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4月12日，泰戈爾一行如約乘船到上海，徐志摩、瞿菊農、張君勱、鄭振鐸，以及文學研究會、上海青年會、江蘇省教育會和“時事新報”館，都有代表在匯山碼頭等候。當雙手合十、白髮白鬚的泰戈爾漸漸出現在人們視線內時，岸上一片歡呼聲、歌聲。人們湧上船，為他戴上花環。一場中印文化交流的盛會正式上演。

泰戈爾始料不及的是，迎接他的不但有鮮花，也有尖利刺人的荊棘。就在一派崇拜讚揚聲中，泰戈爾也受到了中國思想文化界異常尖銳的批評。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把泰戈爾提倡東方文明、反對西方文明看作是站在崇古復古的立場上反對現代化，是美化封建秩序和封建意識，是抹殺階級和階級鬥爭觀點，是以抽象的人性論腐蝕人們的鬥志。中國當時最迫切的任務是反帝反封建，是團結起來，積極參加即將到來的國民革命。而泰戈爾這時在中國到處宣傳以愛對抗暴力，大談精神文明、博愛主義，似乎是在消磨中國人的革命意志。實際上，泰戈爾始終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和封建主義，他也不是一味反對西方物質文明，提倡東方的精神文明。泰戈爾恰恰是因為堅持拒絕抑制科學文明而長期得不到自己同胞的原諒的。

早在泰戈爾訪華的四年前，當時在美國留學的馮友蘭問他對災難深重的中國有什麼拯救方法時，他就毫不猶豫地說：“我只有一句話：快學科學！”他一直在主張東方人學習西方科學來擺脫被壓迫的地位。在中國他也一再強調他所反對的只是把人降為機器的奴隸，反對濫用科學，反對把科學凌駕於一切之上，也就是說，他反對的是畸形的物質文明，同樣，他也反對畸形的精神文明，而不是反對物質或精神本身，“從迷幻中醒過來，破除精神物質的畸形，而各還他的本來地位”（泰戈爾：《東方文明的危機——在上海各團體歡迎會上的講演》，1924年4月18日）。

遺憾的是，泰戈爾來時的中國，正處於思想混亂、國勢衰弱的時代，在物質和精神兩方面都正鬧著饑荒，所以對任何外來的思想家，包括在泰戈爾之前到中國的羅素、杜威和杜裡舒等，歡迎者或反對者都希望他們能帶來一種拯救中國的靈丹妙藥，帶著這種先入之見歡迎或反對這些外國思想家時就都會具有某種盲目性，而對他們的思想學術本身並沒有什麼深入的瞭解。所以，中國思想文化界雖然出過“羅素月刊”、“杜威五大講演”、“杜裡舒講演錄”，忙得不亦樂乎，但他們所歡迎或反對的都談不上是思想和學術。當時對泰戈爾的態度也是這樣。泰戈爾本是為了恢復和發展中印兩國的友誼而來的，是為了推動東西方文明的和諧而來，並非要分出東西方文明的優劣或只取一端，但在當時紛亂的中國文化和政治環境下，他對東西方文化的這種“無問”態度，很多歡迎者和反對者都故意或無意忽略了。

正是在老詩人因為得不到理解而黯然神傷的時候，是清華的師生以真誠的心理解了老詩人靈魂深處的這種溫暖的博大。就在當時國內歡迎和批評聲浪都正烈的時候，清華老師陸懋德就客觀地指出：歡迎派和反對派都誤解了泰戈爾。歡迎派將泰戈爾視為印度革命領袖，“因欲利用彼鼓吹革命主義”；反對派則批評泰戈爾反對物質文明，而“泰氏亦非勸人絕對不用物質文明，不過指出物質文明之弱點，使人知物質文明之外，尚有精神文明之重要而已”（陸懋德：《個人對於泰戈爾之感想》，《晨報副刊》，1924年6月3日）。此公允之論，直至今日，都顯珍貴。

在清華大學期間，泰戈爾才在訪華期間找到了中國真正的友誼，恢復了內心的平靜。老詩人在清華的日子裡，與清華的師生們做真心的朋友，他和清華的青年學生們比心而談，啟發了很多清華學子在迷茫中觸控到了自己的初心，找回了生命的真實、民族的真實、國家的真實。

清華與泰戈爾的結緣，始於1917年4月26日、5月24、31日出版的《清華週刊》（第106、110、111期）開始連載《印度詩人塔果爾傳》。雖然在這之前，歐陽仲濤於1916年2月在梁啟超等主辦的《大中華雜誌》發表了《介紹太阿兒》，且文末註明“未完”，但直到該雜誌終刊，未見後續。所以，《清華週刊》上這篇文章，應是國內較早最全面介紹泰戈爾生平與思想的傳記。文章將泰戈爾一生分三個階段，即“幼年時期”、“辦學時期”、“學說”。文章介紹了泰戈爾關於東西方文明的觀點：“一言以蔽之，西洋文化為都市文化，東洋文化為森林文化。西洋之格致，僅及於物質形下之格致也，以此征服天然界，不綦難哉。東洋之格致，直將吾心靈扦外物，外物不必皆為有形之物。”文章也指出了泰戈爾以印度文明代表東方文明。但作者認為，最古老的東亞哲學，“莫古於易，今之通儒”。中國傳統文化與印度文化並不相悖：“鹹謂易理與佛經多相通。”文章持論客觀，對中國傳統文化與印度文化的比較，也中肯有據。1918年夏，《清華週刊·第四次臨時增刊》（第4期）又發表了宋春舫的《國運與文學》，其中將泰戈爾的作品與“國運”相聯絡：“對於喚起人民愛國之天良，而慰其瑣尾流離之困；對於世界使吾人油然而生民胞物與之心，而祝其有恢復自由之一日也。”他希望中國也出現泰戈爾這樣能以文學拯救國運與衰頹之勢的作家。

泰戈爾進入國人視野，清華大學有推介之功。

1923年，泰戈爾即將訪華的訊息傳開後，清華同學以“望穿眼”來表達欲一睹詩哲風采的心情。為使師生更好地瞭解泰戈爾的作品與思想，《清華週刊》特約請畢樹棠撰文《太戈爾研究指南》，“將近幾年來中西書報上關於太戈爾的論著，作一個選擇的編纂，和簡單的介紹，以為讀者研究太戈爾的學說與文藝之助”。《指南》收集從1913年至1923年十年間國內主要期刊上發表、摘錄的有關泰戈爾傳記、戲劇、詩歌等的介紹、評論等文章74篇，並介紹其大意。同時也收錄此一時期美國雜誌為主發表的83篇英文論文索引。這是當時國內最全面的泰戈爾論著目錄，堪稱當時泰戈爾研究指導手冊（畢樹棠：《太戈爾研究指南》，《清華週刊》，第293期，1923年11月9日）。

1924年4月11日，《清華週刊·書報介紹復刊》（10期）還介紹了龍今吾的文章《太戈爾的戀愛觀》（原刊於《婦女雜誌》，1924年2月1日），並表示“我們望穿眼的太戈爾先生將於四月中來華。此老的作品我們拜讀過的很多，然終少見有人拿他的哲學，作分析之研究，”此篇文章綜合泰戈爾的諸多作品，概括出泰戈爾的戀愛觀。

清華大學圖書館也努力蒐集泰戈爾的著作，至1924年泰戈爾訪華時，圖書館已收藏泰戈爾英文著作25種。清華“圖書館已備（泰戈爾的英文著作）者，雖不完全，亦不大缺” （吳漢章：《泰谷爾著作介紹》，《清華週刊·書報介紹副刊》，第11期，1924年5月，第34-37頁）。

可以說，在泰戈爾邁進清華大學的大門，但對清華大學還了解不多的時候，清華大學的師生對他應該已不陌生了。

泰戈爾訪問清華，與梁啟超等人的熱情邀請有關。作為講學社的核心人物和泰戈爾訪華的主要邀請人與接待者之一，梁啟超對泰戈爾在華的行程安排細緻入微，並希望藉助清華的力量。3月7日，梁啟超致信蹇季常，商討泰戈爾訪華住所問題時說：“獨太戈爾房須別覓，真是一問題，渠不過一個月後便來，非趕緊設法不可。我想城裡找適當的很難，最好是海淀，其次則香山……”並特別提出要時任清華教務長張彭春幫忙料理（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10頁）。

梁啟超在北京師大發表歡迎泰戈爾的演講時，曾就自己之前多次拒絕北京師大校長的邀請而道歉，但對清華大學，他似乎感情既深且厚，從1914年起就不時在清華從事著述或講學，而且覺得有無限愉快。從1923年9月起，他開始在清華長期講學，所開“最近三百年學術史”與“群書概要”等課，受到清華同學的熱烈歡迎。泰戈爾訪華之際，清華已成為梁啟超主要的活動地點之一。正是梁啟超及清華校方的熱情邀請與接待，才有泰戈爾在清華園長達近一週的駐留。

清華僻居郊區，環境幽靜，生活設施齊全先進，而泰戈爾自到中國後，日程非常緊張，舟行勞頓，幾乎無片刻休息，中國的接待者如徐志摩、王統照為此一直很擔心，而在清華，老詩人難得地好好休息了一下。

泰戈爾下榻清華後工字廳，清華師生莫不興奮，校方的接待，也非常細緻周到，還專門安排英文系教授王文顯參與接待（李忠霖：《一位有異國情調的同鄉前輩——懷念業師王文顯教授》，《清華校友通訊》，1984年第10期，第293頁）。徐志摩說：“太氏在清華住的那幾天——五月初那星期——，承清華學校曹雲祥與張仲述兩先生的好意替他安排得又舒服又安閒，他在他的忙碌的旅行期內總算受用了幾天的清福，那是他近年來不常有的。” （泰戈爾：《清華講演》之徐志摩附述，《小說月報》，第15卷10號，1924年10月10日）

4月30日，泰戈爾一行在清華休息一天。

5月1日下午3點至5點，為了使清華師生更好地理解泰戈爾當晚的演講，梁啟超在清華演講“中印文化之關係及太氏之介紹”，雖然內容與在北京師大的演講大致相同，但也許是因為這次是為當晚泰戈爾的演講造勢，所以“梁先生精神奮健，其氣概誠令人欽佩，同學聽講後，受益良深”（《太氏介紹》，《清華週刊》第313期，1924年5月9日）。泰戈爾對梁啟超的此次演講非常欣賞，並請他將此次演講及之前在北京師大的演講譯為英文，自己帶回國。

5月1日晚八點半，清華大學師生在清華舊禮堂為泰戈爾舉行盛大的歡迎會，並邀請泰戈爾演講，由徐志摩翻譯。清華教授王文顯描寫詩人演講時形容是：“其狀高矍，其鬢灰白，其體從容而尊嚴，其音和平而甜美，其舉動不用矯揉造作。”（陸懋德：《個人對於泰戈爾之感想》）泰戈爾的言辭，徐志摩的詩人氣質和翻譯，成為中英雙語最美修辭的雙壁，讓清華師生大飽眼福和耳福。

我的年輕的朋友，我眼看著你們年輕的面目，閃爍著聰明與誠懇的志趣，但是我們的中間卻是隔著年歲的距離。我已經到了黃昏的海邊，你們遠遠地站在那日出的家鄉。

那時期的意義與訊息已經顯露在今朝。

我相信現在在世界上有的是人們，他們已經聽著這時期的感召。

你們正可以自負，同時也應得知道你們的責任，如今你們生長在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一個時期裡。我們從我們的苦惱與痛楚的火焰裡隱隱的辨認出這時代的偉大，這苦痛是普遍的，我們還不十分知道前途是何等的光景。

詩一般的語句，從長髯白髮的詩人口中緩緩流淌而出，聽者莫不沉浸其中。

泰戈爾號召青年們拿出自己的光亮，去“參加世界文化的展覽”。他說自己不相信一些人的說法，認為中國人都是實利主義的、唯物主義的；他不相信“任何的民族同時可以偉大而是物質主義的……我以為凡是亞洲的民族決不會完全受物質主義的支配”；“人類的文明正等著一個偉大的圓滿，等著他的靈魂的純美的表現。這是你們的責任，你們應得在這個方向裡盡你們的貢獻”。他勸告青年們要堅持生活的美的原則，不要被物質主義的毒素玷汙了自己本來純潔的靈魂，“不要錯走路，不要惶惑”。詩人滿懷深情地說：

泰戈爾的演講是即興的，但他的內心就好像有始終暢流不息的泉水，只要有一個出口，就會源源不斷地流出來，所以他的演講就像是在把一棵小樹苗在聽眾面前慢慢催長成一棵參天大樹那樣神秘，而聽眾也就在他變魔術一樣的語言的急流中沉醉於這棵大樹的綠蔭的陰涼，忘記了自己周圍喧鬧的世界。實際上，他的很多作品就是這樣創作出來的，他不是像一些作家那樣在開始創作之前都有很詳細的規劃，至少要打好腹稿，而是至多抓住一點點靈魂的火花，或心靈裡一朵雲彩飄過時投下的陰影，他就可以用詩神給他的“靈感”，變幻術般變出一首小詩或一段故事或一齣戲劇。 擔任他的翻譯的徐志摩有一次奇怪地問他：“你這樣永遠受創作的衝動的驅使究竟是苦還是樂？”聽徐志摩這樣問，老詩人笑著反問道：“你去問那夜鶯，他嘔盡他的心血還要唱，他究竟是苦還是樂？你再去問問那深山的瀑布，他終年把他潔白的身體向深谷裡摔個粉碎，他究竟是苦還是樂？”（同前）

與以前的演講相比，泰戈爾在這次演講中不再像以前那樣對中國的物質主義進行直接的批評，而是非常婉轉地予以諷刺，而且語氣裡多了一點惆悵、一點無奈、一點欲言又止的傷心。他似乎不再直接指責他在中國所看到的他認為醜惡的東西，雖然他那如炬的目光早就把一切看得清清楚楚。這種態度與語氣的改變，與他聽在耳裡的一些不和諧的反對的聲音有關：這對抱著滿腔熱情而來的詩人來說，未免讓他感到傷心了（同前）。

詩聖蒞臨，清華師生“不獨爭欲觀其風采，且以能與彼接談為快”。因此，經學校協調，並經泰戈爾許可，5月2日、3日兩天下午五點至六點，泰戈爾專門接見學生。一天傍晚，泰戈爾在後工字廳接受了十餘位同學的採訪。泰戈爾揹著欄外的荷花池，同學們則環坐席上。同學們首先詢問如何解決西方文明“迫成之飢窘問題”，泰戈爾表示，自己因不熟悉中國的具體情況，所以就只能介紹了西方文明與印度的貧富差別的關係。同學們還問了其他問題，如：“他所信仰的上帝究竟是否與耶穌教的上帝有分別？”“人們的生存在世，是不是特幸？”“‘自由’與‘愛’之確鑿的界說及其相互的關係”……“太氏溫藹可親，且善為青年勸導。是以聆其談話者莫不嘆佩。”（《哲人談話》，《清華週刊》第313期，1924年5月9日）不知不覺，已是6點半，比約定的時間多了半小時，同學們恐老詩人太辛苦，遂道謝告別而去。

5月2日，有“中國的泰戈爾”之稱的辜鴻銘，專程從北大趕到清華會見泰戈爾。兩人具體談了什麼，不得詳知，但辜鴻銘對泰戈爾並無好感。3日，清華學生梁朝威採訪辜鴻銘，請他談談對泰戈爾的認識，辜鴻銘認為泰戈爾足以代表印度文化，“然其知中國之事少，且所言不足以救中國之弊；蓋其理想太高，太谷爾其猶龍乎”！辜鴻銘將泰戈爾比作中國的老子，並且感嘆說“堂堂乎太谷爾也”（梁朝威：《與“中國的太谷爾”談話記》，《清華週刊》，第313期，1924年5月9日） ！此時的辜鴻銘談及泰戈爾還算客氣，同年7月24日，他在法國《辯論報》上撰文，則直接稱泰戈爾給中國帶來的只是“謬誤和混亂”，“讓他不要來給我們講授什麼文明”。

3日晚，學生會開全體學生大會歡迎泰戈爾。這次歡迎會原定10日舉行，因為泰戈爾原定在清華園駐留23天（4月28日至5月20日），但因泰戈爾“不日離校，恐不克親受歡迎”，所以才提前至3日（泰戈爾在清華園的實際停留時間為6夜5天）。

晚餐時分，清華附屬高中的同學皆在清華大學聚餐，飯前高唱中英文校歌，“精神為之大壯”。飯畢，同赴新禮堂靜候泰戈爾蒞臨。不久，“吾人望眼欲穿之詩哲由工字廳從容來矣”。全體同學起立致敬。泰戈爾落座後，首先由學生會幹事部主席致開會辭。辭畢，同學們同唱校歌。歌畢，冀朝鼎代表全體同學致歡迎辭，“辭中意氣壯巍，道東方之文獻；情意虔懇，言歡迎之熱誠，為該會之最精彩者”。會上，同學們還表演了兩出啞劇、國樂、崑腔等節目，“皆極一時之盛”。泰戈爾對國樂表現出濃厚興趣，一曲完畢後，意猶未盡，請同學們再彈奏一曲（《歡迎太戈爾》，《清華週刊》，第313期，1924年5月9日）。

泰戈爾與清華師生的談話非常輕鬆隨意，“談論人生問題——自宗教至性戀，自性戀至財政，不僅聽著的人實惠，講的人不受形式的拘束也著實的愉快”。泰戈爾覺得很愉快，他覺得中國的學生很聰明，自己與學生們很“投機”。徐志摩注意到了詩人情緒的變化：“聽老人的口氣，似乎他自己以為與學生們的談話是很投機的。”他遺憾自己當時都不在場，也不知道這些珍貴的談話是否有人記錄下來：“那幾番談話不知道當時或是事後有人記下否（恩厚之只剪著幾條斷片，卻始終不曾整理出來），如其有，我盼望記下的諸君將來有機會發表。”不知他後來是否知道，這些談話的大致內容發表在《清華週刊》（第313期，1924年5月9日）上了。

泰戈爾在清華期間，正值“燕草碧綠，秦桑綠枝時節，水木清華的清華園已成了奼紫嫣紅，鳥語花香的樂國”，泰戈爾此時“‘駐錫’於此”，與清華美景“互相輝映，點綴一時，水木清華的清華園，益呈靄祥可愛之象”。清華師生“居此靄祥可愛之樂國，得聆此詩哲環琦之高論，不禁心曠神怡，覺天下事無事不樂，天下物無物不美矣”（梁朝威：《與“中國太谷爾”談話記》）。

5月5日，泰戈爾告別清華師生，返回北京城裡，出席下午1點至5點在東城大佛寺舉行的佛教會歡迎會。清華師生戀戀不捨。因為泰戈爾在清華的一星期，“實在是我們最引為榮幸，並且在清華的歷史上最值得紀念的一件事情”。雖然以前清華來過很多達官貴人，但熱鬧過後，他們什麼都沒給清華留下；但泰戈爾不同，他來清華，是“帶了一份極珍貴的禮物來送給我們享用。這份極寶貴的禮物就是他那偉大的人格”。所以，他“離開了清華之後，他的印象是曾常時存留在我們的腦筋裡。他對於我們的行動和思想是有很大的影響。他曾使得我們此次歡迎他的興趣不但不漸漸消滅，並且引導我們到了一條新闢的大路上，使得我們心頭上時時刻刻地記著他的話，向前進行”。這條大路，就是“建設世界文化的使命”（《泰戈爾先生去後》，《清華週刊》，第313期，1924年5月9日）。

泰戈爾的美好形象，就這樣永遠留在了清華師生腦中。而清華師生的真誠，也給老詩人帶來了莫大的安慰。清華精神與老詩人的靈魂在交融中誕生了著名的“清華演講”，至今都仍在激勵著清華人去直面真實、直面責任，為自己、為清華、為中國、為世界，去擔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