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魯青：大冰很喜歡強調“江湖”這個詞，他經常說自己是個走江湖的，80後有金庸古龍等各類俠客小說的情結，會覺得有情有義和江湖氣是人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大冰在書裡會寫一些現在讀來很少見的事情。比如他有個賣毛筆的親戚，他媽媽跟他說，這個親戚生活很困難，你出名了，要幫幫他，於是他就直接在書裡寫：我叔叔是做毛筆的，如果你們想買毛筆，可以去找他，他的微訊號是xxx。他還在書裡叮囑，如果要去買的話，不要跟他叔叔說買“大冰同款”，因為那款是叔叔送他的，比較貴，大家買基本款就可以了。

大冰翻紅可能是因為他崇尚的江湖氣現在已經很少見了。在大冰的一次直播中，有個在河南的男生想自殺，連線了大冰跟他告別，他火的那句是“讓我兄弟帶你去吃一碗燴麵”，還建議他出海去做海員等等。

他以前被嘲笑是因為油膩吧，比較火的一篇文章叫《乖，摸摸頭》，情節是他從山東電視臺離職後，一個同事小姑娘每年都會給他發四個字“好好的，哥”，他就回“乖，摸摸頭”。

尹清露：之前大冰被嘲諷就是因為油膩，比如對女性會刻板地叫“丫頭”。他的翻紅讓我發現，性別視角不再是唯一的視角，也不再是大家完全投入注意力的地方，這些評論也不能掩蓋大冰人很好、給予了大家情緒價值這件事。

剛剛魯青說到大冰很注重情感、義氣和江湖氣，這些在今天是很罕見的，他的直播會讓我聯想到張雪峰，他們倆都是會堅定地給出一些實用性建議的人。想自殺的男生向大冰求助時，大冰很堅定地讓男生立刻出海當海員，不要在陸地上工作；還有一個阿姨向大冰提問退休之後的生活，他給的建議是去西雙版納某地當保潔。我覺得這些建議是很安慰人心的，因為它是一個很具體、很確切的選項，如果我是那個阿姨，我不去好像都有點愧對大冰這麼具體的建議，就算不去那裡工作，都會去那裡看一下。大冰和張雪峰不太一樣的點在於：他的建議保留了一些早年間詩與遠方的浪漫，簡直是戳到了當代人的痛點，大家既想要一個篤定的東西，又想要被給予情緒價值。

提到大冰列了一串title被嘲諷這件事，他其實也說了，自己原本可以找名人來為自己背書，但是他沒有。今天大家聽他直播時才發現，其實這些頭銜也都不是假的，比如他說自己是“說書人”，他確實故事講得很好；他說自己會各種技能，他在直播間也的確在指導藝術生、指導別人裝修等等。我覺得大冰才是先天搞抽象聖體，搞抽象大概的意思是：我用一種很嚴肅的語氣表達，但其實是在開玩笑，如果別人聽不懂我的抽象，就會覺得這個人好傻，這個人是不是有點問題。但當時沒人懂大冰的幽默。

董子琪：是不是像加個狗頭？

尹清露：對，可惜那時候沒有狗頭這個符號。

徐魯青：大冰翻紅還有一個原因是平民化。現在大家的日子都過得很慘，甚至網際網路上有點仇富或仇精英的趨向，而大家對大冰的好感就來自於——他很平民化，他跟普通人是站在一起的。網上還說他以前騎摩托車去給山區的讀者送書，以及“他不像韓寒和郭敬明直接從文學進入影視大賺特賺”。這些話語和大眾對張雪峰的評價有相似性，他們不是那些站在高處的知識分子和精英，而是跟所謂的普通人站在一起的。

尹清露：且不說大冰這樣做到底是不是他真實的想法，至少他表現出來是這樣子的。去年我在網上刷到很多“冰學”，今年大冰名聲反轉的時候我還挺驚訝的，網上有媒體是這樣評價的：大冰非常敏銳，他在好的時代緊緊抓住了年輕人看世界的慾望，在壞的時代，又敏銳地捕捉到了年輕人求安穩的需求。

這段話是很有道理，但我在想，去年“冰學”大火的時候，大眾情緒也是想求安穩的，跟今年並沒有發生特別大的變化。去年我讀到了一篇關於完顏慧德和大冰抽象笑料的文化評論，談到大家宣揚“冰學”是出於某種絕望，透過笑料得到短暫又廉價的神經刺激，從而更順滑地在壓力中勞作，但生活本質並沒有發生什麼變化。那麼，到底是什麼發生變化了？

我最近在讀日本學者宇野常寬寫的《00年代的想象力》，他提到日本也經歷過相似時期。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大家有一種退縮、保守的心態，直到後面發現，人與人之間的情感連線仍然很重要。換言之，先前處於沒有物語的時代，只需要去消費抽象的笑料。但是後來大家發現，我們還是需要敘事的，而敘事來自於人的關係性。只不過，現在任何敘事都不穩定，反而是很確定的敘事會讓人感覺很好，即使你內心深處並不一定相信它。這就能說明大冰直播間為什麼火了，首先他給人提供了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溫暖，其次他提供了一些不一定有效但“有用”的建議，也就是各種小敘事。

董子琪：“活人感”這個詞說起來真的好奇怪，人不都是活著的嗎？難道還有“死人感”嗎？可能是覺得內娛裡很多人不那麼有個性，沒有那麼有生命力，所以比較讚賞早期的一些風格等等。這很像是對盧梭的“高貴野蠻人”（noble savage）的嚮往，嚮往著無拘無束的、在社會主流規則之外的、生機勃勃甚至有點粗魯的那種形象。我記得劉曉慶傳播最廣、最受追捧的一個形象，就是她說“日本鬼子暴露我的年齡了”這種爆粗口的女性形象，大家會覺得這種是更加“真”的。

這類形象在現當代中國影視界挺受歡迎的，女性角色中這類形象比較少一些，我能想到的是小燕子、刁蠻公主；男性角色中這類形象比較多，例如《我愛我家》這部劇裡，葛優演的季春生就是一個標準的從農村到城市的流民，他的形象其實是：身無所傍，滿口謊言，甚至蔑視權威、歧視女性，放縱自己的慾望。後來我看葛優無論演什麼角色都有“季春生”這個形象的影子在。除此之外，姜文飾演的許多角色，王朔筆下的許多人物（比如90年代電視劇《過把癮》裡王志文的角色）也都有這類形象，會爆粗口，講一些這個世界的真相，我覺得挺像剛才魯青說的“江湖氣”。

“江湖”可能不是某個代際發明出來的，而是一脈人物所崇尚的規矩，通常來說他們是遊民一樣的階層，就像王元化引用過杜亞泉的觀點：中國社會史上非常有影響力的是遊民這批人。所以我覺得，他們大概能代表劉曉慶或大冰背後的高貴野蠻人的想象，雖然在這個處境中，他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這樣，但是他們仍然顯得非常高貴，跟文明虛偽、很多套路、很多規矩的世界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不過其中也會有一些問題。粗野如果放大了的話也會讓人不堪忍受，所以還是要調和在一定的範圍內讓人覺得喜歡，不管是小燕子還是劉曉慶。我覺得剛才文捷說的“文字盜獵者”也很有道理，不是大冰或劉曉慶他們發生了變化，而是大家文字盜獵的方式和趣味發生了轉變。

尹清露：我一開始看到“活人感”這個詞，想說是不是跟“出格”差不多？比如我們覺得沒有什麼希望，就期待有一個出乎意料的人出現。子琪問難道還有“死人感”嗎，我覺得跟“活人感”相對的可能是“人機”。我就是一個經常被吐槽像“人機”的人，比如經常回答“確實”，安慰別人的時候只會說“寶寶你別哭了”、“寶寶我抱抱你，安慰一下你吧”這兩句。

或許當技術發展到人可以跟機器對話的時候，其實不僅是機器在模仿人，人也在模仿機器。這時候反而會讓我們更珍視一些人的出格的、逃逸出去的一些特質。

董子琪：我看過一部劉曉慶和陳佩斯演的王好為導演的電影《瞧這一家子》，她飾演一個售貨員，演得非常好。這可能真的跟人的情感容量、個人氣質有關係，她就是一個那麼小的配角，演一個國營商店裡對顧客非常不耐煩的售貨員，但是她一直迸發出銀鈴般的笑聲，非常有標誌性，讓人忍不住要看她，就是要圍繞著她。那時候劉曉慶還很年輕，遠遠沒有什麼女皇特質，但依然很吸引人。

尹清露：還有人說劉曉慶在一部劇裡面同時演了8個角，真的很愛演哈哈哈。情感容量這個詞還挺對的，她能夠容下來這麼多情感，所以才能夠演繹出不同的人。

潘文捷：不知大家最近有沒有看到兩個流行的詞彙，“活人微死”和“死人微活”。我之前看了一些“活人微死”的表情包，上面會寫“如果世界是個群，那我已經退了”、“原來我是學生，不是畜生”、“沒事的，殺不死我的，我會自己死”、“領導說我笨，笑死，聰明可是另外的價錢”等等調侃的內容，感覺現在不論是給老師還是老闆打工，大家都是一種“活人微死”的狀態，有一種想躺平但不得不被領導“扎一下”讓你起來幹活的“活人微死”感。“死人微活”就是預設自己已經“死了”，但是看到比如戀綜裡面甜甜的糖，又會感覺“屍體暖暖的”。這兩種狀態跟以前一直討論的“佛系”或者“躺平”也有些關聯。

再談回劉曉慶，她的身上除了活力，還有一種女性身上很少見到的“第一性”的感覺，她沒有那種被審視的感覺，好像沒有受到父權社會的打壓。我還想到那英，她是子琪說的“會爆粗口的女性”，經典語錄是“最煩裝逼的人”。我今年也看了《歌手》，覺得那英唱得一般而且很老派，樂評人都說她唱得不好，她又很緊張，唱歌也出錯，但最後還是拿了冠軍——這跟大家很喜歡她有關係，她就是第一性的感覺。

此外我也想問：這只是跟她們的性別有關嗎？還是跟她們的階層有關係？可能到了那個社會階層，你可以做出很多普通女性做不了的事情，好像既是“野蠻人”但又很高貴。

徐魯青：劉曉慶對於大多數權力和規則都不在乎，我看了她的書，書裡面有一段說：我經歷過下鄉，還有各種運動，我還進過秦城監獄，但是我現在還是能站在這裡。

潘文捷：我想到另一位女演員陳沖，她和劉曉慶一起演過《小花》，她倆的差別很大。陳沖和學者羅新對談的時候，一直說自己缺乏知識，“我好像不配給大家講我是一個模範青年”，“為什麼大家會喜歡我”，“他們在我身上看到了什麼我都不知道”。因為她家裡人覺得演員不是一個真實的職業，會用一個知識分子的要求去要求她。

董子琪：這就是文明（civilized）和野蠻（savage）的對比。

徐魯青：黃聖依爸媽也是知識分子，她也很代表文明。

潘文捷：她太文明瞭，所以她就“死人微活”了——黃聖依在《再見愛人4》裡就有一種“死感”，很多時候一句話也不說。

徐魯青：但是我覺得，我們常常將知識分子和軟弱繫結在一起，這是一個漏洞。以前批鬥知識分子的時候會說，你們知識分子就是軟弱，就是沒有辦法堅定地改造世界。大家好像很喜歡把擁有知識和是否軟弱、是否容易感到羞恥聯絡在一起，好像錯的是你本身讀書讀太多。

尹清露：當然，下意識認為知識人軟弱，這是一種偏見，也有反智的傾向，但我覺得有時候大家確實更需要野蠻的東西。很多年前，我們會很溫和地用一些理論講母職，講男性要更加參與到女性的照護之中，都是很有道理、循循善誘的感覺，可是現在我發現，大家需要的是劉曉慶書中寫的“我進入男人社會，操控男人，統治男人”，是要先成為統治階級、先坐上皇帝的位置再去談改變的意思。雖然不能完全類比，但美國大選中有一句話讓我印象深刻，大意是：“你是想去聽左派那些道貌岸然的空話，還是去右邊賭一賭機會。”

潘文捷：權力都是要爭奪的，革命不是請客吃飯，如果真的要去爭奪這個權益的話，過程中講道理是講不清楚的。《文化的演化：民眾動機正在重塑世界》這本書就認為，在整體生活能夠得到保障的時候，大家的生存安全感都很強的時候，大眾會更加傾向於文明地說理；可一旦在生存上面有壓力，大眾就會希望有一個威權的人來引導。這本書分析了為什麼如今美國民眾都不再支援左派，因為現在的左派拋棄了原來傳統左派階級鬥爭的道路，改向了文化上的議題，而儘管美國人從世界視角看來依舊富有，但民眾是感覺得到威脅的，包括整體貧富差距的擴大、移民搶了部分人的工作等等，他們自我感知的威脅在增強。

尹清露：所以無論是“活人感”還是“高貴的野蠻”都需要適度，就像是左和右的互相牽制。只不過現在看來，在這個到處都是“活人微死”“死人微活”的時候，大家會更傾向於野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