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餘韜（浙江師範大學設計與創意學院 教授）
原文載於《電影評論》雜誌2024.9/10月刊
原標題為“一代的瘋魔與子一代的失語——評電影《刺蝟》”
內容提要：《刺蝟》是顧長衛對自我的迴歸，他再次將攝影機對準了時代下的異類，帶領觀眾體味著他們的孤獨與悲歡。與十年前的幾部舊作不同，時代背景在《刺蝟》一片中被有意無意地剝離，導致影片人物更為晦澀。本文透過基於文字細讀的人物分析，探析了角色與社會的互動關係，試圖挖掘背後被模糊的隱喻。文章認為，影片透過“瘋子”與“口吃”，對映著個體在面對規訓的不同態度及命運。
關鍵詞：刺蝟 仙症 規訓 瘋癲與文明 人物隱喻
在“第五代”旗手陳凱歌和張藝謀分別以主旋律大片和型別化創作重回中國電影市場的舞臺中央時，他們曾經的夥伴顧長衛也在暑期檔拿出新電影《刺蝟》。影片由影帝葛優和流量明星王俊凱擔綱主演，這似乎表達著創作者對市場和票房的重視。然而，類似的行為卻包裹著迥異的思維。陳凱歌、張藝謀的創作是對市場的理解、適應和主動選擇，而顧長衛的創作卻更像是一種“迴歸”。《刺蝟》選用了兩位具有市場號召力的演員，卻並沒有選擇一個能在市場上討喜的故事。在接連經歷了《微愛之漸入佳境》（2014）和《遇見你真好》（2018）兩部商業片的滑鐵盧後，顧長衛將創作基點重新調到了最擅長的領域。從內容上看，《刺蝟》更像是對《孔雀》（2005）、《立春》（2008）和《最愛》（2011）的延續，顧長衛回到了他最青睞且擅長的悲劇性人物，準確的說是大時代背景下的異類個體命運的塑造上。這次迴歸的背後，與其說是對市場和票房的妥協，倒不如說是一次對藝術與商業的博弈試探。略顯遺憾的是，在十年後再次面對類似主題時，導演卻選擇將時代背景阻擋在了敘事之外。脫離時代語境的角色，被剝奪了意義的參照系，讓影片縮水成了一部略顯另類的家庭情節劇。本文旨在探析影片人物與社會文化的互動關係，挖掘主角被模糊的隱喻，並以此為基礎給影片繪製一副更完整的意義地圖。
一、仙症
《刺蝟》改編自東北作家鄭執的短篇小說《仙症》，小說以“我”的第一人稱視角，透過倒敘的方式呈現了大姑父王戰團（葛優飾）的人生故事。小說標題“仙症”可以被拆解出兩重含義：第一層指向王戰團與周遭格格不入的精神與行跡，是他在世俗評判體系中需要被關注和治療的精神病；另一層則隱含著作者對王戰團這一角色的態度，隱喻著王戰團行為所具有的某種理想性超越，這讓他有了“仙”的味道。電影將標題改成了“刺蝟”，也對小說的開篇進行了修改。小說中，敘述者周正以第一人稱視角先講述了當下的自己，並由此引出姑父王戰團。而在電影中，王戰團我行我素地吹著口哨揮著旗幟指揮刺蝟過馬路的情節被推至開場，在強化王戰團古怪、倔強性格的同時，強調出了刺蝟在全片中的象徵意義：從人間馬路穿過，神隱於草地和樹林。影片結尾，王戰團從精神病院消失，超越了人世，“羽化而登仙”，成為了眾人心中永遠的謎。
在塑造王戰團這一角色時，導演以一場閃回交代了他性格的成因。年輕的王戰團第一次出海就碰上了船長走私，拒絕同流合汙的他被封鎖在船艙兩個月。這一經歷導致了他職業生涯的中斷與被指為魔怔的後半生。電影微調了王戰團關禁閉的原因，將小說中頗具時代特色的“站隊問題”替換成了黑白更加分明的“拒絕走私”。這一修改折射出了創作者在思考歷史背景時的基本態度，我們當然可以理解創作背後的考量，但卻也不得不遺憾於這一修改對人物塑造的巨大影響。
乍看之下，王戰團只是一個耿直的、與時代格格不入的人。但導演似乎並不熱衷於講述一個“失意者”的故事。“與外部世界脫節”才是導演在建構人物和敘事時的重點所在。在一次其樂融融的家庭聚會上，王戰團聲情並茂地背誦著凡爾納的《海底兩萬裡》，但這一充滿浪漫主義色彩的舉動並沒有得到家人們的關注（這種不予理睬的態度是貫穿始終的），只有幼年的周正（李汀珝 飾）搭話，質疑“魚會飛嗎？”。為了證明自己沒病，王戰團揹著用幾根大蔥製作的翅膀，神采奕奕地從房頂一躍而下。這一頗似《鳥人》（Birdy，1984）的情節，讓他的“精神失常”再次被確認，也讓這種內在的問題外化成了身體的創傷。這場王戰團與大家庭的對弈清晰地刻畫出了理想與現實、集體與個體、中心與邊緣的現實處境。
《鳥人》劇照
這種與外部世界脫節甚至對立的關係，貫穿於影片對王戰團的辯證刻畫。影片雖然表現了他的出格與昏沉，但也透過多處細節強調著他的謹慎與清醒。他對好壞有著清晰的判斷，導演透過一個手部特寫告訴觀眾，王戰團有能力在一盤花生米中挑好的吃；他內心也擁有明確的秩序感，電影多次呈現了他對棋局的熟練掌控和從不走調的歌聲；他亦具備體察人情世故的能力，女兒結婚時，他會因為害怕瘸腿給女兒丟人而選擇主動遠離婚禮現場；他甚至具備洞察真相的能力，在親戚對孩子痛下重手時，只有他指出孩子的口吃是被打出來的。
王戰團的瘋癲是流動的，也正因為這種流動感，讓觀眾產生了對瘋癲的反思。這種所謂的瘋癲可以是佯作的，也可以是被塑造的。瘋癲的背後，隱藏著一個自我價值體系與外部（社會）價值衝突的人。他迷信地認為，趙老師能治好自己的病症，在“看病”和“治療”過程中主動配合，將客廳牆上掛著象徵科學和理想的世界地圖換成了供奉“三爺”的靈符。但他在日常生活中卻又把一句“不應該”掛在嘴邊，認為不該參與走私、不該打孩子、不該悔棋、不該給趙老師下跪。然而，這些在王戰團個人價值標準中“不應該”的問題，卻讓他與周遭的家人、朋友、社會格格不入，為他貼上了“異類”的標籤，不得不始終面對社會的審判與隔離。福柯在《瘋癲與文明》中提出的，瘋人不是禁閉的第一個和最無辜的犧牲品，卻是禁閉權力的一個最模糊又最明顯最持久的象徵。[1]瘋癲成了一個沉默的他者，王戰團的瘋癲是被特殊的話語建構出來的，他只是因“不合群”而遭受排擠，被貼上了特定的標籤。但與那些相信迷信、走火入魔的家人相比，究竟誰才是真的瘋呢？
家裡人給王戰團貼上“瘋子”的標籤，並以此換取他人的理解和社會的接納。他們一直想要“治好”王戰團，為此嘗試了“求仙”“問藥”，最終在多方嘗試無果後讓他穿上精神病號的衣服。但王戰團卻仍做著最小單位的堅持，逢人就說“叫我王戰團”，堅持將自己從一切社會關係中摘出，拒絕著結構的規訓。這兩者間無法調和的矛盾，構成了影片人物狀態的核心。在這層希望逃離，卻又永遠無法逃離的結構關係中，王戰團“被卡住了”。
《刺蝟》電影截圖
二、口吃
與王戰團呼應的角色是他的侄子，從小因為“口吃”同樣被家人認為“不正常”的周正（王俊凱飾）。他在小說和影片中都承擔了主要敘述者的功能。相較於小說，影片大幅增加了周正的內容，透過他的第一人稱，以一種尚未被社會完全規訓的孩子視角，側面展現了王戰團被歸為“異類”並被排除在家庭之外的過程。與此同時，周正這一角色的成長經歷，也讓觀眾以一種更加切身的方式經歷了被規訓的過程，並以此實現對“一個‘不正常’的個體是如何被塑造的”命題的展示。
如果說王戰團的創傷源自無法到達的遠方與難以堅守的規則，那麼周正的創傷則主要源自成長過程中的（家庭）教育。他有一個敏感又精神緊張的母親（劉威葳飾）和一個嚴厲又自恃的父親（耿樂飾）。這個家庭崇尚棍棒式教育和恥感灌輸，父親總是把“你太給我丟人了”掛在嘴邊。最典型的例子是，沒有考上高中的周正坐在自家麵館吃飯，偶遇了穿著高中部校服的曾經的同桌，目睹這一畫面且深感屈辱的父親當眾打罵了周正。父親頻繁的貶損讓周正充滿了自毀的衝動，他會將“治病”的中藥和著面吞下去，也會像王戰團“起飛”一樣從樓上跳下去。遺憾的是，他的內心世界從未被家人關注。在周正與父母的關係上，我們可以更直觀地看到一種導致“失常”原因，“口吃”則是壓制、扼殺子一輩個性與表達的外顯。
精神分析認為“顯意識裡隱藏的衝動和慾望可以產生變態行為，而當原有情感能得以自由表達的時候，這些變態現象就會消失。”[2]周正常年受到父母的打壓，母親阻止他與王戰團在一起（如在街頭唱歌），父親也時常因為他的學業施加棍棒和辱罵。慾望被禁止、行為遭懲罰，“弒父”的潛在衝動便會滋生。在電影《國王的演講》（The King's Speech，2010）中，約克公爵的口吃是伴隨著兒時對“左撇子”和“羅圈腿”的強行矯正過程出現的，皇室標準的“規訓”和國王父親的威嚴讓年幼的他用口吃織就了自縛的繭房。在影片中，羅格醫生正是從打破規則、釋放天性和敞開心扉開始，逐步治好了國王口吃的“心病”。與此類似，我們也可以在《刺蝟》中看到將口吃視為“心病”的設計：少年時期的周正能流利反駁王戰團關於魚能不能飛的話題；青春期後，伴隨成長而來的規訓加重了他的症狀，口吃成為他心底焦慮與恐懼的外化，猶如漢語詞庫中的“有口難言”和“敢怒而不敢言”。周正懷疑自己，討厭自己。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有病，吃刺蝟又能不能治好自己。而只有王戰團這個“病人”不斷地跟他說“你沒病”。二者的病症都非與生俱來，而是後天人為建構。不同的是，周正的口吃主要源自不被尊重和聆聽的表達及內心的壓抑，而王戰團的瘋癲則源自一套關於正常與否的定義系統。二者都指向一個共同的問題——權力的規訓、交流的失效以及對規訓的反叛。
唯有在這對老少組合中，交流可以展開，這讓他們締結了有效的同盟關係。周正總在維護王戰團，在趙老師來做法事時用玩具槍打她，在王戰團坐上煙囪遠遠看著女兒成婚的脆弱時刻陪著他，並最終用哨聲，引導他從精神病院逃了出去。周正在王戰團的引領下完成了“弒父”。他對著給他“治病”的趙老師說“我吃了你爹”；考上高中，讀了大學，成為一名離家漂泊的海員。電影結尾，久別故鄉的周正帶著在大洋彼岸認識的混血未婚妻回到家中，最終完成了那場極具儀式感的獨立宣言。離家後的周正不再口吃，當他母親聲淚俱下地說道“當年你差一點就變成了另一個王戰團”時，周正堅定地表示自己就是王戰團，並說出了那句中國孩子似乎永遠不能說出口的“我不原諒，我不能原諒”。此刻，他的口吃消失了。在影片的結尾，周正“照例”把給孩子取名的權力讓給了父親，卻在他還未開口時說出了自己的決定，並在一個“陽”字上宣示了權力。就在他掙脫家庭完成“弒父”時，父親卻在他的面前結巴了。
《刺蝟》電影截圖
三、正常的人們
瘋癲的王戰團和失語的周正似乎都對應著片名“刺蝟”——一種看似攻擊性強、對外界充滿防禦，實際上畏光喜暗、性格溫順的獨居動物。性格的底色與面對刺激時的反應，是理解影片一眾人物的關鍵。
周正的外婆（朱懷旭飾）是一個日常只知抽菸、打牌的老太太，她與王戰團下棋的老友們為觀眾呈現了年長一代的狀態。她（和他們）在全片中一直是麻木的。生活的波折讓他們學會了沉默，已經被拔刺的她，卻在周正考上大學時說“沒事別往家跑，能走多遠走多遠”。
外婆的大女兒（王戰團的妻子）在片中總是憂心忡忡，她堅持不與王戰團離婚，時而相信王戰團沒病（“他好的時候比誰都好”），時而又請神婆拜三爺幫王戰團拔刺；她忍受著巨大的負罪感，把王戰團的中藥換成安眠藥，只為讓他別再生事。她信神婆、耶穌（一個被鏡頭虛化的背景）、佛，但事實上，信仰只是她為達目的“病急亂投醫”。她從沒認真思考過被建構的“病”，癥結到底在哪裡。無條件的臣服、渴望融入和對個性的恐懼，壓得她喘不過氣。與她類似的還有下崗的妹妹（周正的母親），無力又荒唐地相信針灸可以治口吃，中藥可以提升成績。
作為被規訓的人，她們還遵從著社會對性別分工的劃定——帶孩子、帶孫子、維持“夫”的顏面，孩子的取名權也讓渡於被眾人視為瘋子的王戰團。失去反抗能力的她們走進了被規則和話語建構的陷阱，維護著皇帝新衣般的謊言。就如王戰團未婚先孕的女兒，依然希望透過掩飾和補救，嵌入正常的社會規範。
作為神婆的趙老師（任素汐飾）是一個遊離於家庭與正常社會結構之外的角色，這也讓她具有了更強的象徵意義。“趙老師”掌握著定義一個人是否正常的權力，也是聯絡“正常人”與“非正常人”之間的橋樑。但那些一擊即碎的把戲，僅僅是她利用人性之痴收割著權力、金錢與服從的手段。與其說她掌握著某種“真理”，不如說她善於編織一套似是而非的話語，並以扭曲現實的意識形態操控並塑造著“真理”，真理也因此淪為了服務於權力的工具。她的這種權力，源於迷信，在愚昧和服從面前，迷信又具備莫大的生命力。全片的戲眼是周母要求周正給神婆磕頭那場戲，這位虛假的真理編織者，在王戰團撥通手機喊來警察時，如紙老虎一般不堪一擊。迷信的力量可藉由意識形態的國家機器暴力解除，然而建立在現代科學邏輯和主流意識形態之上的規則卻很難被證偽。王戰團能輕而易舉攻破神婆，卻只能認命似的把自己交給精神病院。
女婿和兒子是片中比較另類的角色，他們分處“子一代”的兩極，參與著“正常家庭”的建構。女婿是個年長的二婚男人，一個嫻熟遊走於規則邊界的聰明人，出場時就被貼上了“流氓”的標籤。但他卻能夠與包括王戰團在內的所有家人融洽相處；兒子則是子一代中最尋常、最按部就班的角色，但這個“系統的標準化產品”卻在即將成婚之時死於一場突如其來的車禍。電影透過對不同人物的塑造和他們在劇中命運的設計，隱射了對社會的洞見與剖析。
從外婆到周正，跨越三代人的家庭組成了對社會結構中不同人群的對映。《刺蝟》中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傷痕，而暴力與壓迫的延續，創傷間的互斥與激化，彷彿成了歷史性悲劇的必然。
《刺蝟》電影截圖
結語
現代性是對理性和秩序的執著，而瘋癲的存在恰恰揭示了這種執著背後的脆弱性與虛假性。現代社會往往強調理性與規範，試圖透過這些手段來維持穩定和諧。與此同時，那些與規範所不相容的物件必然要遭受新一輪的規訓與懲罰。然而，瘋癲作為一種偏離常規的存在，以另類的視角揭示了理性的侷限和規則的虛偽，正如在周正和王戰團的家人請來神婆做法時，究竟誰更瘋狂？瘋癲不僅是對社會規範的挑戰，更是對現代性本質的深刻反思。《刺蝟》努力將社會規範的漏網之魚撈起，透過描繪那些被主流社會忽視和排斥的人，揭示了他們存在的意義和獨特價值。正如福柯所說：“被馴化的瘋癲依然保留了其統治的全部表象。現在它參與對理性的評估和對真理的探索。它在事物的表面，在光天化日之下，透過一切表象的運作，透過現實與幻覺的混淆，透過那整個模糊不清的網——總在編織又總被打破的、既將真理和表象統一起來又將它們分開的網——發生作用。它既遮遮掩掩又鋒芒畢露，既說真話又講謊言，既是光明又是陰影。它閃爍誘人。”[3]
註釋：
往期精彩
▼▼▼
閱讀量：6.7W+
閱讀量：4.7W+
閱讀量：1.8W+
閱讀量：1.8W+
閱讀量：1.6W+
閱讀量：1.3W+
閱讀量：1.1W+
閱讀量：1.1W+
閱讀量：1.1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