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元春

（上海財經大學校長）

來源/中信書院

本文內容整理自《發展與超越》劉元春/丁曉欽著

“中等收入陷阱”這一概念，是在 2007 年世界銀行釋出的《東亞復興》報告中首次公開提出的。

該報告指出，在二戰結束後的 50 多年裡，在全球 101 箇中等收入經濟體中，僅有 13 個成功發展為高收入經濟體。大多數經濟體在中等收入階段都出現了經濟停滯現象，收入水平徘徊不前，難以實現向高收入水平跨越，甚至重新跌落至低收入水平，這一情況被稱為“中等收入陷阱”，在拉美國家和東南亞國家表現得尤為明顯。

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經濟體，其經濟社會發展呈現出一些共同特徵。一是經濟增長不穩定。二是外債過多。三是收入差距過大。四是創新能力不足。

從根源來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國家所表現出來的這些問題都是由新自由主義所帶來的。新自由主義主張私有化、市場化和自由化，使拉美和東南亞的這些國家貧富差距不斷擴大，對發達國家的經濟依附不斷加深。過度的自由化，尤其是金融自由化埋下了金融危機的種子，導致整個國民經濟陷入動盪和蕭條之中。“中等收入陷阱”本質上就是新自由主義陷阱。

如何在量的跨越之後實現經濟社會發展質的飛躍是一個更加重要的問題。雖然中國不存在“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特徵，但“中等收入陷阱”指向的主要問題，即如何從中等收入國家邁向高收入國家，卻是我們不得不正視的。

未來必須關注以下幾個問題。

中產群體需要不斷擴大。實現橄欖型社會，中等收入人群的佔比達 60%，這意味著在每月收入只有 1 000 元的 6 億人群中，至少有 4 億人的收入達到每月 3000 元，使中產群體的規模達 8 億人左右。因此，我國必須有中等收入群體擴張計劃，給農民賦權，給整個中產群體和中小企業（特別是小微企業）發展的空間。

中產群體收入水平的標準，不能按照目前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數（2022 年為 3.14 萬元）來界定。在未來 5 年或者 10 年，要想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形成中國超級市場，很重要的是中產群體收入倍增計劃。如果中產群體收入再增長一倍，那麼經濟迴圈可能會真正實現常態化，並在常態化中不斷提升。因此，我們一定要在已有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擴大需求戰略基礎上再提出一個重要戰略：收入分配戰略。它是連通供給側和需求側的關鍵通道。

我們還需要加快健全社會保障體系。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提出要“健全覆蓋全民、統籌城鄉、公平統一、安全規範、可持續的多層次社會保障體系”。可見，未來社會保障體系建設需要的是全面推進，而不再是過去的單項突破。

近年來，由於中國快速發展崛起，中美戰略衝突的風險越來越大。2012 年，美國學者格雷厄姆·艾利森根據修昔底德對歷史上“雅典勢力的增長和因而引起斯巴達的恐懼”這一事件的描述，人為杜撰出了“一山不容二虎”的“修昔底德陷阱”，指一個迅速崛起的大國與處於主要統治地位大國之間存在發生戰爭的危險態勢。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經濟、政治、軍事等綜合實力方面迅速崛起，不斷從美國等西方國家傳來所謂的“中國威脅論”，認為中國的崛起會影響和威脅到其本國的利益，試圖透過這種輿論減緩中國的發展速度或在國際舞臺上孤立中國。

中國崛起改變世界整體格局，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最為基礎性、最為核心的力量。中美大國博弈的格局已全面形成。未來 5 年是突破“修昔底德陷阱”的關鍵期，是扭轉不平衡、不對稱博弈的關鍵期。

2015 年中國 GDP 約佔美國 GDP 的 60%，中美競爭全面啟幕。

2021 年中國 GDP 約佔美國 GDP 的76.1%，創歷史新高。

2015—2019 年中國 GDP 佔美國 GDP 的比重平均每年提升 1.4%。

2019—2021 年平均每年提升 4.6%，是一個加速趕超的過程。

預計到 2025年，中國 GDP 佔美國 GDP 的比重基本達 85%，將改變不對稱的博弈格局，在同樣一個量級進行“纏鬥”，進而改變未來雙邊博弈的內涵和戰略性定位。

之所以重視中國 GDP 佔美國 GDP 的比重，是因為在大國博弈中 60% 和 85% 是分界線。60% 是守成大國全面阻擊崛起大國的重要節點，而崛起大國 GDP 一旦超過守成大國 GDP 的 85%，雙方基本上就從不對稱博弈轉換為對稱博弈，即可迫使守成大國改變單邊霸凌模式，向共榮狀態轉變。

未來 5 年是中國 GDP 佔美國 GDP 的比重從 70% 左右上升到 85% 左右的階段，也是衝突高發的核心階段。如果在這期間中國能夠扛住美國的各種遏制打壓，那麼將在 2028 年前後迫使美國做出戰略調整。

總體來說，“修昔底德陷阱”完全是由美國主導的，以美國利益為中心而杜撰出來的理論。在中國式現代化程序中，面對美國反覆無常的攻擊和壓制，中國唯有保持戰略定力，從人類歷史的經驗教訓與共同理想出發，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價值目標，突破零和博弈的霸權爭鬥，推動構建新型國際關係，為世界和平與發展注入更多確定性。

“李約瑟之謎”最早出現在英國學者李約瑟的《中國科學技術史》中，他提出了自己的疑惑：“為什麼中國古代對人類科技發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貢獻，科學和工業革命卻沒有在近代的中國發生呢？”

“李約瑟之謎”常與“錢學森之問”被聯絡起來討論。2005年，錢學森在與溫家寶交談時提出了一個問題：這麼多年培養的學生，還沒有哪一個的學術成就能夠跟民國時期培養的大師相比，為什麼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的人才？

“李約瑟之謎”與“錢學森之問”分別代表了國內外學者對中國古代科技和現代科技的關心，不約而同地指向了中國的科技創新能力。

新技術、新產品層出不窮，新技術革命與產業變革蓄勢待發，如何充分抓住科技發展的重大機遇，是擺在我們面前的重要現實問題。與之相關的一個重要挑戰是解答“李約瑟之謎”，即在政府主導下能否進行有效的創新。

改革開放40多年以來，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持續壯大，高鐵國際競爭優勢突出，光伏、風電裝機容量以及儲能、制氫規模居世界首位，在 5G、新能源、數字經濟等先進產業領域取得了突出成就，誕生了華為、寧德時代、字節跳動等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企業。在新能源汽車領域，中國成功實現了彎道超車，2023年第一季度，中國首次超過日本成為全球最大的汽車出口國。

中國正在更多領域與發達國家展開競爭，不斷提高在國際價值鏈分工中的地位。目前，世界的價值鏈分工發生了很大變化，以前它是一個三角形：美國在上端，集中於研發和金融；德國和日本在中端，集中於高階製造；中國和印度在底端，集中於製造業加工和服務加工。但現在從全球價值鏈的角度來講，中國已經開始全面替代日本和德國，與美國的差距也在不斷縮小。

當前，中美關係仍然處於歷史低點，恢復正常的經貿往來困難重重，解決“卡脖子”問題已經成為我國科技發展的主要矛盾。中國在一些關鍵技術和核心技術等方面的佈局，並非從中芯事件、華為事件後才開始，而是從21 世紀以來就開始了。這 20 年間，中國已經完成了一個技術進步和技術趕超的週期。

未來幾年，將是我們的技術在科學理論、工藝技術、產業轉化和市場盈利方面是否具有可行性的檢驗期，也是我們近 700 項“卡脖子”問題逐步解決的關鍵期。

同時，我們應該認識到，“卡脖子”絕不意味著技術落後，而是技術快速進步、挑戰加大的產物。面臨美國的打壓我們不應該悲觀，實際上這是我們持續進步、改變現有格局所帶來的結果。作為挑戰者，我們應該持一種相對樂觀的態度。

20 世紀六七十年代，美國將資源密集型和勞動密集型產業向國外大量轉移，製造業的工作崗位不斷減少，從事製造業的工人不得不向服務業轉移。這種勞動力從生產率相對進步的製造業向生產率相對落後的服務業大規模轉移，其背後折射出來的經濟問題被美國經濟學家威廉·傑克·鮑莫爾稱為“鮑莫爾病”。

近年來，我國服務業快速發展，勞動力大量向服務業轉移的現象引起很多人對我國發生“鮑莫爾病”的擔憂，中國式現代化的全面推進需要警惕“鮑莫爾病”給我國產業體系健康發展帶來的不利影響。

部門之間生產率差距擴大、服務業成本快速增長與勞動力向服務業轉移三者都是“鮑莫爾病”出現的徵兆和跡象，三種經濟現象之間並非簡單線性的決定關係，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著互為因果的關係。結合這三種跡象，我們可以初步判斷“鮑莫爾病”是否在中國現身。

部門之間生產率差距擴大——我國服務業的勞動生產率顯著低於第二產業。以 2015 年為例，按 2010 年不變價格和當年價格計算，我國服務業勞動生產率分別相當於第二產業的 68.7%和 87.5%。

服務業成本快速增長——在服務業產值快速增長的同時，服務業成本迅速攀升，尤其是勞動力價格呈現較快上漲的態勢。2009—2021 年，我國城鎮非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從 32244元上漲到106837元，平均每年增長10.50%。

與勞動力向服務業轉移——2021 年，服務業就業人員達35868萬人，佔全國就業人員總數的48.0%，較2012年提高11.9%。與此同時，我國的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的就業人數總體呈現下降的趨勢。

透過對這些資料進行研究，我們基本上可以承認“鮑莫爾病”在我國確實存在的事實，但是不能簡單地認為我國必將陷入“鮑莫爾病”的困境。

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提出了我國要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堅持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推動先進製造業和現代服務業深度融合，推動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這些舉措是我們逆轉“鮑莫爾病”的根本途徑，將為中國式現代化的全面推進奠定堅實的產業基礎。

1973年，美國經濟學家查爾斯·金德爾伯格提出，在全球權力轉移過程中，當時的新興大國美國沒能接替霸權國英國承擔全球治理的責任，最終導致經濟衰退和世界大戰。這一觀點後來被其他學者概括為“金德爾伯格陷阱”。

當今世介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國也進入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並存的時代，在完成未來 5 年各專案標過程中，可能會面臨“金德爾伯格陷阱”的挑戰，即全球公共產品缺失、全球治理體系崩塌所導致的“世界叢林”現象，以及各種防護成本急劇上揚的挑戰。

經濟格局的變化導致世界治理體系的變化。全球治理問題的核心不是“由誰來主導”，而是“為了誰來主導”。高成本時代已經到來。人類進入了一個大時代，這個大時代不僅是逆全球化、地緣政治惡化的時代，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它還是一個高成本時代。

第一，病毒與人類共存，導致各種健康防護成本急劇增加。人類擺脫了新冠肺炎疫情的衝擊，使疫情常態化，但病毒與人類共存，一定會給人類增加健康防護成本。

第二，逆全球化導致的技術創新成本和貿易成本大幅上升。中美貿易衝突全面拉響，直接使各個國家對於傳統分工體系，即過去 30 年以垂直分工為主體的供應鏈、價值鏈的構建提出了全面的反思，世界必須更加註重安全而非單純的效率。所以，各個國家都在構建自己的內部大迴圈，並對關鍵核心技術制訂“備胎”計劃。

第三，各國綠色轉型加速，綠色轉型是一個成本概念。在全球碳達峰、碳中和目標基本實現的過程中，綠色成本大幅度上揚，很多國家將綠色金融的增速指標作為重要政績，增速都是兩位數，但這表明世界經濟的成本在急劇增長。

第四，區域衝突常態化導致地緣政治惡化，防務支出的增長在俄烏衝突下表現得非常明顯。雖然防務支出增長有可能在短期裡成為 GDP，但大量的防務成本特別是戰爭消耗的成本，一定會成為人類的負擔，而不是人類進步的動力。

第五，高債務與高利率帶來高還本付息。原本雖然是高債務，但由於低利率或者零利率，還本付息壓力並不高。然而，美聯儲連續加息超過 400 個基點所帶來的衝擊是前所未有的。

這五大因素疊加全球老齡化導致的勞動力短缺與工資聯動機制的出現，就大致可以得出一個結論：人類在未來一段時期將在這種大變局中步入高成本時代。

高成本時代，國際公共產品供給問題更加突出。隨著新時代的到來，在全球經濟增長能力下降的過程中出現了結構性分化，各國增長動能也出現了結構性變異。高成本導致高通脹和低增長，競爭的關鍵在於成本控制。而成本控制依賴於技術進步、制度最佳化和調整，以及整個產業鏈供應鏈的戰略性佈局。

若能在這幾大成本控制上取得優勢，就能夠在國際競爭中拔得頭籌。在這種思路下，我們再來思考中國的戰略定位，我們需要正確認識國家發展與國際責任之間的關係，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為價值導向，構建並踐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