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無疑是一個痛苦的清醒者,國破之時亦是他理想破滅之際。
選擇死亡,就是堅持著一種 "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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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郭沫若，我想大家一定都不陌生，上學的時候我們都學過他的《雷電頌》：
怎麼樣，讀著這段令人戰慄的詩句，是不是立刻就get到郭沫若創作中的“浪漫主義”了呢。
那你知道嗎？《雷電頌》其實不是單獨創作的詩歌，而是來自郭沫若在1942年創作於重慶的《屈原》，這也是郭沫若的文學代表作。
《屈原》是一個五幕話劇劇本，講述的是屈原生命中的最後一天所發生的事情。
屈原一開始擔任楚懷王的左徒，主持楚國的改革之事。
楚國本是戰國時期的強國，是秦國東進統一七國最大的障礙，但自楚懷王當政時期，屈原的職場生涯可謂是伴隨著楚國，一路的江河日下。
屈原從左徒到三閭大夫，再到流放漢北、放逐江南，最後是在楚國都城郢都被攻破後，自投汨羅。
楚國也從一代霸主，因為在聯合齊國還是秦國上舉棋不定，淪落到君主客死異鄉秦國，國都被秦攻破的下場。
這是歷史上屈原和楚國的故事，其中過程非常曲折，而郭沫若如何能將這樣複雜的事情，以一天的時間為軸，集中到僅僅五幕劇中，就講清楚的呢？這就是大師的手筆了。
在《屈原》中，郭沫若將屈原心志堅貞卻報國無門，楚國雖實力雄厚卻毫無遠見的矛盾，具體化為三種人物之間的衝突：
一種是屈原和屈原一樣心志堅定的侍女嬋娟；
一種是徘徊在原則與現實之間的楚國大臣宋玉，以及楚懷王的兒子子蘭；
第三種就是導致屈原死亡和楚國衰敗的楚懷王、南後鄭袖，還有楚國大臣靳尚以及縱橫家張儀。
故事的開篇，是清晨屈原和他的學生宋玉討論新寫的《橘頌》
“后皇嘉樹，橘徠服兮。
受命不遷，生南國兮。
深固難徙，更壹志兮。”
皇天后土養育了這樣美好的橘樹，它堅定自己的使命，生於這南國絕不遷徙。
志向專一，難以更改。郭沫若選擇用這首詩開場，透過屈原和宋玉的對話，展現的其實是屈原自己的志向。
屈原可以說是戰國時期楚文化最耀眼的一顆星星，就像有句話說的那樣：
“橘生淮南則為橘，橘生淮北則為枳。”
楚文化也如同楚國生長的橘子一樣，區別於中原黃河流域的文化，有非常強烈的自我認知和特徵。
楚人認為自己是火神祝融的直系後代，因此在文化中特別推崇火的元素。
比如劇中出現的楚人崇拜的神，東君，又叫東皇太一，就是代表太陽的神明。
除了東君，楚國人還崇拜浴火重生的鳳凰，以及像火一樣的紅色。
除此之外，楚人還喜巫近鬼，屈原的《楚辭·九歌》中就有讚頌太陽神的《東君》和祭祀山鬼的祭歌《山鬼》。
我們現在也能在博物館，看到一些造型奇特的楚國文物，這裡強烈推薦湖北博物館的固定展“楚國八百年”，文物都美爆了！
話說回來，雖然屈原一心愛國，但在戰國亂世，一統中國已經是無法阻擋的趨勢了，屈原主張楚國透過改革富國強兵，並認為楚國應該和齊國聯合，以對抗秦國。
善用合縱連橫的秦國，就派出了縱橫家張儀，到楚國來挑撥楚國內部的團結。
不幸的是，楚懷王並沒有選擇屈原的主張，而張儀也將楚國上上下下收買。
南後鄭袖和楚國大臣靳尚便成為他的黨羽，南後嫉妒屈原，便利用和屈原共同商議編排《九歌》的機會誣陷屈原對自己行為不軌。
並使計讓楚懷王目睹自己暈倒在屈原懷中的一幕，楚懷王盛怒之下嚴懲屈原，將其革職留看。
遭到如此侮辱的屈原並沒有為自己辯解，他知道楚國的腐化已經深入骨髓，不是誰能轉變的，於是他回到橘園閉門謝客。
可是，讓他沒有想到的是，關於自己冒犯南後的謠言，卻被靳尚和張儀添油加醋一番，散佈到全國。
人們無法辨知訊息的真假，關心屈原的人，認為他是因為魂魄被奪走，才做出如此頭腦不清的事情，於是為屈原做起招魂的儀式。
而屈原的得意弟子宋玉，則選擇在此刻投靠公子子蘭，忙著商議如何讓子蘭成為楚王的事。
這一切讓屈原十分絕望，橘園已非安靜之地，於是他便從橘園出走，流浪到郢都東門外的濠水之側，就在這時，一個在濠水邊垂釣的漁翁唱著歌，出現在屈原的視野中：
老者的歌，讓屈原若有所思，前路茫茫，他就這樣流浪著，似乎屈原在楚國也沒有了存身之地。
但是，對於屈原的遭遇，總還是有明智的人能看出其中的真相。
濠水之側，垂釣的人便告訴屈原，張儀是這個事件的操盤手，他恭維南後是巫山神女下凡，買通大臣靳尚，讓他們為自己所用。
用串通一氣的方式陷害屈原，好讓楚懷王拋棄屈原，這樣楚國就會和秦國結盟，共同對抗其他國家。
張儀就是楚國的竊國大盜。而楚懷王則愚昧不堪，中了張儀的離間計。
對於這個看法，屈原深以為然。
然而，這場對話再次被楚懷王、南後和張儀聽到，南後又將屈原羞辱了一番，楚懷王命人將其關押到東皇太一廟中。
一路尋找屈原的侍女嬋娟，遇見了南後，南後欺騙嬋娟，告訴她屈原已經死去，傷心不已的嬋娟因此大罵南後，也被南後關入了牢中。
喜歡嬋娟的公子子蘭，想要趁著這個機會佔有嬋娟，於是到牢中說服嬋娟。
告訴她如果能服從自己，那麼自己就會用手中的權力，將屈原和嬋娟從牢中救出來。
多麼骯髒的政治交換！意志堅定的嬋娟並不為此所動，此時她已經認為屈原已死而自己是絕對不會屈服的。
獄中的衛士告訴嬋娟，屈原並沒有死，而是被關押了起來，但嬋娟依然不願意用信仰換取苟活的機會。
到頭來，能成為屈原真正知己的，原來只有侍女嬋娟和漁夫兩人而已，那些楚國的肉食者，還在爭權奪利侮辱陷害的狂夢中難以自拔，實在是讓人唏噓不已的事情。
此時關押在東皇太一廟中的屈原，也發出了他末路般的怒吼：
這段宣洩，不僅僅是屈原的四顧無路的掙扎吶喊，也是當時觀看這部劇時觀眾的心聲。
為什麼這樣說呢？
這就要講到《屈原》的創作環境了，這部作品是郭沫若在1942年於重慶創作的。
1942年是個怎樣的年份呢，那是一個對於當時的中國人來說最黑暗的時期。
抗日戰爭進入到最艱苦的階段，國軍的精銳經過淞滬會戰、上高會戰、南京保衛戰、太原會戰、徐州會戰、武漢保衛戰、桂南會戰和長沙會戰之後，已經消耗殆盡，戰事陷入反覆拉鋸和膠著的階段。
而歐洲戰場上，除了英國和蘇聯還在抵抗，其他國家已經全數淪陷，法西斯的浪潮就像《屈原》中秦國的戰車一樣，似乎在無可避免地碾壓過每一個反對它的人。
此時國民黨政府的臨時首都重慶，則是每天都在遭受著日軍飛機的轟炸，很多人的日常就是跑防空洞，生活無望，徘徊在死亡線上。
而《屈原》在結尾呼喚雷與電，就像是重慶的人民，在飛機的狂轟濫炸之中，呼喚一絲正義的垂憐，和自由之風拂過。
人民壓抑已久，“大家都不想活的時候，生命的力量是會爆發的”，劇中的屈原如此說，劇外的觀眾感同身受。
因此，這部劇在上映的時候，出現了一票難求的盛況，人們紛紛到劇場排隊，為屈原的遭遇流淚激動。
在一個飯都吃不飽的時代，國人依然志氣不墮，這也許就是中國文化的魅力，人們總能輕易地和歷時千年的人物，產生如此的瞭解與共情，並從中獲得前進的力量。
可以說，這部劇，就是給當時身處於絕境之中的中國人創作的。
在劇中，郭沫若並沒有交代屈原最後的結局，他被南後派人送去毒酒，但被侍女嬋娟誤飲，是一個一半黑暗、一半光明的開放結尾。
1942年這一年，郭沫若不僅創作了《屈原》，還創作了《虎符》《高漸離》和《孔雀膽》一系列的歷史話劇，而抗戰也因為士氣不墮的中國人，迎來了轉折的時刻。
這年年末，喪心病狂的日本海軍偷襲美國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美國向日本宣戰，和中國、英國、蘇聯結成反法西斯聯盟。
而日本則在多線作戰中，越來越心有餘而力不足，覆滅之日已經可以望見，這一次，歷史在黑暗與光明的開放結局中，選擇了光明的結局。
這本書的語言，可以說是非常有意思的，郭沫若在其中用了白話、莎士比亞的語言風格，
來創作這個故事。比如他在描寫屈原對楚懷王的勸告時說：
“你的宮廷會成為別國的兵營，你的王冠會戴在別人的馬頭上。”
我們會聽到屈原發出宛如哈姆雷特附體一樣的感嘆：
“人的貪婪好閒的這種根性，便是自己隨身帶來的墮落的陷阱。”
也會有非常白話的地方，比如：
“唱著歌，打著鼓，手拿花枝齊跳舞。我把花給你，你把花給我，心愛的人兒，歌舞兩婆娑。”
其實就是化用了《九歌·禮魂》中一句：
“成禮兮會鼓，傳芭兮代舞；姱（kua，一聲）女倡兮容與。”
為什麼郭沫若要用雅俗結合的寫法呢，這個和中國話劇的特點是有關係的。
話劇不是中國本土的劇種，它是20世紀初，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基礎之上才誕生的。
最開始我們中國人演出的主要是外國劇目，比如《茶花女》和《玩偶之家》，然後才是本土出來的劇作家，大家熟悉的《日出》就是曹禺1935年創作的。
所以，中國戲劇深受西方戲劇的影響，郭沫若的《屈原》也不例外。
他不僅有莎士比亞一樣的語言，把屈原的命運安排在一天之中展現，也是受到了義大利劇作理論家欽提奧所說的“三一律”影響。
欽提奧就認為故事應該保持人物、事件和地點的一致性，應該在一天之中發生所有的事情。
但同時呢，中國話劇的誕生同時又伴隨著中國現代文學的產生。
咱們知道現代文學是講求使用白話的，這樣才能讓更多的人看懂書，接受知識教育，擺脫愚昧，因為文言文的認知門檻太高。
而作為白話文運動的推動者，郭沫若當時創作《屈原》的時候，也是想讓更多人都能看懂，能體會到屈原的精神。
因此在很多深奧的典故上，郭沫若並不追求古典，而是用白話的方式，傳播其內在的精神。
這種考慮，也在曹禺和老舍的作品中體現。
他們後來擺脫了三一律的束縛，比如老舍就創作出了時間跨度很大的《茶館》，人物也更加多樣，從販夫走卒到王侯將相，一樣有咱們中國人自己的獨特見解。
1978年12月，郭沫若在北京病逝。
彌留之際，他口中吟誦《離騷》不止，可以說，屈原是他一生的精神偶像，我們也經由他的《屈原》，瞭解了歷時千年不變計程車人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