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川普不同，2020年拜登成為民主黨候選人，是各方勢力妥協的產物，背後出力最大的，是克林頓夫婦、奧巴馬和佩洛西。克林頓擅長跟科技和金融行業的財團打交道，能搞到競選資金。奧巴馬則拿捏4000萬黑人的選票，在民主黨初選中幫助拜登實現逆襲。佩洛西經營眾議院幾十年，很多民主黨議員都是她一手提拔，可謂門生故吏遍佈朝野。
拜登內閣成員大部分都是其它派系的人馬：
拜登當選總統後，民主黨各派系開啟分贓大會，拼命往拜登內閣安插自己的人手。最關鍵的職位裡面，財政部長耶倫是克林頓的理財管家（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是希拉里的核心幕僚，國防部長奧斯汀和司法部長加蘭則是奧巴馬指定的人選。拜登在人事上的話語權很弱，只有國務卿布林肯，才是他真正的心腹。這也是為什麼布林肯出訪往往能得到超高規格接待的原因，不僅是沾了國務卿的身份，更憑藉他是拜登的親信，相當於總統特使。
與拜登等人不同，佩洛西屬於國會系統。她卸任後，把自己的弟子哈基姆扶上了眾議院民主黨領袖的職位充當傀儡，自己則躲在背後遙控朝政，指揮議員投票。事實上，民主黨更類似寡頭制，無論是克林頓夫婦、奧巴馬、佩洛西，在卸任後依然參與決策，形成垂簾聽政的效果。
拜登的內閣裡面，克系人馬（克林頓夫婦）、奧系人馬（奧巴馬）、拜系人馬（拜登）差不多形成1:1:1的配置，其它派系只分到了一些冷門的職位。這也是為什麼白宮頒佈的政策有時候會自相矛盾的原因，畢竟是由不同派系制定的。作為美國國會公認的外交專家，拜登剛上任的時候希望主導全部外交事務，奈何作為前國務卿的希拉里也試圖在外交領域發揮作用。作為妥協，拜登把中東事務委託給沙利文負責。
沙利文是希拉里的頂級幕僚：
沙利文擁有“外交金童”的稱號，深受希拉里信任，曾參與《伊核協議》和“亞太再平衡”戰略的制定。拜登當選後，在沙利文推動下，美國和伊朗重啟《伊核協議》談判。在經歷幾個月緊鑼密鼓的談判後，美伊達成初步共識，離籤協議近在咫尺。然而以色列不甘心美伊關係走近，悍然挑起巴以衝突，導致《伊核協議》談判破裂。沙利文的外交形象受損，拜登趁機拿回了中東政策主導權。
美國外交事務的三駕馬車——拜登、布林肯、沙利文：
當然拜登不可能棄用沙利文，畢竟還要給克林頓夫婦面子。更重要的是拜登和沙利文都是愛爾蘭裔，他很欣賞沙利文的才能。《伊核協議》談判破裂後，白宮形成了外交事務的三駕馬車：沙利文負責研究和建議、布林肯負責具體執行、拜登負責決策和拍板。這個組合的效率非常高，沙利文擅長結合資料和歷史規律進行策劃，他辦公室貼滿了用於推算的各種圖表；拜登則憑藉自己豐富的經驗對沙利文提出的方案進行修正，後者因為年輕可能會出現一些紕漏；布林肯作為跟隨拜登20多年的幕僚，能領會拜登的意圖並準確地傳達給各部門。
在經過一系列評估後，拜登決定延續川普時期的中東政策，一方面推動阿富汗撤軍，另一方面在《亞伯拉罕協議》的基礎上，促使沙特和以色列建交，打造針對伊朗的《中東戰略聯盟》。
在中東問題上，川普和拜登存在分歧。川普認為伊朗政府無法約束伊斯蘭革命衛隊的行為，其外交政策搖擺不定，《伊核協議》無法得到真正落實，只能靠制裁的手段迫使伊朗妥協。拜登則認為長期來看以色列是美國負資產，美國應該調整親以立場，透過推動“兩國方案”來維護與遜尼派國家的關係，從而實現撤出中東的戰略。21世紀以來，美國在中東屢屢碰壁，小布什的兩場戰爭和奧巴馬的《伊核協議》均告失敗，川普和拜登嘗試推動沙以建交也未能取得進展。美國想撤出中東，但一直都沒能做到。
在對華政策上，拜登一方面保留川普時期對中國加徵的關稅，以此拉攏鐵鏽帶選民；另一方面在收緊對華科技封鎖的基礎上，為中美關係“加護欄”。使中美關係停留在競爭的狀態，避免兩國走向熱戰。從具體效果來說，拜登的對華政策比川普的對華政策更勝一籌，既遏制了中國產業升級，又降低了全面脫鉤對美國通脹的衝擊。以最小代價實現了最佳效果。
拜登擔任副總統期間親手打造了美國在烏克蘭的情報網：
但拜登真正的得意之作，是挑起了俄烏戰爭，讓亞歐大陸陷入分裂。在擔任副總統時期，拜登就開始醞釀這個政策，為此他經常訪問基輔，在烏克蘭和俄羅斯組建起龐大的情報網，這也是為什麼美國能提前獲悉俄羅斯進攻烏克蘭作戰計劃的原因，克里姆林宮早就被滲透成篩子。拜登當選總統後，透過極限施壓等手段迫使俄羅斯出手，瓦解了歐洲綏靖派的勢力，成功導致俄羅斯和歐盟能源脫鉤。不僅如此，拜登還有意拉長俄烏對抗節奏，透過將中俄捆綁的方式，讓歐洲配合美國對華實施科技封鎖。
在很大程度上，拜登是二戰後美國最懂外交的總統，他擁有50年的外交經驗，親自參與了冷戰的設計和制定，外交關係網遍佈全球，熟悉外國大部分政客。拜登很擅長設套，引誘對手犯錯，用這招差點扳倒了普京。相比之下，民主黨左翼進步派大多成長於溫室之下，沒有經歷過冷戰殘酷的博弈，對現實世界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長期來看，美國陽光地帶（南部搖擺州）翻藍的速度可能會快於鐵鏽州翻紅的速度，共和黨選民基本盤會不斷縮小，民主黨進步派更多的執政機會。
另一方面，21世紀頭20年，美國的世界影響力之所以會下降，跟前面三個總統“敗家子”的行為有關。
小布什糟糕的中東政策給美國帶來災難。為了爭取選票，小布什連續發動阿富汗和伊拉克兩場戰爭，不僅導致美國債臺高築，還為中國、印度、俄羅斯的崛起創造戰略機遇期。這兩場戰爭耗費了3萬億美金，足以打10場俄烏戰爭。由於放任金融衍生品發展，美國居民槓桿率大幅上升，為08年全球金融危機埋下伏筆。
奧巴馬上臺後，雖然透過政府救市和QE等政策讓經濟重新復甦，但美國貧富差距也因此加大。為此才有了“茶黨”運動，為川普上臺埋下伏筆。為了爭取選票，奧巴馬執政時期大肆推廣“身份政治”，讓黑人、LGBT等群體成為政治正確，允許男性進入女廁所。美國社會撕裂，奧巴馬的“身份政治”是因，川普上臺才是果。在外交領域，奧巴馬時代政績乏善可陳，希拉里推動的“阿拉伯之春”不僅沒有推翻敘利亞阿薩德政府，反而導致穆巴拉克等親美政權倒臺。2014年“克里米亞危機”爆發後，奧巴馬拒絕了拜登提出的干涉建議，錯過了讓亞歐大陸提前分裂的機會。
川普上臺後，推翻了奧巴馬時期大部分政策，包括TPP和伊核協議，《奧巴馬醫改》也差點被他廢除。相比前任，川普還是有所作為的，他果斷開啟貿易戰，扭轉了尼克松以來美國持續了幾十年的對華接觸政策，讓反華成為美國朝野共識。但川普的政策往往譭譽參半，減稅雖然刺激經濟增長，但也讓美國面臨更多財政缺口；孤立主義雖然增加美國關稅收入，但導致美國和盟友產生裂痕；退出《伊核協議》雖然有利於修復美國和沙特的關係，但違背了美國“撤出中東”的戰略；扶持頁岩油企業雖然保障了美國能源安全，但也讓美國幾乎錯過了新能源革命。如果說小布什是個庸才，奧巴馬碌碌無為，川普則是個爭議很大的人，他的政績或許得幾十年後才能客觀評價。
拜登上臺後，充當了“裱糊匠”的角色，收拾川普留下的爛攤子。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修復美國與歐洲的關係，破壞《中歐自貿協定》談判。為了遏制中國，拜登精心設計了科技封鎖戰略，透過挑起俄烏戰爭，重新激活了美國盟友體系，拉攏歐洲和日韓聯手對華“去風險”。
在半導體領域，分為美國供應鏈和非美供應鏈，前者佔25%，主要集中於設計領域；後者佔75%，以歐洲和日韓臺為主，集中於製造和封裝領域。川普時期也嘗試對華實施科技封鎖，限制華為和中興的晶片供應，但效果非常差。因為彼時中國跟歐洲和日韓關係不錯，能繼續進口光刻機和上游原材料。美國的優勢在設計領域，這塊剛好是中國的強項，所以川普的“卡脖子”政策不僅沒起到預想的效果，反而倒逼中國走上半導體自主可控的道路。
但拜登透過地緣對抗等手段，加大了盟友對美國的依賴程度，讓荷蘭、日本、韓國不得不收緊對華科技出口管制。不僅如此，拜登還設計了“小院高牆”策略，建立技術流動監測站，在半導體、人工智慧等關鍵領域對中國實施嚴厲封鎖，延緩中國產業升級進度。與川普不同，拜登反對全領域關稅，因為這會拉高美國通脹，損害美國消費者利益。拜登專門針對中國的出口“新三件”（電動車、光伏、鋰電池）下手，聯合盟友對中國高附加值產品加關稅。中國50%的新能源產品出口到歐洲，如果歐洲效仿美國對中國“新三件”加關稅，那海外一半的市場就沒了。
在經濟上，川普時期的財政貨幣大放水為美國埋下通脹基礎，拜登成為背鍋的物件，很多人認為美國經濟會走向硬著陸。拜登並不擅長治理經濟，但他有個優點，那就是善於聽取專家意見。川普喜歡包攬全域性，干預美國經濟決策。拜登則對手底下的經濟團隊予以充分信任，並提名共和黨的鮑威爾繼續連任美聯儲主席，任由其大幅收緊貨幣政策。事實證明白宮確實擁有一批出色的技術官僚，在總統放權的情況下，他們成功避免美國經濟硬著陸。在通脹回落的同時，失業率並沒有大幅攀升。隨著人工智慧革命的到來，美股頂著加息的壓力創下歷史新高。
川普認為自己是世界上最懂的人：
這其實也是拜登和川普的重大區別。拜登只在自己擅長的外交領域發揮作用，其它的事務則交由底下的技術官僚去處理。他很少去過問具體細節，只關心執行結果。川普則認為自己什麼都懂，任何事務他都要插手，強迫手下按照他的意願去辦事，對於不服從的人則直接開除。
雖然拜登的外交能力受到認可，但美國的選民更在意內部事務，不太關心外交成績。然而拜登的外交政策，儘管長期收益很明顯，但短期成本很高，會消耗民意資源。他本可以效仿奧巴馬，一路躺平，什麼都不做，任由對手崛起。如果沒有俄烏戰爭，2022年美國通脹不會逼近兩位數，2023年也不會爆發巴以衝突，拜登不會因此得罪美國親猶勢力。那他可以扮演老好人的角色，獲得較高的支援率，順利連任。
這也是政客和政治家的區別，政客可以為了個人利益犧牲國家利益，政治家則願意為了國家長遠利益犧牲個人前程。卡特為了解決美國滯漲，啟用鷹派美聯儲主席沃爾克，輸掉了美國大選。施羅德為了振興德國製造業，大幅削減社會福利，最終黯然下臺。拜登為了推動聯歐制華的戰略，寧可通脹走高也要挑起俄烏戰爭，犧牲了自己的政治生命。站在中國的角度，拜登是最危險的敵人；站在美國的角度，拜登是有所作為的政治家。
這次拜登的退休，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國猶太財團和佩洛西共同運作的結果。巴以衝突爆發後，拜登面臨兩難。如果過分偏袒以色列，勢必會得罪穆斯林選民，美國有上百萬穆斯林居住在搖擺州，他們是決定選舉結果的關鍵。如果過分偏袒巴勒斯坦，則會得罪美國的猶太財團，他們是民主黨最大金主，掌握數億美元的競選資金。
作為平衡，拜登一方面向以色列提供用於自衛的防空導彈，另一方面則扣押用於進攻的重型航空炸彈。這一舉動雖然降低了加沙的平民傷亡，但引起美國親猶勢力強烈不滿。4月以來，受美國猶太財團掌控的左翼媒體猛烈抨擊拜登，大幅下調拜登支援率。作為對比，右翼媒體FOX統計的民調，拜登和川普基本持平，處於誤差範圍之內；左翼媒體CNN統計的民調，拜登和川普竟然差了6%。所以說美國的民調資料大部分都是被操縱的，有很強的政治目的。
拜登的競選資金被川普反超：
6月底美國總統辯論拜登糟糕的表現給了猶太財團進一步施壓的藉口，左翼媒體集體唱衰拜登，要求民主黨換人。不僅如此，猶太財團還扣押了拜登的競選資金，以報復其扣押以色列彈藥。7月上旬，拜登的競選資金逐漸枯竭，被迫撤銷在多個州的廣告投放計劃。反觀川普，由於承諾上臺後保護以色列的利益，受到猶太財團的青睞，就連矽谷和華爾街的富豪也向川普發起捐贈。
如果光靠猶太財團，是很難推動拜登棄選的。畢竟他贏得了黨內初選，按照規則，他完全有能力參選到底。他原本的策略是拖到8月中旬民主黨黨代會，等生米煮成熟飯後黨內高層也只能硬著頭皮提名他。但民主黨的另一個元老也加入到勸退行列，那就是拜登曾經的盟友——眾議院影子議長佩洛西。在佩洛西的暗示下，民主黨議員接連站出來，要求拜登棄選。
美國雖然是三權分立制，國會和政府相互獨立。但國會議員對輿論有很大影響，那麼多議員反對拜登連任，勢必會削弱拜登支援率。在這種情況下，拜登繼續參選變得毫無意義，反而會給自己留下政治汙點。
佩洛西為啥要勸退拜登呢？因為這事對她穩賺不賠。首先，拜登的副手哈里斯與佩洛西同是加州系的人馬，哈里斯如果贏得美國大選，佩洛西有從龍之功，以後更方便跟白宮打交道。其次，假如換哈里斯上臺後，民調顯示川普仍有優勢，民主黨的競選策略會從“保總統選舉”轉向“保國會選舉”，屆時大部分競選資金將流向議員群體，這能增加民主黨奪回眾議院的機率。另一方面，假如川普贏得總統選舉，民主黨丟掉參議院、奪回眾議院，那佩洛西將是民主黨實質性的一把手，她的地位將凌駕於克林頓和奧巴馬之上。
在拜登和哈里斯之間，克林頓夫婦並沒有明顯傾向。因為拜登和哈里斯都缺乏經濟界的人脈，需要克林頓夫婦幫忙搞定財團。拜登棄選後，克林頓夫婦第一時間表達對哈里斯的支援，這是因為哈里斯延續了拜登與克林頓夫婦達成的協議，允許耶倫在下一個任期繼續擔任財政部長，前提是她能贏得美國大選。
另一方面，川普被槍擊後，拜登就已經做好了棄選的準備。儘管扣押以色列彈藥是為了討好搖擺州選民，但民主黨需要換下拜登作為對猶太財團的交待。之所以隔了一週才公佈，是因為拜登需要和哈里斯談判人事安排。拜登希望在卸任後仍能在外交口發揮餘熱，哈里斯沒有理由拒絕。一方面她不懂外交，不如交給專業人士負責。另一方面哈里斯需要拜登為其拉票，拜登擁有很強的政治能量，能搞定美國大部分工會，這是拉攏鐵鏽帶藍領工人的關鍵。離開拜登的支援，哈里斯基本沒有贏的可能。根據雙方達成的協議，哈里斯當選後拜登團隊仍能參與美國外交政策的制定。
在拜登的外交團隊中，布林肯和沙利文扮演不同角色。布林肯是拜登的心腹，但沙利文最早是希拉里的幕僚。在歐洲事務上，二者沒有太大分歧。但在中東事務上，沙利文主張重啟《伊核協議》談判，布林肯則贊成拜登提出的《美沙安全協議》方案。在對華政策上，沙利文比布林肯更鷹派，他推崇“亞太再平衡”戰略，試圖構建對華軍事包圍網；布林肯則主張“有管理的競爭”，認為應該在不引起戰爭的前提下遏制中國崛起。假如哈里斯當選，布林肯和沙利文的職位可能會出現調整。受制於哈里斯少數族裔和女性帶來的進步主義身份，她在外交上很難長期扮演鷹派的角色。她也缺乏拜登豐富的外交經驗，無法甄別哪個幕僚提供的建議是最好的，這可能會導致手底下人爭權奪利，影響施政的連貫性。
作為對比，民主黨高層裡面奧巴馬是最晚給哈里斯背書的人，因為之前雙方在在人事上沒談妥。奧巴馬之所以卸任後仍保持巨大政治能量，憑藉的是4000萬黑人選民的支援，他可以號召黑人為信賴的候選人投票。然而哈里斯本身就是黑人，與奧巴馬優勢重疊，不是那麼依賴奧巴馬支援。更重要的是，哈里斯是幹法務出身的，她非常希望能安排自己的人擔任司法部長，這樣可以發揮她的專長。否則如果內閣成員都由其它派系指定，她豈不成光桿司令了。
美國司法部長是奧巴馬的親信：
在人事上，哈里斯跟奧巴馬出現利益分歧。拜登當選後，奧巴馬鎖定了國防部長和司法部長這兩個核心職位，安插自己的心腹Merrick Garland擔任。司法部長擁有很大的權力，能指揮得動聯邦調查局（FBI）。這幾年川普一直遭到民主黨追殺，先是莊園被突擊搜查，然後又遭到刑事訴訟，這一切的背後是奧巴馬在操盤。畢竟川普上臺後推翻了奧巴馬大部分政策，導致奧巴馬執政八年的努力付諸東流。奧巴馬對川普可謂恨之入骨，尋找一切手段想把川普扳倒。
哈里斯雖然是奧巴馬和佩洛西4年前共同舉薦的人，但如果未來真的就職總統，哈里斯肯定不希望淪為傀儡，所以她對司法部長這個職位志在必得，一定要安排自己的人馬出任。在大部分民主黨高層都站隊哈里斯的背景下，奧巴馬被迫做出讓步，不再執著於司法部長的提名權。
在這次倒拜運動中，奧巴馬雖然沒有公開出面，但默許佩洛西和猶太財團聯手做掉拜登。奧巴馬原打算像四年前那樣，扶持自己的人（亞利桑那參議員Mark Kelly）成為總統候選者，以黑人選票為籌碼，為自己爭取更有利的人事佈局。不料拜登搶先一步跟哈里斯做好交易，在棄選之後迅速為哈里斯提供背書，鞏固了她候選人的地位。奧巴馬這次失算了，他對白宮的影響力可能會被稀釋，這也是拜登對他的一種報復。奧巴馬口口聲聲把拜登稱為自己的兄弟，卻幹出背後捅刀的行為。
民主黨大佬之間的關係一直很微妙，但很少有人會公開撕破臉，試圖營造一種團結的氛圍。但背地裡，他們會透過向輿論釋放各種小道訊息，作為一種施壓手段。拜登退選後，奧巴馬向媒體暗示希望透過內部選舉的方式產生新的總統候選人，其實就是在提點哈里斯，試圖讓她做出妥協。怎料哈里斯堅持強硬的態度，奧巴馬最後也只能硬著頭皮支援她參選。估計他現在腸子都悔青了，早知道還不如讓拜登繼續幹，說不定還能保住司法部長的提名權。
對民主黨來說，讓哈里斯接替也是當下最優解。更換總統候選人，猶如古代易儲，不是換人那麼簡單的事，涉及的是候選人背後龐大的利益鏈條。很多金主原本支援拜登，背後早已達成秘密協議，如果臨時變更成其它人，這些協議還要不要兌現？包括美國與國外正在談判的外交協議，也需要穩定連貫的外交預期才能繼續推動。哈里斯是唯一有可能繼承拜登政策路線的人，即便有更受歡迎的人選，民主黨也只能硬著頭皮讓她上。
如果哈里斯當選，她頭上會頂著三個太上皇：
假如哈里斯贏得美國大選，她可能是近幾十年來美國最弱勢的總統。如果說共和黨類似君主制，那民主黨就類似寡頭制。民主黨最大的問題就是前任總統喜歡干預朝政，往白宮安插自己的人馬，搞垂簾聽政。在拜登執政時期，克林頓夫婦、奧巴馬扮演了太上皇的角色，在華盛頓組建了第二內閣。如果哈里斯當選，拜登預計也會如法炮製，左右新政府人事佈局。屆時白宮的權力可能會形成四馬分肥的情況，克林頓夫婦拿下財政口、拜登拿下外交口、奧巴馬拿下國防口、哈里斯拿下司法口。哈里斯貴為總統，頭上卻貢著三個太上皇，相當於半個傀儡。
相比之下，拜登雖然年邁，但執政期間手裡還是拿著不少權力。作為資深政客，2008年奧巴馬之所以提名拜登當副手，看中的是其外交才幹以及在國會的人脈。拜登與麥凱恩、羅姆尼等共和黨參議員維持了良好關係，有利於爭取跨黨派法案。30多年參議員+8年副總統的經歷，使拜登在華府結識一批優秀的技術官僚，搭建了龐大的人才庫，讓他在組建內閣的時候擁有足夠多的選擇權。
哈里斯則不然，她常年混跡於加州，缺乏聯邦的人脈資源。拜登讓哈里斯擔任副手單純是看中其種族和性別帶來的加成，就任後並不讓她接觸核心事務，失去了鍛鍊和曝光的機會。就算哈里斯能獲得完整的組閣權，短期內她可能也物色不到足夠多的合適人選，最終還是隻能依賴拜登時期的舊部下。
按照原本的計劃，拜登如果能連任，他將在人事上獲得更大的話語權，至少可以把內閣一半的人員都換成自己人。事實上，拜登的經濟方針，不是搞基建和發錢，而是加稅、產業政策和反壟斷。與奧巴馬那套福利政策不同，拜登更推崇老羅斯福的進步主義，這也是為什麼他受到桑德斯和沃倫支援的原因。
拜登擔任副總統的時候，很認可中國的產業政策。他當選總統後，也嘗試在美國實施產業補貼，在執政前兩年推動《通脹削減法案》和《晶片與科學法案》，扶持清潔能源和半導體發展。搞產業補貼需要資金，所以拜登主張對富人加稅，以解決美國財政缺口。另一方面，拜登團隊認為當下的美國與鍍金時代的美國類似，壟斷企業日益坐大，削弱了社會競爭力。他們提出一個觀點：“壟斷不單純是經濟問題，更是社會問題，大型公司對資料的佔有和對輿論的操縱本身就構成一種犯罪。”按照拜登團隊的設想，矽谷的科技巨頭應該被拆分，且限制大企業併購。
拜登也吸收了川普的一部分經濟主張，透過關稅等方式保護本國產業。但拜登不認可製造業迴流的方案，因為美國人力成本實在太高，這種政策無法實現。拜登主張“友岸外包”，把全球供應鏈從中國轉移到美國的盟友，既削弱了競爭對手，又能避免通脹失控。
川普不太能容忍反對意見：
相比哈里斯，拜登有一套完整的治國綱領，這是他之前受到選民認可的原因。拜登經歷了冷戰至今美國從衰落走向復興再走向衰落的過程，對施政有自己獨到的見解，更看重中產階級的利益。另一方面，拜登認為專業的事情應該交由專業的人去做，他很少干預經濟政策的具體執行，給底下人充分的發揮空間，這和喜歡到處發號施令的川普形成鮮明對比。不同的執政風格，導致拜登團隊的離職率遠低於川普團隊。
從選情來看，哈里斯並不比拜登更有優勢，這裡可以做個對比。從優勢項來說，哈里斯是女性，可以拿墮胎權作為理由，猛烈抨擊川普，吸引年輕女性選票。哈里斯做過檢察官，民主黨可以把她和川普的對決塑造為“檢察官VS刑事犯”的敘事。另一方面，川普之前一直攻擊拜登的衰老，現在換了更年輕的哈里斯後，川普反而成了美國年齡最大的總統候選人，相當於搬石頭砸自己腳。值得一提的是，哈里斯雖然具有黑人+印度裔雙重血統，但得益於奧巴馬的背書，黑人對拜登的支援率本身就超過90%，進一步提升的空間並不大，所以這種優勢不明顯。
但哈里斯相比拜登也有很多劣勢。拜登能搞定美國大部分工會，可以催動鐵鏽帶工人投票，這個是爭奪搖擺州的關鍵。即便拜登號召工會支援哈里斯，這種支援肯定也比不過他本人參選。其次，作為資深政客，拜登的人脈資源遠超哈里斯，他可以協調不同派系之間的利益，能團結民主黨進步派和一部分共和黨建制派，屬於反川派共主。比如共和黨的麥凱恩家族就曾為他背書，這是四年前亞利桑那州翻藍的關鍵。最重要的是，拜登作為傳統白人政客，能吸引老白男（老年白人男性）的選票。要知道2016年希拉里之所以輸掉搖擺州，就是因為沒能獲得郊區白人男性的支援。拜登作為在郊區出身的老年白人男性，能從川普手裡搶到不少鐵鏽州的選票。
總之，拜登強大的人脈資源是哈里斯很難望其項背的，無論是內政還是外交領域。舉個例子，拜登認識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超過40年，對其性格可謂知根知底。巴以衝突爆發後，拜登能摁住以色列，讓其推遲出兵計劃，為美國軍事介入爭取時間，哈里斯有這個能耐嗎？以內塔尼亞胡的資歷，不太可能會賣她這個面子。事實上，很多國家的元首願意買拜登的帳，是因為多年打交道的經歷，使他們相信拜登有較高機率兌現他的承諾。對美國總統來說，能力是次要的，人際關係才是主要的。一個出色的總統，要能搞定選民、搞定國會、協調政府各部門利益、為團隊爭取專案資金，這樣內閣官員才能放開手腳幹活。
客觀地說，拜登時期美國的外交和經濟政策都有可圈可點之處。拜登備受詬病的領域有三個：阿富汗撤軍帶來了混亂、通脹、邊境問題。但阿富汗撤軍是美國早就應該做的事情，奧巴馬和川普，不願為此擔責，遲遲不肯撤軍，拜登成了背鍋物件。通脹屬於疫情後的結構性問題，與經濟政策好壞無關，而且美國居民的收入增速跑贏了物價漲幅，通脹的影響被稀釋。邊境問題確實是拜登政府的責任，但這是民主黨的集體決策，目的是透過吸引更多拉美裔移民的方式來擴大票倉。共和黨之所以主張在美墨邊境修牆，一方面是為了阻擋來自墨西哥的移民，另一方面修牆不影響古巴移民湧入佛羅里達。古巴裔對本國政府持反對態度，是共和黨傳統票倉，這也是為什麼川普要制裁古巴的原因。美國選民最希望看到的，是民主黨願意收緊移民政策，共和黨願意承擔國際義務，兩黨能在控制債務上限問題上達成一致，無謂的黨爭只會損害國家利益。
在槍擊事件後，川普的支援率雖然得到提升，但遠沒有達到鎖定勝局的程度。憑藉7000萬粉絲帶來的基本盤，川普把共和黨這個百年大黨變成自己提線木偶。然而他周圍基本都是投機分子，在競選的時候並不能為川普帶來太多優勢。
川普的副手萬斯支援猶太復國主義：
比如萬斯，作為小鎮做題家，萬斯靠著個人努力考上耶魯大學。雖然他來自郊區，但發跡後先是指責郊區白人的貧困是自身懶惰造成的，投靠川普後又將責任歸咎於中國。萬斯反女權和支援猶太復國主義的言論也成為其減分項，川普選擇萬斯作為自己搭檔，可能是因為槍擊事件後覺得自己穩了，想找個能繼承自己路線的人。沒想到民主黨在萬斯被提名後迅速把總統候選人換成了哈里斯，這下輪到共和黨尷尬了，畢竟萬斯和川普沒有任何互補性，討厭川普的人一樣會討厭萬斯。現在民主黨天天盯著萬斯打，
川普之所以會犯錯，是因為他以為拜登會像他一樣會死抓權力不放，堅持不退選。現在民主黨天天盯著萬斯猛打，翻出了他很多年前的黑歷史，川普被搞了個措手不及，想換副手又不符合程式。萬斯帶來的問題可不止這些，共和黨有很多新秀都想爭當川普的接班人，畢竟川普的任期最多隻有一屆。川普把萬斯越級提到到儲君的位置，堵死了德桑蒂斯等人的上升之路，他們能不暗地裡搞他嗎？古代皇帝最頭疼的就是繼承人之爭，過早或過晚立儲都會帶來問題，川普這麼匆忙就選了個缺乏威望的太子，必然會導致共和黨內部出現裂痕。
至於馬斯克，則上演了一齣“上車後焊死門”的操作。十多年前特斯拉一度面臨破產，是民主黨提供的5億低息貸款，才幫助特斯拉得以渡過難關。可以說，特斯拉的崛起，離不開民主黨對電動車的補貼政策。然而等特斯拉崛起後，馬斯克卻堅決反對向電動車企業提供補貼，因為產業補貼會讓其它生產電動車的中小企業獲益，不利於特斯拉維持壟斷地位。可以看出馬斯克是個十足的小人，他的政治投機引起大部分民主黨選民不滿，他們是特斯拉最大買主，畢竟共和黨選民喜歡開燃油車。很多民主黨選民認為：“隨著馬斯克倒向川普，特斯拉越來越像給MAGA代言的品牌。”很多投資者擔心這會毀掉特斯拉在美國的業績。
至於眾議院議長約翰遜，他是川普的傀儡，對川普的指令言聽計從。但約翰遜經常發表惡臭言論。他主張武力鎮壓美國民間支援巴勒斯坦的遊行運動；威脅要動用警衛逮捕親巴勒斯坦的議員；在新冠問題上向中國追責等。
儘管當下哈里斯在民調上與川普仍有差距，但民主黨並非沒有翻盤機會。哈里斯副手的選擇非常重要，賓州是今年最重要的搖擺州，如果選擇賓州州長擔任副手，民主黨應該能拿下搖擺州。但該州長是猶太人，經常發表挺以言論，不利於爭取其它搖擺州的穆斯林選民。如果選亞利桑那州的參議員，雖然有助於拿下這個搖擺州，但亞利桑那只有11張選舉人團票，沒辦法起到一錘定音的作用。如果選北卡羅納州州長，雖然這個州很重要，但共和黨在當地有很強的根基，想翻藍的難度不小。民主黨只能在充分權衡利弊之後做出選擇。
拜登的選情拖累項主要是通脹、邊境、巴以問題。前兩個議題哈里斯沒辦法逃避，邊境問題甚至是她親自負責，共和黨肯定會拿這個來攻擊她。但在巴以問題上，哈里斯可以和拜登切割，畢竟外交不歸她管。在美國大選前，拜登可能會繼續扣押以色列彈藥供應，反正已經得罪美國親猶勢力了，也不在乎多得罪一點。哈里斯則會盡量跟以色列切割，發表支援巴勒斯坦的觀點，拉攏進步派選民。如此一來的話，就能把巴以衝突對民主黨選情的負面衝擊降低至最小。
對中國來說，按威脅度排名：共和黨建制派＞民主黨建制派＞MAGA＞極左翼。共和黨建制派對華強硬，不惜透過戰爭的方式遏制中國崛起，且重視盟友的作用，但如今已失去話語權。以拜登為代表的民主黨建制派，擁有卓越的外交水平，但並不贊成與中國爆發戰爭，把對華戰略概括為“投資、聯盟、競爭”。川普領導的MAGA，雖然主張對中國極限施壓，但缺乏成熟的外交框架，忽視盟友、價值觀和技術官僚的作用，很難發揮美國的全部實力。而且川普在臺灣問題上持模糊態度，如果他當選可能會為中國大陸收復臺灣創造機會。目前的懸念在於不知道哈里斯是否是極左翼，如果她上任後學習奧巴馬搞“身份政治”，濫用福利政策，那勢必會加速美國的衰落。今年的美國大選，無論誰上臺，都會對中美關係乃至全球地緣形勢帶來不確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