使美國重新回到談判桌上來，使美國能夠與盟友合作以動員集體行動應對全球危脅。但他會用外交作為維護美國實力的首要工具，並透過言行一致來維持美國的國際信譽，重新獲得世界的信任。拜登宣稱，世界上沒有任何國家有能力領導世界，只有美國有這個能力。“美國已經準備好領導。” 

美國現代政治歷史上，民主黨與共和黨的主要總統參選人在競選期間，都有在《外交事務》或《外交政策》雜誌上發表文章宣示自己與本黨外交政策 的傳統。作為2020年民主黨的總統參選人，拜登也不例外。拜登的這篇文章一方面批評了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對美國國際形象帶來的危害，一方面論述了他當選總統後會實行的外交政策，向美國人民與全世界宣告了他的外交政策宣言書。如果他在2020年秋季贏得總統大選，這篇文章將會是入主白宮後入主白宮後，指引美國外交政策的指南。

保守派的批評者指責他在世界舞臺上從未取得過成功，在國會或奧巴馬任期中從未獲得一項有個人標記的外交成就。自由派的批評者對拜登的外交經歷與政策也頗有微詞。曾擔任奧巴馬總統處理阿富汗與巴基斯坦事務的高階顧問巴勒特·魯賓（Barnet Rubin）指出，“他的外交經歷包括投票支援伊拉克戰爭，總的來說，他是一個自由派的干涉主義的追隨者。他沒有自己的原創思想，或推動過外交政策議程。”

美國企業研究所外交與國防政策專案主任科裡·沙克（Kori Schake）在《大西洋月刊》發表文章對拜登政府將在多大程度上能夠改變美國外交政策的本質表示疑問。在這篇題為“拜登糟糕的外交思想”一文中，作者指出，前副總統拜登在如何使用軍事力量方面缺乏統一的哲學，他對重要的國家安全問題沒有判斷力，在外交與國防政策上犯過許多過錯。他在貿易問題上的立場將更多地受政治氣候的影響，而不是對全球化體系的原則性的支援，他不可能提出亟需的舉措來加強多邊貿易體系。不過，沙克認為，拜登可以透過任命明智的顧問來彌補他的不足。

美國保守智庫卡託研究所國防與外交政策研究員艾瑪·阿什福特（Emma Ashford）在《紐約時報》發表文章指出，拜登的外交政策聽起來和看起來無疑都位元朗普的要好。但我們應該保持警惕，拜登顯然不太可能改善美國的外交政策。因為他的競選談論的都是美國的領導地位與全球挑戰。他承諾極其廣泛的外交政策目標，從對抗民粹主義者，到確保美國軍事力量維持世界上最強大的力量，這顯然是回到冷戰後美國學術界的一種看法，即美國可以而且應該出現在世界上任何地方，解決任何問題。阿什福特認為，這種外交方法會使美國承擔持久的高軍費開支，甚至更久的“全球反恐戰爭”，更多捲入人道主義干預。她批評說，拜登強調恢復美國的領導地位，看來忽視了進行構建一個更具建設性更少軍事化的外交政策。拜登應該視盟友為真正的夥伴而不是追隨者，應該強調多邊主義外交，而不是簡單地推動美國的要求。

阿什福特強調，瞭解拜登外交政策的最好方式是看看他身邊的外交政策顧問。她認為，拜登的許多外交政策顧問似乎都想回到特朗普之前的美國，重拾干預主義的牙慧。例如，沙利文不久前在《大西洋月刊》發表文章宣稱，美國必須再擁抱美國的例外主義，回到領導全球的外交政策。弗洛諾伊則呼籲美國必須保持軍費開支來維持強大的軍力，等等。阿什福特在文章中特別指出，民主黨進步派在這次總統大選中的呼聲被拜登的外交政策團隊忽視了。

民主黨進步派對拜登的外交與國防政策比較悲觀。代表民主黨進步派的華盛頓大學研究美國外交政策的歷史與國際關係學者貝斯那（Daniel Bessener）認為：“拜登將不是我們這個時代的領袖，或者說不是為我們這個時代產生的領袖。”

儘管拜登的外交政策團隊在競選中願意聆聽他們的聲音，但他們對未來拜登政府在國防開支，美軍在中東的規模等重要問題上有不少疑問。民主黨進步派的數十個團體聯盟曾在5月和7月分別給拜登去信，要求拜登考慮他們的政策建議，其中主要有，減少國防開支，在中東以巴問題上做出“正義”的決定，尊重國會的戰爭權力等，同時要求在未來的人事問題上要求拜登的政權交接小組任命“最優秀的外交政策顧問，他們的記錄要反映良好的判斷力，理解外交和國際合作的重要性，特別是面對全球氣候災難。”並希望在未來民主黨政府中減少鷹派的外交政策。

拜登的外交政策顧問布林肯代表拜登回信說，考慮到下屆總統面臨的重大挑戰，我們在積極吸收各種專家的建議，包括許多進步派領袖的建議，以幫助我們建立一個能夠反映拜登副總統長期信奉的價值觀的外交政策議程。

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之前，民主黨外交政策與國家安全專家，曾擔任奧巴馬的演說撰稿人與副國家安全顧問的本·羅茲（Ben Rhodes）在《外交事務》上發表“民主復興”一文指出: “如果拜登當選總統，將接下一個在世界上放棄了領導角色，喪失了道德權威的爛攤子美國。拜登與他的團隊必須找到某種方式來重塑美國的外交政策，並使美國重新意識到自己在世界上的目的。”他對拜登及其外交政策團隊提出了許多新的政策建議與希望，強調“為了重塑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拜登必須將國內行動作為其外交政策的出發點。這項工作必須從美國民主本身開始，美國已不再是民主的典範。拜登政府必須立即採取行動，在美國完成亟需的民主改革，包括擴大和保護投票權。”

與此同時，共和黨的外交政策專家，曾擔任小布什政府副國務卿的羅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也在《外交事務》上發表文章，向拜登提出建議說，“如果拜登當選為總統，他的外交政策團隊會提出大量的需要做的工作清單。但拜登作為一位有深厚國際經驗的領導人，應該停頓思考一下其外交政策的優先議程。”佐利克認為，如果外交是內政的延續，拜登應先從處理國內問題開始，首先是處理新冠疫情，還需要提出一項特別的經濟復甦計劃，以及應對種族主義，氣候變化，環境，能源與移民問題等。佐利克的觀點與羅茲的意見基本上是一致的，即處理外交政策要先從國內問題開始做起，只有先把美國國內問題處理好，才有可能處理好美國的外交與國家安全問題，只有在國內踐行自己所倡導的價值觀，才能成為其捍衛者並在國際社會發揮令人信服的領導作用。

為了向民主黨黨內人士與美國公眾更加清晰地說明拜登的外交政策，8月21日，在拜登於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上發表接受該黨總統候選人提名演說的次日，沙利文接受美國老牌智庫“大西洋理事會”的採訪，詳細解釋論述瞭如果拜登當選為總統，未來的拜登政府將如何改變美國外交政策，迎接美國面臨的挑戰。其中主要包括：

1. 投資美國國內，加強美國實力，首先將美國國內事情優先解決好；

2. 重視和加強同盟力量，參加和領導國際合作，幫助塑造國際社會解決全球重大危機的能力；

3. 建立國際民主同盟戰線，組織召開全球民主峰會，團結世界上價值觀相同的夥伴國家；

4. 將美軍撤出阿富汗；

5.重新評估目前的美中關係狀況，在以實力與北京進行競爭的同時，也與其一起工作合作解決那些能推進美國外交政策基本目的的問題等等。

對拜登所宣示的外交政策，不僅民主黨建制派與華府外交政策學術界精英表示肯定與支援，許多共和黨前政府官員與外交政策專家亦表示支援與期待。

8月20日，就在拜登發表接受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提名演說當天，70多位前共和黨政府外交與國家安全官員以及前國會議員聯名發表宣告，抨擊特朗普嚴重損害美國作為世界領袖的形象，表示支援拜登為下屆美國總統。該宣告列舉10條反對特朗普支援拜登的理由。

該宣告指出，儘管我們像所有美國人一樣，希望特朗普會明智執政，但他卻讓千百萬選民失望，表明他很危險，不再適合擔任總統職位。宣告表示：“我們相信喬·拜登具有領導這個國家的品格，經驗和氣質。我們相信他將恢復總統職位的尊嚴，將美國人團結起來，重申美國作用全球領袖的作用，並激發我們國家實現自己的理想。”

拜登是美國外交政策機器的產物。他從政以來雖然沒有取得令人稱道的外交成就，但他的外交資歷與經驗十分豐富，也知人善任，知道如何利用他的外交政策顧問在助手協助下處理外交與國家安全問題。他在這次總統大選中所組建的外交政策顧問精英團隊就是明證。

拜登的外交顧問團隊表示，他們將迅速採取如下行動：如恢復美國在聯合國機構中的會員資格，包括聯合國科教文組織，世界衛生組織，可能還有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恢復和加強與歐洲盟友的傳統夥伴關係；在從中東，到歐洲，亞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貿易，氣候變暖，軍備控制和移民等問題上進行重大改變。

外交關係委員會認為，這些被稱為“2021年民主黨人”的外交政策顧問精英，“是推動拜登改革他的世界觀的專家”，“這些專家們一直在就拜登應該採取的外交政策提出建議”。

《華盛頓郵報》指出，如果拜登贏得11月的總統大選，“將會給美國外交政策帶來海嘯般的改變”。並認為拜登具有豐富的外交與國際事務經驗，可能更適合進行迅速變革。

但面對特朗普4年執政留下來的內政與外交爛攤子，其任務之艱困難之大，前所未見。美國國務院一位現任外交官員告訴《名利場》雜誌記者說：“這是不可能一夜之間解決的。有些東西已經永久性地改變了。” 這位外交官認為，拜登政府面臨的困難包括全球民粹主義的興起，以及正在全球大流行的新冠病毒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