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初五端午節，是中國傳統節日之一。端午節最先聯想到的食物毫無疑問是粽子。隨著科舉的興起，粽子還引申出一種新的寓意。一般科舉考試發榜前，舉子們會在桌上擺上年糕和粽子，寓意高中，有的還擺上筆和銀錠，這叫必定高中。
清代徐揚曾畫了一組《端陽故事圖》，基本概括了這一節日的習俗。
第一幅是《射粉團》，唐代端午節流行“射粉團”遊戲，以特製的小弓箭射角黍，誰射中了誰吃。
第二幅是《賜梟羹》，梟就是貓頭鷹，古人認為是惡鳥，這一天吃了它，可以去惡。
第三幅是《採藥草》，據說這一天採的藥特別管用。
第四幅是《養鴝鵒》，鴝鵒俗稱八哥，據說八哥在這一天會變聰明，因而人們在這一天調教它，會讓它很快學會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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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幅是《懸艾人》，懸掛艾草是為了辟邪。
第六幅是《系採絲》，戴五彩線可以辟邪，這是五色與五行信仰的結合。
第七幅是《裹角黍》，反映的就是我們熟悉的包粽子。
第八幅是《觀競渡》，龍舟競渡，聚眾臨流稱為龍舟勝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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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節這一天據說是為了紀念屈原，屈原是儒家樹立起來的忠君愛國的代表。同時，在民間，屈原又被當作鬼神看待，吃粽子、划龍舟這兩個習俗的來源常被認為與祭祀屈原有關。而其他習俗的形成，實際上又和屈原之前的五月初五習俗是有關係的。
屈原存在與否之謎
近代曾出現過一次圍繞“屈原是否真實存在”而進行的大討論。第一個提出“史無屈原論”的是清末民初的經學大師廖平。隨後，胡適在《讀〈楚辭〉》一文中認為：“屈原只是個傳說。”在司馬遷以前，並無其他史料記載屈原之事，《史記》是第一次提到。
《史記 · 屈原賈生列傳》的結尾處寫道：“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而賈嘉最好學，世其家，與餘通書。至孝昭時，列為九卿。”漢文帝去世，漢武帝即位，提拔賈誼的兩個孫子任郡守，其中賈嘉最為好學，繼承了賈誼的家業，曾和司馬遷有過書信往來，到漢昭帝時，擔任九卿之職。
胡適認為這裡有兩個疑點：第一，漢文帝之後應該是漢景帝，而不是漢武帝；第二，司馬遷死的時候，漢武帝還活著，所以司馬遷不可能知道漢武帝兒子漢昭帝的諡號。因此，胡適推測《史記 · 屈原賈生列傳》很可能是漢武帝的孫子漢宣帝時期的人補入的。胡適認為，屈原的形象是一個理想的忠臣，但這種忠臣在漢以前是不會有的，屈原所處的戰國時代，“士無常君，國無定臣”，“朝秦暮楚”“楚材晉用”，很少有這樣的忠臣老老實實待在一國，忠侍一君的，因而屈原只能是漢儒們樹立的一個“箭垛”，是大家拼湊起來的一個榜樣式的人物。
胡適的弟子何天行在《楚辭新考》中認為，屈原這個人物實際是不存在的，他只是《楚辭》編者劉向或劉歆所虛構的。衛聚賢在《〈離騷〉底作者—屈原與劉安》中儘管完全贊同何天行“屈原否定論”的觀點，但也提出了諸多不同的觀點，如他認為偽造屈原之名的不是劉向而是賈誼，等等。
與此相反，聞一多、郭沫若、陸侃如等人則力證屈原在歷史上確有其人。他們對胡適等否定者的觀點進行了有力的回擊。郭沫若在《屈原研究》中指出：“廖、胡兩位，特別是胡適，對於《屈原傳》所提出的疑問，驟看都覺得很犀利，但仔細檢查起來，卻一項也不能成立。”此外，阜陽雙古堆西漢汝陰侯墓《離騷》殘簡的出土，證明《離騷》至少在西漢初期就開始流傳。湯炳正先生的《〈離騷〉決不是劉安的作品——再評何天行〈楚辭作於漢代考〉》，對劉安作《離騷》的說法進行了有力的辨正。
雙方爭論的最為核心的一個焦點就是，除了《史記》，關於屈原的記載，至今都沒有更為原始的材料出現。像屈原這樣偉大的一個人，從他死後到西漢司馬遷再次提起的百年間，歷史上的記載居然是空白，這似乎不合邏輯。
司馬遷寫的屈原的傳記究竟有沒有依據呢？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其中重點焚燒的正是列國的史書，但漢興以後，“百年之間，書積如丘山”，不斷有民間藏書從牆壁的夾縫中被發現。司馬遷寫《史記》是非常認真的，其言必有依據，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說道：“百年之間，天下遺聞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他收集了大量的古書，有學者曾特意考證他當時可能看到的書，以及之後隨著時間流逝而消亡的參考書。他能看到的史料，我們看不到，亦屬正常之事。
在《史記 · 屈原賈生列傳》中，司馬遷又說：“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沉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可見，他還親自走訪了屈原自沉之地。從民間的口口傳說中聽來的也罷，從蒐集的書中看到的也好，太史公都有可能知悉屈原的事蹟。
沒有足夠的證據能說明《史記 · 屈原賈生列傳》為司馬遷或者其他人所杜撰，因而不應輕易否定屈原的真實存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聶石樵先生的《屈原論稿》以及趙逵夫先生的《屈原與他的時代》等著作對屈原的身世、生平進行了系統的整理與廓清，對“屈原否定論”進行了否定。這兩部著作挖掘出了一些先秦史料中屈原存在的證據，足資參看。
屈原忠君愛國與懷才不遇的形象
司馬遷《史記 · 屈原賈生列傳》第一次完整記載了屈原的事蹟。屈原早年受楚懷王信任，任左徒、三閭大夫等職，管理內政外交，很有才華，但“信而見疑，忠而被謗”，遭上官大夫等貴族排擠毀謗，被疏遠且流放。楚頃襄王二十一年（前278），秦將白起攻下了楚國的都城郢。在極度苦悶、完全絕望的心情下，屈原於農曆五月五日“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
司馬遷親自去了長沙，拜祭了屈原投河自殺的地方，並在那裡憑弔了屈原。司馬遷走訪楚地，楚地民間流傳著大量有關屈原的傳說，這些就成為他寫傳記的依據。當然，他在材料選擇上有所取捨，“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對於一些荒誕不經的傳說，他並沒有採信。司馬遷的說法一齣，屈原“竭忠盡智，以事其君”的形象就此廣泛流傳開來。
到了東漢，儒家已經定為一尊。王逸的《楚辭章句》認為，人臣應以“忠正”為最高的道德標準，屈原“危言以存國，殺身以成仁”，是儒家夢寐以求的典範人格，屈原“忠君愛國”的形象得以確立。王逸為了將屈原吸收進儒家傳統當中，將屈原的作品與儒家經典進行比對，他在《楚辭章句 · 離騷經敘》中說：“夫《離騷》之文，依託《五經》以立義焉。”
總之，經過司馬遷、王逸的闡釋和再闡釋，屈原被貼上了忠君愛國的符號，成為儒家文化的偶像。
除了忠君愛國的形象，屈原還有一種形象就是懷才不遇。在中國古代，那些與屈原有著相同或相似命運的人，總能在屈原的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因而他們“闡釋”屈原，哀弔屈原，往往也是在訴說自己，感懷自己。
第一個吊屈原的是懷才不遇、被流放到長沙的賈誼。他在《吊屈原賦》中說屈原“生不逢時”，這又何嘗不是在說他本人呢？
詩聖杜甫一心報國，然一生坎坷，在他人生的最後一年，他途經湘夫人祠，寫下《祠南夕望》詩：“百丈牽江色，孤舟泛日斜。興來猶杖屨，目斷更雲沙。山鬼迷春竹，湘娥倚暮花。湖南清絕地，萬古一長嗟。”聶石樵先生在《杜甫詩選》中評價說：“此詩系因湘夫人祠而思及《楚辭》，由《楚辭》而思及屈原，由思古之幽情而及眼前之遭遇。內涵豐富而不著痕跡。黃生雲：‘此近體中，吊屈原賦也，結亦自喻。’”一生漂泊的老杜，顛沛流離，在人生的最後，他一聲長嘆，是在吊屈原，也應是自喻，他對屈原的理解和闡釋，也是對自己一生縮影的投射。
後世如老杜一般借吊屈原而抒發心中塊壘的人數不勝數，如宋代陳與義《臨江仙》：“高詠楚詞酬午日，天涯節序匆匆。”陸游《哀郢二首》：“離騷未盡靈均恨，志士千秋淚滿裳。”辛棄疾《賀新郎 · 賦水仙》：“靈均千古懷沙恨。”清人屈大均《吊雪庵和尚》：“一葉《離騷》酒一杯，灘聲空助故城哀。”
屈原的磨難是古代士大夫階層和知識分子常常會面對的問題，因為他們有著和屈原相同的境遇，因而也就把屈原“闡釋”成了和自己一樣的凡人。
屈原的鬼神形象
端午節以吃粽子、划龍舟的方式祭祀屈原，在民間屈原是被當作鬼神來看待的。聞一多在《端午考》和《端午的歷史教育》等文章中提到，賽龍舟、吃粽子的習俗實際上在祭祀屈原之前就存在了，是吳越地區祭祀圖騰龍的一種習俗，後來這一習俗漸漸與祭祀屈原有關。南朝梁人宗懍《荊楚歲時記》端午條載：“是日競渡。”下注：“五月五日競渡，俗為屈原投汨羅日，人傷其死，故並命舟楫以拯之，至今競渡是其遺俗。”
南朝梁人吳均《續齊諧記》記載了五月五日吃粽子的原因。屈原死了，人們感到哀傷，就在水中投竹筒飯，祭祀他。東漢建武年間，長沙有個叫區曲的人，正準備去祭祀屈原，結果在路上遇到了一個士人，自稱三閭大夫屈原。士人對區曲說，很感激人們對他的祭祀，但這些年大家送來的東西，都被蛟龍偷去吃了，希望大家以後往水中投飯食，在外面包上楝樹葉，再用五彩線纏上，這兩樣東西是蛟龍所害怕的。龍舟與蛟龍，從名字上來看，似乎仍保留著更原始的祭祀痕跡，但南北朝之後，人們用賽龍舟、吃粽子的習俗祭祀屈原已成主流。這與漢代以來屈原忠君愛國符號化，地位提高，又是密切相關的。
東晉王嘉《拾遺記》記載，屈原“忠”，但被排斥，後來投水自殺，楚國人思念他，仰慕他，把他當成水鬼進行膜拜，“楚人思慕，謂之水仙”。正因為大家崇拜屈原，也才有了對他的祭祀，並形成了一定的習俗。
至於為何這樣的習俗會被用來祭祀屈原，除了上面根據漢以後屈原形象形成的文獻記載，我們不妨從文化淵源上做一個推測。屈原是楚國人，楚國人的性格特徵有兩個：第一，報復心極強，嫉惡如仇，有仇必報；第二，極為迷信鬼神。
《左傳》中提到“楚材晉用”，在楚國被排擠走的大臣到了晉國，沒有不回頭報復楚國的。申公巫臣出走晉國後，自己在楚國的家人全部被楚國的權貴殺死，於是他將兒子派到楚國的死敵吳國那裡，教吳國人如何攻打楚國人，如何叛楚，吳國就此強大了起來，數次侵犯楚國，使得楚軍疲於奔命。還有著名的伍子胥，父親、哥哥被楚平王殺死，他自己跑到吳國，後來率領吳國軍隊打到楚國的國都，其時楚平王已死，他竟挖出其屍體進行鞭屍。戰國末期，楚國為秦國所滅，楚國當地流傳起“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說法，後來，推翻暴秦的終究是報仇心切的楚國人。楚國人“有仇必報”的性格特徵可見一斑。而受了冤屈的貴族屈原，就那麼輕易選擇了死亡？
從司馬遷的記載來看，屈原是有怨憤的，班固也看到他的憤怒是不加隱藏的。聞一多在談到《離騷》的時候也說屈原像是在“罵街”，別人罵罵也就罷了，但屈原不同，因為屈原的職位是“左徒”和“三閭大夫”，有學者提出其實際是宗教職務的長官，負責溝通鬼神、祖先等國家祭祀活動。《離騷》《天問》等作品中充滿了各種神靈傳說，可見屈原對巫史文獻了如指掌。屈原被冤枉，被流放，他向神痛陳自己在塵世的遭遇，表達哀怨和憤怒。這些怨恨如果聞於鬼神、祖先、神靈，楚國人能不害怕？
楚國人是非常相信鬼神的，而且到了迷狂的狀態。《新論 · 言體論》說楚靈王“簡賢務鬼，信巫祝之道”，親自主持巫術活動。《漢書 · 郊祀志》中提到楚懷王信鬼神，向鬼神求福退秦兵。
屈原被人陷害，雖沒有像申公巫臣、伍子胥那樣從武力上進行報復，但作為一個能溝通鬼神的官員，把自己的委屈和憤怒告訴鬼神、祖先、神靈，從文化精神上進行報復是極有可能的，而其帶著詛咒直接投水而死，對於迷信鬼神的楚地之人來說，怎能不害怕？這實際上是更為強烈的報復。
《左傳》說：“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像屈原這樣死去，顯然是帶著怨恨而無所歸的“厲鬼”。人們歷來對這種無主之鬼的祭祀都是軟硬兼施：一是模擬戰爭予以恐嚇，南方多水戰，古越族的龍舟競渡的風俗就被引用了進來；一是對“亡者”進行安撫，類似於粽子的食物就被投入了水中。東漢應劭《風俗通義》記載：“五月五日，以五彩絲係臂，名長命縷，一名續命縷，一名闢兵縷，一名五色縷，一名朱索。闢兵及鬼，命人不病瘟。又曰，亦因屈原。”
唐代李昭道繪《龍舟競渡圖》，故宮博物院藏。此畫表現的是宮廷中龍舟競渡的習俗。
在屈原之前，民間就一直流傳著五月初五這一天是凶日的說法。《史記》中說孟嘗君五月初五日出生，父親認為不吉利，讓妻子將其拋棄。直到漢代，還流傳著“不舉五月子”，五月出生的孩子，不能將其養大等說法。屈原死後，五月初五，除了以前的避諱，似乎又多了對兵、鬼的忌憚。
清代郎世寧繪《雍正十二月行樂圖》之《五月競渡》（區域性），故宮博物館藏。雍正帝非常重視端午，曾與大臣們在龍舟上歡宴。
隨著屈原忠君愛國等形象的不斷闡釋，人們對屈原的認識又隨之發生了改變，逐漸由“畏”變成“敬”。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龍舟與粽子也就被說成是對他的祭祀與紀念了。
從後世一些遺留的習俗中，我們仍可見早期龍舟競渡的意義。明代楊嗣昌《武陵競渡略》記載：“桃符、兵罐二物，船人臨賽擲之以祈勝，非也，桃符能殺百鬼，乃禳災之具。”龍舟競渡還要帶著桃符，桃符可以避鬼，可以禳災。有的地方還請巫史來船上作法壓勝。明清時期，尤其是楚地，認為競渡有驅疫的功能。明代謝肇淛《五雜組》記載：“至於競渡，楚蜀為甚，吾閩亦喜為之，雲以驅疫，有司禁之不能也。”四川、兩湖、福建都有這種儀式，連政府都不能禁止。這也許正與最初楚地對屈原的信仰有關。
總之，在歷史流變中，屈原不斷被加入新的闡釋，從而形成了不同的屈原形象，並且互動，互相影響。五月初五端午節，以祭祀屈原為核心形成的吃粽子、划龍舟等符號，其根本內涵還是屈原的人格力量。在古代，屈原有著忠君、護民等象徵意義，如今，他又是維繫民眾愛國、團結等精神之紐帶，仍具有重要的符號象徵意義。
（摘自趙運濤著《符號裡的中國》，中華書局2021年7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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