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5年的奧斯卡頒獎典禮上，導演肖恩·貝克憑藉著《阿諾拉》首次提名奧斯卡，就獲得了4座小金人！這是獨立影片的一次全面勝利。
早在2024年，肖恩·貝克憑藉《阿諾拉》斬獲金棕櫚獎，便已為電影藝術的邊界拓展鋪下了重要一磚。這位以記錄社會邊緣人物而聞名的導演，用鏡頭溫柔地捕捉那些被主流忽視的故事，從《外賣》中掙扎的華裔移民，到《佛羅里達樂園》裡在迪士尼樂園旁的“隱性無家可歸者”，再到《阿諾拉》中性工作者的悲喜人生，貝克始終以獨特的視角和人文關懷，為觀眾呈現了一個個鮮活而複雜的真實世界。
他的作品不僅是電影，更是對社會現實的深刻反思。在當下電影界追求宏大敘事與視覺奇觀的浪潮中，貝克的電影提醒我們，那些平凡而微小的故事，同樣值得被看見、被銘記。以下，Enj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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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8年的一篇採訪中，《佛羅里達樂園》的導演肖恩·貝克曾說，“去戛納是我一生的目標。”幾年後，第 77 屆戛納電影節落下帷幕，53歲的肖恩·貝克執導的電影《阿諾拉》拿下來戛納最高獎項金棕櫚獎。
《阿諾拉》完全不是一部主流電影，講述的是一名性工作者與俄羅斯富裕寡頭的兒子結婚的故事。這是一部充滿活力的紐約爆笑喜劇，同時也是一部令人痛心的悲劇，講述了那些被社會邊緣化並註定失敗的人。
當被問及性工作者是如何成為他最近五部電影的主題時，貝克說，在拍攝了 2012 年的《待綻薔薇》“Starlet”之後，他 “被引入了成人電影世界”。
“我和（性工作者）成了朋友，意識到這個世界有無數的故事。如果說所有這些電影都有一個意圖的話，那就是講述人類的故事，講述具有普遍性的故事。這有助於消除一直以來對這種謀生方式的汙名化”。
貝克將他的金棕櫚獎獻給了 “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所有性工作者”。
值得一提的是，《阿諾拉》是由美國 NEON 電影公司收購的，該公司在《寄生蟲》、《鈦》、《悲情三角》和《墜落的審判》之後已連續五次獲得金棕櫚獎。考慮到這些交易都是在電影節之前達成的，《阿諾拉》的獲獎再次使他們成為金棕櫚獎的官方 “耳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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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述被主流社會忽視的生活
肖恩·貝克不是一位傳統的導演。他可以完全用 iPhone 拍攝一部電影，他願意讓無名小卒擔任主角，他講述的是主流電影大多忽略的故事。
自 2000 年的《四字單詞》（“Four Letter Words”）開始，貝克的作品就一直是 DIY 式的——以微薄的預算、即興的日程安排和缺乏經驗的表演者製作而成。這讓他得以圍繞微妙的主題培養親和力和同情心，透過獨特的敘事風格，將觀眾帶入那些被主流社會忽視的生活中：中國非法移民（2004 年的《外賣》“Take Out”）、紐約街頭的迦納小販（2008 年的《百老匯王子》“Prince of Broadway”）和跨性別性工作者（2015 年的 iPhone 大作 《橘色》“Tangerine”）。
後者不僅是低成本電影和跨性別代表的標誌性時刻，也是貝克職業生涯的標誌性時刻。影片充滿人文主義色彩，但輕鬆愉快的基調將他從邊緣人的行列中拯救出來，他也因此被譽為當代電影界的新生代。
早在2011年貝克就想要為一部大製作湊集資金，但一直未能如願。所以在絕望之下，他們用 iPhone 5s 拍攝了《橘色》。這不僅是出於預算的考慮，更是一種藝術選擇，旨在捕捉角色生活的即時性和真實感。
為了拍攝這部電影，貝克在洛杉磯聖莫尼卡大道和北高地大道交叉口附近花了幾個月的時間，經常在快餐店 Jack-in-the-Box 瞭解跨性別性工作者群體。被貝克發掘的吉塔娜·羅德里格茲（Kitana Kiki Rodriguez）不僅成為了影片中不屈不撓的女主角辛迪·瑞拉（Sin-Dee Rella），還為影片的情節埋下了種子，因為她宣稱自己的男友可能對她不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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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亮隱性無家可歸者
2017年的《佛羅里達樂園》代表了貝克更大的突破。故事發生在迪斯尼樂園外圍的一家亮紫色汽車旅館—魔法城堡旅館裡，這裡的長住客人處於幻想與現實的交界處。在這裡，父母可能受困於經濟困難，但他們的孩子卻在自己想象中的著名度假勝地肆意狂歡。
而《佛羅里達樂園》中世界是透過貝克的合作編劇Chris Bergoch找上他的。
“因為他的母親搬到了奧蘭多-基西米地區，而他是一個迪士尼狂熱愛好者。他說在 192 號公路沿線的紅燈處，他注意到有一群孩子在汽車旅館的停車場玩耍。他們看起來不像遊客。他問他母親，母親給了他一兩篇當地媒體的文章，他把那些文章轉發給我，說：‘這很有趣，也很悲慘。’就在我們認為對孩子們來說地球上最神奇的地方外面的經濟型汽車旅館裡，我們看到了這種並置現象。”
“在某種程度上，我認為這部電影可以成為當代的《小淘氣》（“The Little Rascals”）：它既能娛樂觀眾，吸引他們，同時又能揭示這個問題。”
儘管《佛羅里達樂園》的預算不菲，但貝克多年來形成的價值觀在其中都得到了體現。很多主要演員都是他發掘出來的。貝克在 Instagram 上發現了其中一位主演，在當地超市購物時又招募了另一位。他堅持保留最終剪輯，並在自己的臥室裡進行了長時間的深夜剪輯。
當他將鏡頭對準奧蘭多汽車旅館中生活艱辛、岌岌可危的美國 “隱性無家可歸者”家庭時，他諮詢了汽車旅館經理和兒童保護機構，從孩子們的視角出發，為影片帶來了真實感。
並不是因為大部分演員都是無名之輩，他們的表演自然而不受影響，讓你相信你是在真實地窺探他們的生活。更重要的是，你看到的是生活本身，是孩子們的生活，是童年的自己。
透過他們在鏡頭前的自由發揮、電影攝影、精心的配樂、獨特的結構以及其他難以確定的元素，你會意識到，在那個年齡段，自然主義和魔幻是同一種東西。你的想象力和你父母嚷嚷的一樣真實。一個比迪斯尼更奇幻的世界可以從你所處環境中最黯淡的細節中展現出來。
當他選擇作為《佛羅里達樂園》外景地的汽車旅館在開拍前被改造成耀眼的亮紫色時，他順勢而為；當直升機開始在頭頂 “砰砰”作響，載著度假者在空中兜風時，他也將其融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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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夢”的B面
時光倒流到 2004 年，在貝克早期的瑰寶影片《外賣》“Take Out”中，我們看到了他導演風格的雛形，即對社會邊緣人物不為人知的生活故事充滿同情和好奇。
《外賣》由貝克與鄒時擎（Shih-Ching Tsou）共同執導（鄒時擎曾擔任貝克大部分影片的製片人，並負責表演、服裝設計和攝影工作），講述了一名無證華裔外賣騎手為了賺取足夠的小費，在天黑前還清欠“蛇頭”幫派的債務，而在曼哈頓穿行的故事。
這部電影用Sony PD105攝像機拍攝，耗資不到 3000 美元，攝製組小而靈活，演員中既有演員也有非演員，影片體現了製片人對 70 年代紐約殘酷現實主義的熱愛，以及貝克如今為人稱道的活力、自發性和同理心。
“回過頭來看，《外賣》確實是後來每部電影的藍本”，貝克說。
“我們是在自編自導自演，透過拍攝發現了這種工作方式：我們去介紹自己，並努力讓自己融入這個社群，從而能夠以一種尊重和負責任的方式來做這件事。”
在貝克的處女作《四字單詞》（2000 年）的最後字幕中，導演感謝鄒時擎救了他的命。在影片的後期製作過程中，貝克經歷了一段特別黑暗的時期，鄒幫助他渡過了難關。兩人是在紐約的一個剪輯工作坊中認識的，當時貝克正在那裡重新調整那部電影的結構。最終，他們開始同住在一家中餐館樓上，每天都會接觸到在公寓樓大堂閒逛的送餐員。
看著送餐員日夜來來往往，風雨無阻，他們萌生了一個念頭：透過其中一位員工的視角來描繪 9/11 事件後的紐約，他們把酸甜可口的雞肉送到從專案區到上東區大樓的各個地址。
鄒開始與餐廳的員工交談，瞭解他們的日常工作和奮鬥歷程。
“我們非常幸運，我們發現有人願意告訴我們他們的故事：他們需要多少年才能還清債務，他們來美國時欠了多少錢——我們會和他們一起核對事實，並將其融入我們的故事中。”
“他們甚至讓我們在他們的公寓裡拍攝，那裡住著七名無證移民。他們向我們敞開了自己的世界，這讓一切都變得不同了。”
兩人發現的越多，《外賣》的重點就越多地轉向紐約無證移民的困境，他們是維持城市運轉的主要勞動力，卻很少被人注意到。
他們在街頭舉行試鏡後，選定了男主角Charles Jang，並在Craig’s List上釋出廣告，向願意在自家門口接受外賣食物拍攝的人支付 5 美元，以此招攬顧客。
2003 年，在紐約有記錄以來雨水最多的 6 月，一家位於 103 街和阿姆斯特丹大道交匯處的中餐館同意讓他們拍攝，於是影片開始製作。
“天氣預報說接下來的 30 天都會不停地下雨，紐約的其他攝製組在那個月都停工了，而我們每天早上醒來看到烏雲密佈，就會想 ‘我們有福了’。”
他們沒有預算在拍攝期間關閉餐廳，因此他們在餐廳狂熱的工作日進行拍攝，拍攝真實顧客的互動和爭吵，小心翼翼地將任何無證員工的臉擋在鏡頭之外。
在室外，他們跟蹤拍攝主人公丁明，他騎著一輛搖搖晃晃的腳踏車在溼透的街道上瘋狂地蹬著，在收到一袋外賣和給付（或不給付）小費之間的短暫時間裡，他遇到了紐約生活的萬花筒——大多數顧客對他的艱辛生活視而不見或無動於衷。
“我們走遍了上東區和西區，在人們家門口與他們初次見面。我們會進行簡短的交談，瞭解他們的性格，找出最適合他們的方式——好戰的、同情的、冷漠的…..這是一種混合電影製作，模糊了真實與虛構之間的界限，出現在某人的公寓裡，在大約 30 秒鐘的時間裡，我們必須把他們的形象融入到我們的劇本中”。
丁明一天的生活節奏緊湊、變幻莫測，將這座城市雜亂無章的日常生活瑣事拍成了一部紐約驚悚片。透過一次偶然的暴力行為，電影製作人諷刺了 “單靠努力工作就能實現美國夢” 的觀念。
觀眾隨著MiniDV 蜿蜒進入擁擠的廚房空間、樓梯間和電梯角落，以及城市裡汽車擁擠、被雨淋溼的街道，其緊迫性和自發性相當令人抓狂。這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敘述；它是紀實與虛構的完全統一。這是一個移民現實的碎片，彷彿是被外賣騎手丁明的一位同事捕捉到的，比如他的密友兼知己楊（Jeng-Hua Yu飾）。
“我們認為，《外賣》以非常客觀的視角展現了這位先生的一天，將政治因素排除在外。不幸的是，20 年後的今天，仍有像丁明一樣的男男女女每天都在為實現這個'美國夢'而奮鬥。2021 年，美國的過境人數大幅增加，現在人們對此更加關注。可悲的是，我們還在處理這些事情，而這些問題似乎沒有得到解決”。貝克說。
2004 年，當《外賣》在斯蘭登斯電影節首映時，觀眾們看到的是貝克所說的“我在 Final Cut Pro 上按下匯出鍵”的結果。2022年，這部3000美元的小成本電影成為了世界上最負盛名的電影收藏Criterion Collection的一部分，得益於CC的 4k 數字修復技術，我們如今可以看到電影製作人一直想要看到的效果。
作為一位導演，肖恩·貝克始終關注那些生活在社會邊緣的人們，透過真實的描寫和深刻的情感共鳴，揭示了人類生活的多樣性和複雜性。
“我想我遇到的問題和主題讓我覺得，只要把它們照亮，就能讓世界變得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