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和狗》
4月13日，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秘魯作家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離世。
在很長一段時間裡，聊起略薩總會提起馬爾克斯，他們之間有一種複雜又雋永的關係，而他們都是拉美文學爆炸中非常重要的兩位作家。
略薩和馬爾克斯曾經關係很好，但是到了後來，準確地說是到了1976年，略薩打了馬爾克斯一拳，他們的友誼終結了。
今天，我們透過作家蔣方舟和西安外國語大學的副教授、拉美文學譯者侯健的視角，來聊聊這位作家。他不僅僅是馬爾克斯相愛相殺的CP，還是一位勇敢驕傲、火熱正直的文學鬥士。
來源 | 播客《一寸》
對談 | 蔣方舟×侯健
01.
拉美文學爆炸的開端
蔣方舟：中國讀者或作家接觸到拉美文學爆炸應該都在八九十年代之後，其實並不是和拉美文學爆炸的現場同時發生的。在你看來，拉美文學爆炸的起點是哪一年？或者有沒有一個標誌性事件？
侯健：拉美文學爆炸並不像超現實主義運動，有一個明確的宣言和標誌性事件。拉美文學爆炸的標誌性事件反而挺多的。
蔣方舟：所以不知道哪個是起點。
侯健：對。在不同的文本里（有不同的解讀），比如何塞·多諾索的《“文學爆炸”親歷記》，他可能認為六十年代初，在智利的康塞普西翁召開的拉美知識分子大會是文學爆炸的起源。
因為在這個大會上，大家第一次有了所謂的拉丁美洲意識。在此之前，阿根廷作家、智利作家、秘魯作家都是分開的。但是在那次大會上，大家開始公開地討論拉丁美洲的命運。
此外也有人認為，拉美文學爆炸和開啟歐美市場的大門有關，它開始被其他語種，尤其是英語世界的國家所接受。
蔣方舟：是《百年孤獨》打開了歐美市場嗎？
侯健：《百年孤獨》有點晚了，有人認為是略薩的作品。他的《城市與狗》在60年代初得了西班牙的簡明叢書獎，然後在西班牙出版，這被視為一個標誌性事件。
因為西班牙作為曾經的宗主國，在文化、文學上一向有著比較強勢的態度，然而60年代初把簡明叢書獎頒給了當時默默無聞的秘魯作家。
從略薩開始，不斷有拉美作家獲得西班牙的文學獎項，因此大家認為《城市與狗》的出版是拉美文學爆炸的標誌性事件。
還有人認為，1959年古巴革命勝利標誌著拉美文學爆炸開始，所以這件事確實沒有定論。有人用意識形態的標準去看，有人從作品本身的傳播度去看。
蔣方舟：有非常多偶然性在其中。但大家的共識是，它跟古巴革命的勝利有非常大的關係，因為古巴革命的勝利讓全世界的知識分子看到一個社會發展的另外一種可能性。
侯健：對，又有偶然性，又有必然性，我們無法預知古巴革命會在那個時期勝利。
蔣方舟：略薩的文學滋養來自哪裡？
侯健：最直接的文學滋養來自法國文學，尤其是福樓拜，略薩特別喜歡福樓拜的作品。略薩去年正式加入法蘭西學院，當選為“不朽者”。這是法蘭西學院幾百年歷史上唯一一個從來沒有用法語寫作的院士，是很難得的成就。
你看略薩的文學發展脈絡，他從小就開始讀凡爾納、大仲馬，然後在成長的過程中，讀雨果、薩特，當然福樓拜對他的影響是最大的。因為略薩本人的寫作也以對寫作技巧的雕琢思考著稱，而福樓拜又是現代小說的創始者，他可能是第一個意識到敘事者的作用，意識到寫作技巧的人。
所以我覺得對略薩影響最大的是法國文學，當然還有繞不開的福克納，其他作家比如海明威也有一些影響，但是就還好。
蔣方舟：從馬爾克斯到略薩，包括其他拉美文學爆炸中的主將，你是否會覺得他們還是攜帶了西方文化的基因，所以六十年代拉美文學會在西方引起那麼大的反響，因為西方知識分子在他們的書寫中辨認到自己？
侯健：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視角，我覺得是有影響的。尤其是他們運用到西方讀者已經比較熟悉的技巧，而拉美讀者當時可能還不見得能很好地接受這些東西。
再加上他們的書又是西班牙的出版從業者在推動，有人會把拉美文學爆炸當作一種陰謀論似的出版業營銷。
蔣方舟：那出版社或出版機構能做出怎樣的動作呢？
侯健：例如文學獎項的頒發，以及文學代理人，ta們會全權打理作家的翻譯和版稅。馬爾克斯的文學代理人卡門·巴爾塞斯就非常厲害和強勢。
不管是拉美文學還是西語文學在中國的出現，從09年到現在已經出了很多種類，這背後離不開卡門這樣的人的推動。
《百年孤獨》
所以我覺得拉美文學爆炸也離不開這類運作。另外這些作家之間也形成了小團體。有人說文學爆炸裡的幾個作家是一個黑手黨。他們會互相誇讚，你誇我，我誇你。
四主將裡的其中一位，卡洛斯·富恩特斯，他出身很好，一直當外交官，很有錢，圈子裡認識很多朋友。他會不斷在圈子裡推這些人的書。我覺得拉美文學爆炸中存在這種複雜的關係。
蔣方舟：還是得抱團，但這裡的“抱團”是一箇中性詞。一群拉美小夥子成了大叔，在話語權相對失勢的環境下，是需要透過抱團來獲得某種聲勢。
而且我們對於六十年代的想象，就是一個左翼文化非常興盛的年代。那個年代有滾石，有甲殼蟲，有全球年輕人的各種左派行動。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拉美這種左翼的意識形態，當然會吸引到從知識分子到年輕人的追捧。
拉美文學爆炸是不是也受益於西方知識分子，像薩特他們這種左派知識分子，對於整個拉美政治的關注和好感呢？
侯健：一定是受益的。不過我覺得加繆可能做得更多一點。像作家薩瓦託，他棄物（理）從文寫了一部非常精彩的中篇小說，叫《隧道》，但是在拉美沒人願意出。
你想，一個理科生過來寫我們文學作品，誰會願意出？最後大家發現他，還是因為加繆的推薦。加繆發現他寫得很好，開始推薦給法國的出版社，後來就翻譯成法文等等。
另外，六十年代的西方雖然文化比較繁榮，但是在文學方面有過一些空檔期。尤其像西班牙這樣的國家，它處在弗朗哥的統治之下，本土文學衰弱。這些又是偶然和必然的碰撞。
02.
文學雙星，從摯友到決裂
蔣方舟：說回拉美文學爆炸，略薩其實是較早與古巴革命保持距離的作家，很多其他的拉美作家，是在1968年布拉格之春後才開始的。
侯健：這批拉美作家對古巴革命有一些理想化的設想，以略薩為代表，支配他行為的不是某種意識形態，而是對人的價值、自由和平等的追求。
他們本以為古巴革命絕對不會出現這方面的問題，當布拉格之春爆發，跟卡斯特羅的立場不同的時候，內部不可避免就會出現裂縫。
蔣方舟：我跟略薩可能有著相似的心路歷程。誰年輕的時候沒有迷戀過薩特那種激情澎湃的關於左派的、浪漫的、革命的想象？但是當你發現他為了自己的理念罔顧事實，或者做一些合理化辯解的時候，會覺得他好像不如你想象得那麼正直。
侯健：這也是略薩和薩特分道揚鑣的最主要的原因。從70年代初開始，文學爆炸能夠產生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巴塞羅那取代了巴黎在文化圈中的地位。馬爾克斯、略薩、多諾索都住在巴塞羅那，住得也很近，這背後有卡門不斷攛掇的功勞。
但是這種友情出現了裂痕，略薩74年搬回秘魯居住，一直到76年打馬爾克斯一拳，中間兩年兩人就沒見過面。一切的開始可能就是跟古巴革命、帕迪利亞事件有關。
蔣方舟：這兩個文壇雙星之間情誼的變化，是文學史上最悽婉的一段，我覺得也很符合耽美小說的人設。馬爾克斯有點大器晚成，他在寫《百年孤獨》的時候甚至貧困潦倒。而略薩22歲就寫了非常厲害的長篇，31歲就得了拉美最重要的文學大獎。
一個文壇蘇乞兒，一個文壇貴公子，他們的相遇本身就是一個浪漫、美好、戲劇化的開端。
《百年孤獨》
侯健：略薩最早讀馬爾克斯，就是在巴黎讀《沒有人給他寫信的上校》的法文版，他覺得寫得這麼好。後來他們當了三四年的筆友，直到1967年羅慕洛·加拉戈斯獎頒獎才第一次見面。
馬爾克斯的文字和他私底下的本人不太一樣，他的文字很容易交朋友，很容易抓到別人。他也會避免衝突，很擅長講別人愛聽的話。我認為略薩構建了一個並不真實的馬爾克斯的形象，兩個人後來當了鄰居，可就瞞不下去了。
蔣方舟：所以在信裡，馬爾克斯給自己營造的是什麼形象？
侯健：風趣、幽默、詼諧，很會講故事，看上去挺有正義感，在那些事件上的立場和略薩好像也比較趨近。
後來當了鄰居，有一次略薩家裡來了兩個朋友，想找馬爾克斯簽名。略薩就把馬爾克斯叫去了，發現他穿著寫作時習慣穿的一身工作服，腳上穿的兩隻襪子還不一樣。馬爾克斯簽完了就要走，說要去看電影。
略薩不太高興，就問他，你就穿成這樣看電影？馬爾克斯說，我就是要去嚇唬嚇唬那些資產階級分子。
兩個人本來在性格和處事上就有差異，還有政治觀點上的分歧。關於略薩打馬爾克斯的那一拳，略薩曾經公開表態說不是因為政治分歧，但我認為政治一定是影響因素之一。
包括零幾年的時候馬爾克斯幫卡斯特羅說話，說卡斯特羅是自己的朋友，後來略薩直接管馬爾克斯叫“卡斯特羅的寵臣”。
蔣方舟：馬爾克斯可能一輩子再也沒有找不到像略薩這麼懂他的朋友了。略薩花了三年的時間研究馬爾克斯，這是何其珍貴的友誼，在文學史上絕無僅有。
略薩以同樣的文學熱忱去看待所有人，沒有高下之分。他不會因為某個人離我太近就避嫌，也不會因為跟某個人存在競爭關係就拉開距離。
侯健：雖然略薩用“卡斯特羅的寵臣”稱呼馬爾克斯，但每次有記者問他拉美文學哪個作家寫得最好，他都會提到馬爾克斯，哪怕兩個人已經決裂了。
03.
文學是一種絕對獨立的事物
蔣方舟：也許中國文學也存在過這樣的時期，餘華非常年輕的時候讀了張新穎給他寫的一篇評論長文，在枕頭邊放了三個月。
就我瞭解，這種關係在中國現當代文學裡已經不復存在了。要麼就是避而不談，要麼只在心裡批評，為了臉面不講出來。更多的是朋友圈互相點贊，維持一種表面上的和氣。
這種表面上的和氣，在我看來是沒有生命力的。一個生機勃勃的文學生態就是有毫不吝嗇的表揚，也有毫不剋制的批評，二者必須同時存在。批評並不會動搖文學的核心，它就像火焰一樣，因為更多的風越燒越旺。
所以在這一點上，我覺得略薩確實是文學生態當中非常健康、有力量的一種聲音。
侯健：非常可貴。拋開文學，他對於時事的批評也是。他在90年代初猛烈地批評秘魯藤森政府，被威脅撤銷秘魯國籍，這才去申請西班牙國籍。當然，他的批評我們不見得完全都認同，但他本身是很寶貴的。
《傷心的奶水》
23年略薩宣佈封筆，我很失落。之前他每隔兩週都會在西班牙《國家報》發表專欄文章，你可以就他的想法展開更深入的思考。他不寫專欄可能比他不寫小說還讓我感到失落。
蔣方舟：系統性地瞭解拉美文學爆炸始末之後，我會覺得略薩是一個聲名被埋在陰影之下的作家。在中文網際網路，他打馬爾克斯的那一拳被定格，這種評價沒有那麼公平。
中國文學有一個特別有意思的現象，所謂的豐年之後就會有饑年。這個狀況在拉美也同樣存在嗎？
侯健：肯定是存在的，文學爆炸之後那一批作家很慘，ta們被叫做“爆炸後一代”作家。直到90年代，他們頭頂的這些雲還在那兒。四大主將中，科塔薩爾1984年去世，其他的都是到21世紀。
Ta們不斷有新的作品出來，哪怕有的作品不見得那麼精彩，從出版業的角度還是會更傾向於出版他們的作品，而不是年輕一代作家的作品。
所以拉美出現過幾個文學團體，暗諷文學爆炸，是新生代作家壓抑情緒的一種釋放。我們想到爆炸後的那批作家，能夠一下子跳到腦海中的也就是幾個人，形不成一種強大的力量。甚至像伊莎貝爾·阿連德，頭上一直頂著“穿裙子的馬爾克斯”的綽號。
但是進入21世紀之後，70後、80後這一批作家進入了一個消費時代、全球化時代，寫作題材跟爆炸一批的作家開始不一樣了。Ta們關注個體化的生活、家庭、愛情，女性作家群體出來很多人。
蔣方舟：你覺得什麼時候西方的目光或者世界的目光會再次轉移到拉美？
侯健：這個太難判斷了，每年諾貝爾要頒獎的時候，我就去想西語文學界這些能夠得獎的。上一個就是略薩，已經是15年前了。
蔣方舟：也許我們可以期待著文學標準的多元化，就是你進不進那個文學的聖殿沒有那麼重要，因為你擁有一個自己的文學的聖殿。
侯健：對，我們還是首先要跳出一些故事思維，跳出一些圈子。獨立的審美標準、審美意識、思考判斷能力，這些也很重要。
蔣方舟：說到最後，我依然覺得文學也許是這個世界上最獨立的一種力量和聲音。它既獨立於大眾輿論，又獨立於任何的意識形態和政治宣傳，又獨立於人們的喜好和消費習慣，我覺得它應該是一種絕對獨立的事物。
希望大家看到拉丁美洲這個大陸，我們不能因為馬爾克斯這顆過於璀璨的明星，而忽略到其他的作家；我們也不應該因為一個過於璀璨的文學爆炸的時代，而忽略掉大陸上新的發展、新的探索。
希望每個人都能從閱讀拉美文學當中獲得樂趣，找到自己喜歡的那顆心。
《傷心的奶水》
尾聲.
蔣方舟的話
對談結束的時候，我和侯老師已經聊了六七個小時，精疲力盡，但是走在夜色的校園裡，說到略薩，侯老師的興趣依然非常高。他聊到了略薩在疫情之後的身體情況，也聊到了自己對這幾年爭議當中的略薩的理解。
我記得當時看著侯老師，心裡在想，這就是每個作家都夢寐以求的讀者。他不僅是作品的閱讀者，同時也成為了作家人生的閱讀者。
就好像作家在另外一個人的人生當中從來沒有離開過，而是始終在一個人視野的前方。作家每走一步留下的腳印和痕跡都成為了另外一個人、一個讀者的人生的指引。如今作家去世了，他的話語和思想都停止了。
記得之前我和一個朋友聊死亡是什麼？為什麼死亡讓我們如此恐懼？我的朋友說，死亡就是世界上對著你的那臺攝像機永遠地關上了。作家死了，攝像機關上了，他的腳步不再繼續，而是消失在地平線的盡頭。
可是我想，無論在荒漠的中心，在黑暗裡，在深淵當中，作家的指引可能從未消失過。作家的書寫教給人如何在苦難當中保持歡欣，在混沌當中保持正直，在歲月的監獄裡依然要歌唱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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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方舟全新個人播客《一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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